敦煌藏經洞是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經洞開鑿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為當時河西都僧統洪辯的影窟。此窟建于晚唐大中、咸通年間（851-862年）,位于16窟甬道北壁，初建時是敦煌高僧統洪辯（注1）的影堂（紀念堂）。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歷1900年5月26日），甘肅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箓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共五萬余件。但腐敗的清政府未能對其進行應有的保護，致使此后藏經洞中的大批敦煌市遺書和文物被英、法、日、美、俄等國探險家盜竊掠奪，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運至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
藏經洞被認為是人類文化史上的重大發現之一，保存了公元4至11世紀的寫本刺繡、絹畫、法器等各類文物近6萬件，“方面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可謂是“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古代學術的海洋”。它又成為分別研究起自東漢、中經兩晉、北魏、西魏、梁朝、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下至元朝、涵蓋各朝代文明的重要資料。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獻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重要的發現，敦煌學家姜亮夫教授認為“整個中國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現出來”。
歷史沿革
敦煌市在中國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鎮。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雇用敦煌貧士楊果在清理第16窟時，發現墻壁后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量約5萬余件。佛書占敦煌文言文文獻的百分之九十左右。1907年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首次來到敦煌，從藏經洞取走經卷600多件，裝滿了5大箱。1910年清廷下令把剩余的敦煌卷子運往北京保存，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敦煌，并從王道士隱藏的寫本中買下570余件寫本、繪畫等。
發現
藏經洞是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被莫高窟主持王道士（王圓箓）發現的，洞內藏有從公元4至11世紀的各種歷史文本、絹畫、刺繡等文物5萬多件。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來到莫高窟之時，王道士已伴隨藏經洞又度過了7個春秋。在這7年中，除官員拿走部分經卷外，王道士對藏經洞看守得很緊，散失的卷子很少。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經洞，想了很多辦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見，弄得斯坦因束手無策。后來他了解到王道士對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裝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騙王圓箓(王道士)，說他是沿著唐玄奘西天取經的路來的，這一招很靈，是宗教信仰把他們的思想溝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個真誠的信奉者，而斯坦因顯然只是為了達到騙取藏經的目的。
原因
據分析，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愿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按理說，斯坦因走后就應該引起中國人的重視，尤其應該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國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態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隨意出售藏經洞的文物。1908年法國的漢學家保羅·伯希和來到了莫高窟，從王圓箓手中賣走6400余件寫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漢文，所以他挑選的卷子更有價值。伯希和將這些遺物運往法國時，在北京將其部分卷子裝裱，并且在六國飯店展覽了這些文物。1914年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再次來到敦煌市，又從王道士手中買走經卷620多件，裝滿了5大箱。在此期間，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羅斯的鄂登堡，美國的華爾納等人先后從莫高窟買走了不同數量的經卷。這些人如此行事，也從來沒有受到任何限制。
盜竊
從此，列強國家的文化間諜打著探險考古的幌子，紛紛來到了敦煌盜竊歷史文物。幾年工夫，一批批價值連城、堪稱國寶的絹畫、麻布畫、木版畫、經文以及各種文字的手寫本，均流失到了海外。在我國有志之士的再三敦促下，清政府才將剩余部分的文物解送入京，妥為保管。列強國家的文化間諜見敦煌市莫高窟能隨意帶走的文物沒有了，便把目標轉向了洞窟內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壁畫。
華爾納
但是到華爾納來到莫高窟時，王道士的心情與做法就完全不一樣了。北京大學的陳萬里先生在他隨華爾納第二次赴敦煌市“考古”的《西行日記》中有相關的記載，從中我們可以窺知一二，他在1925年5月10日記到：“翟蔭君在酒泉市復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為老周。老周前年曾隨華爾納、翟蔭二君赴肅州北黑城子及敦煌傭工數月。今日告我華爾納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銀七十兩，作為布施。華經洋布和樹膠粘去壁畫得二十余幅，裝運赴京，周之助力獨多，特附記于此。”當時藏經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存貨也早已銷售一空，華爾納便轉移目標，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畫和彩塑，他給王道士一點小禮物，施舍一點銀錢，王道士就對華爾納粘貼破壞壁畫和搬走彩塑視而不見，一點點也不心疼，是懷他所倡導的修補佛窟、推沙掃窟，并不斷以保護千佛洞而向老百姓化緣的行為完全背離，因為華爾納的行為完全是破壞的強盜的做法，從某種程度與情形上來講是與其它各西方盜寶者有所區別。華爾納在第二次的考察計劃中就有整窟的搬遷計劃，甚至想讓莫高窟成為空洞，毫無價值，其狼子野心可謂昭然，強盜的咀臉也掙獰可惡。王一貼居然仍對此可以熟視無睹。
張大千
這里要提一下張大千，國外強盜掠奪以后的藏經洞，仍有大量壁畫，張大千在敦煌市臨摹期間，私自剝落上層壁畫以觀察歷史更久遠被覆蓋的壁畫，造成了很大的損失。而他本人臨摹的作品，筆力萎靡，用色模糊，只是三流作品而已。張大千為滿足一己的好奇心，損害文物，為后世唾棄。
建設背景
由于藏經洞封閉了近千年，這個謎便堪稱千古之謎。敦煌學專家、學者鉆進浩如煙海的敦煌遺書資料中仔細地查閱，從未找到解謎的文字記載，只好另辟途徑，根據其他歷史資料進行推斷，提出了多種假說，試圖解開這個千古之謎。主要說法有這樣幾種：
避難說
認為這么多經卷和遺書被藏于石室中被封閉，是莫高窟的僧人為躲避戰亂，使經卷遺書免于戰火而存放的。這種說法最早，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較多。但在具體封閉時間上又各不相同。
最有代表性、較普遍的說法是，宋初西夏人占領敦煌市之前，千佛洞下寺的僧人為躲避戰亂，臨走前便把經卷、佛像、雜書等藏入洞內封閉。待戰亂過后再回來啟用。誰知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無音訊，此洞便成為無人知曉的秘密。
又有一種說法把封閉時間定為宋紹圣年間（1094～1098年），認為藏經洞的封閉與伊斯蘭教的東傳有關。當時，信仰伊斯蘭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贊同。這一消息傳到敦煌，佛教徒們驚慌失措，恐懼萬分，便采取保護措施，將莫高窟的經卷、佛像、文書全部集中堆放過石室封閉，免受其害。
還有宋皇佑之后（1049年）說，曹端妃封閉說，元初說，元明之際說等，均為逃避戰亂說。
廢棄說
認為這些經卷遺書都是當時敦煌市僧眾拋棄無用的廢品。因佛經眾多，為尊重佛法佛典，這些用過的經品既不能丟棄，也不能燒毀，只好用這個石室封存起來。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逃避戰亂的說法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這是因為藏經洞內沒有整部大藏經和其他珍貴物品，大多是殘卷斷篇，夾有不少疑偽經，甚至還有不少錯抄的廢卷和涂鴉之雜寫，乃至作廢的文書與過時的契約等等。在藏經洞封閉時，即曹宗壽當政時期（1002～1014年），敦煌僧侶已向內地請求配齊了大藏經。并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銀字大藏經，還有錦包裹、金字題頭的《大般若經》。如果是避難，那么這些珍貴的東西理所當然應該珍藏于石室中。為什么整部大藏經沒有被收藏反而收藏的是殘經破卷？因此，其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為了避難，而是這些東西在當時實在沒有實用價值被廢棄了。
書庫改造說
持這種說法的學者認為，大約公元1000年左右，折頁式的經卷，已從中原傳到敦煌市。因閱讀、攜帶方便，受到僧侶們的青睞。因此，將藏書室使用不便的卷軸式佛經以及許多雜物一并置于石室封閉。
以上有關藏經洞的封閉時間和原因，眾說紛壇，莫衷一是，迄今仍無定論，有待進一步挖掘旁證資料，解開藏經洞封閉之謎。
廢棄說中。關于避難時為什么珍貴的東西一定要藏在石室中的說法顯然不對。避難時往往是把所有能藏的東西都收起來，一是來不及收拾，其實，這些好東西可能存放的地方不一樣，也可能當時被其他國家借去，也可能被搬運的人路上偷拿下，有許許多多的可能。殘經破卷這個詞也顯然不對，因為在學術上，這個詞是相對詞，也就是說，他是相對某個人主觀來說，不同地區可能會出現不同版本，更何況是一個在敦煌市這么復雜的地區。
藏經洞的各種線索及頭緒隨著時代及科學的發展有的一定的梳理和完善，對于藏經洞未解的秘密，需要按照一定的假設及推理線索進行，這樣才極有可能讓真相早日大白。
旅游信息
原為晚唐河西釋門都僧統洪辯的禪窟。洪辯圓寂之后，弟子將禪窟改為影堂（紀念堂），同時在其中塑造了洪辯的真容像，繪制供養壁畫，立《告身碑》以作紀念。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圓箓偶然發現此窟。敦煌藏經洞文物的出土，刻本和佛教藝術品，起自東漢，下至元朝，歷時七個世紀。所使用的文字以漢文最多，還有藏文、金玉國[tián]文、突厥文、回鶻文、梵語、粟特文、希伯來語、西夏文、蒙古文、吐火羅文等多種文字，成為研究這些古代民族語言文字和民族歷史、宗教、文化的珍貴資料。內容涉及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哲學、宗教、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諸多方面。
參考資料 >
莫高窟第17窟.敦煌研究院.2024-03-19
莫高第17號窟 – 藏經洞(晚唐).敦煌莫高窟.2024-03-19
武則天時期宮廷寫經略考.光明網.2024-03-19
紀念藏經洞發現120周年論壇:敦煌顯學，匯聚敦煌.澎湃新聞.2024-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