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劍橋之爭是從20世紀50年代起，后約翰·凱恩斯學派中兩個主要學派之間展開的一場持續20多年的論戰。論爭的焦點是爭奪凱恩斯主義的正宗地位。論戰的一方是以美國的保羅·薩繆爾森、托賓和羅伯特·索洛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他們以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附近的麻省理工學院為大本營; 另一方是以英國羅賓遜夫人、尼古拉斯·卡爾多等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以英國劍橋大學為大本營。由于兩方代表人物均同兩個學術名城“劍橋”有關，所以，西方經濟學界將雙方的這場論戰稱為“兩個劍橋之爭”。雙方在凱恩斯主義的主要問題上存在深刻的意見分歧，涉及面很廣。
基本介紹
“兩個劍橋之爭”所囊括的理論內容和范圍，是從資本理論開始，進而擴展到價值理論、配置理論、分配理論、增長理論、發展理論、積累理論、效用理論、行為理論、均衡理論、數理方法論、國家干預論、制度理論、預期理論、建模理論等等。“兩個劍橋之爭”涉及的經濟思想體系，則是從古典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從新古典主義到約翰·凱恩斯主義。“兩個劍橋之爭”的實質是如何進行經濟理論研究或如何發展現代經濟學的問題，但是在形式上卻表現為作為后凱恩斯主義的兩個支派怎樣做才能真正繼承和發展凱恩斯理論的問題。
這場爭論的背景是，在戰后，新古典綜合派把凱恩斯經濟學所討論的國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觀變量用生產函數進行解釋，即現在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而新劍橋學派則是把凱恩斯經濟學與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卡爾·馬克思強調“社會經濟關系”分析的古典傳統聯系起來，試圖表明財產所有權和收入分配對這些宏觀變量的作用。 1953年，羅賓遜提出了在總量生產函數中那些異質的資本品如何加總的問題。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產商品》一書中采用兩個部門（多部門）模型證明，新古典生產函數只能用在單一產品模型中，一旦用于兩個部門（多部門）模型，由生產函數所推論出來的新古典理論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這種邏輯一致性問題對于新古典理論顯然是重要的，由以保羅·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在60年代開始應戰，雙方第一回合的交鋒是以1966年薩繆爾森宣布無條件投降告一段落。
在隨后的1969年，羅伯特·索洛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中可以避開這種加總問題而保持新古典理論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種資本品都作為一種生產要素。
對于這一問題，新劍橋學派在70年代做出回應，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論中不存在統一的利潤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顯然只是回避了加總問題，因為這意味著將不能再使用總量生產函數。
在60-70年代，新劍橋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很快從資本測量擴展到增長理論和收入分配理論等更廣闊的領域，批評的有效性在爭論的過程中不斷得到澄清和證實，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加入到英國劍橋學派的行列。同時，新劍橋學派開始通過復興古典學派和卡爾·馬克思經濟學、并吸收卡萊茨基的理論試圖重建經濟學體系。
雖然在這種邏輯爭論中新劍橋學派取得了優勢，但人們很快發現，這種異質品加總問題在新劍橋學派試圖重建的理論體系中同樣存在，如他們試圖復興的古典理論中存在著大衛·李嘉圖的“尋找不變的價值尺度”和馬克思的“轉型問題”，即李嘉圖和馬克思的命題也只能在單一產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論到兩種（多種）產品模型，保羅·薩繆爾森發表多篇文章表明馬克思在“轉型問題”上邏輯不一致，與此相聯系的是關于“帕西內蒂悖論”的爭論，即由薩繆爾森等人提出的，新劍橋增長模型依然不能脫離生產函數，新古典經濟學家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
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英國劍橋學派一些重要的經濟學家羅賓遜、斯拉伐和尼古拉斯·卡爾多等人相繼去世，有關劍橋資本理論的爭論似乎也中止了，就整個經濟學界而言，這些經濟學家以及他們的著作似乎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比如，從80年代晚期以來蓬勃發展的經濟增長理論仍然廣泛地應用總量生產函數和邊際生產力論，而對其中包含的邏輯悖論根本未予考慮。
哈考特(1995)認為這種忽略就其膽大和傲慢而言是非常令人驚訝的，這反映了在理論界處于統治地位的主流經濟學所具有的“無情的”的統治力。我們這里想加入的解釋是，羅賓遜、斯拉伐和尼古拉斯·卡爾多是在30年代就成名的經濟學家，在經濟學界的名聲和輩分遠高于保羅·薩繆爾森等人，一旦他們去世了，再進行這種研究可能就沒有人給錢了或不能使文章發表，你如果不能在大學里得到職位是不可能進行這種研究的。
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有兩個方面。
其一是，盡管新劍橋學派采用異質品模型表明了新古典理論中存在著邏輯悖論，但這種邏輯悖論產生的原因卻沒有被揭示出來，薩繆爾森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在承認邏輯悖論存在的前提下，用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這種邏輯悖論只是出自于技術關系，約翰·希克斯（1973年）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而在劍橋資本爭論中人們又很少能找到這種邏輯悖論（技術再轉轍）的經驗例證，從而在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這種技術再轉轍的重要性是值得懷疑的。加之爭論又異常復雜，以至很少有人能夠理解。
其二是，新劍橋學派經濟學家也不十分清楚資本理論的邏輯悖論的問題究竟出在那里和其意義何在，其中的重要一點是，他們同樣認為國民收入核算體系的統計變量是實物的統計，只不過試圖把社會關系的因素加到經濟分析中來，即如羅賓遜所表明的技術關系與社會關系的相互作用，當人們對斯拉法加入利潤率的投入產出模型（馬克思的生產價格模型）僅僅做出相對價格的解釋時，也必然會把技術關系與社會關系攪在一起，從而難以理清這種爭論的邏輯并建立新的理論。當沒有一種新的理論能夠與新古典理論相競爭時，經濟學家對現實的解釋只能按照新古典的方法，以免出現理論的真空，即在劍橋資本爭論的邏輯被澄清和能夠取代新古典理論的新的理論出現之前，人們是不會放棄新古典理論的，因為邏輯悖論雖然存在，但并不一定是重要的或致命的。
然而，如我們前面的全部分析所表明的，劍橋資本爭論所揭示的邏輯悖論對于新古典理論是致命的，主流經濟學錯誤地使用了國民收入核算的統計資料，誤把它們作為由生產函數所決定的實際變量。如在劍橋資本爭論中所表明的，不只是資本領域的問題，只要涉及到這些統計資料分析的領域，采用新古典理論的分析都會產生邏輯悖論。而理清這種邏輯悖論的關鍵就在于明確這些總量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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