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舊譯《澳門月報》，是西方傳教士在清末中國創辦的一份英文期刊。由美部會的傳教士裨治文創辦于1832年5月，主要發行地點是廣州市。《中國叢報》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一度搬到澳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1845年再移回廣州。除了創辦者裨治文之外，1833年美部會另一位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開始在廣州負責處理《中國叢報》的刊行事項。1847年之后，該刊的編撰即由衛三畏代裨治文負責。1851年12月停刊。
宗旨目的
主要是為歐美列強提供有關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理等方面的情報，為武力侵略中國服務。
報刊簡介
《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由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廣州市創辦、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第一份英 文月刊。它創辦于1832年5月，停辦于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中國叢報》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詳細記錄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這份刊物的原本已經很難一見，稍微常見的是日本一家出版社（Maruzen Co., Ltd）于1941年出版的影印本。
創辦背景
1829年9月23日，裨治文接受美部會差遣，與“海員之友社”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一起，前往中國廣州。在奧立芬的安排下，裨治文和雅裨理住在黃埔港的美國商行內，馬禮遜父子幫助他們熟悉廣州市情況，很快，馬禮遜就和他們成為密友。裨治文為了實現其傳播基督教福音、了解中國的理想，決心“立意傳道，方曠覽諸俗，以驗生平所學之是，兼以予所見所聞者，播之異土”。他認真研習中國文字和語言，對此馬禮遜全力支持，除介紹自己的中文老師幫助裨治文學習中文外，還推薦他的助手梁發協助裨治文工作。
裨治文到廣州后，清朝的禁教政策沒有改變，雖然環境較馬禮遜初來時有所改善，但外國人的活動仍然受到嚴格限制。裨治文并沒有因中國的禁教政策而放棄信念，他極力為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而奔走。裨治文在廣州市努力傳教，在馬禮遜父子的倡議和鼎力支持下，裨治文和歐美來華傳教士一道于1832年5月創辦《中國叢報》，裨治文被推選擔任該報主編，直至1847年遷居上海市為止。
報刊發行
《中國叢報》第1、2卷每期各印刷400冊，第3卷增加到800冊，第4卷后增加到1000冊。（注：這是一個不小的數量，因為當時西方著名的刊物如《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和《西敏寺評論》（Westminster Review）的印刷量也只不過是3000冊左右。）
《中國叢報》采取銷售和贈送相結合的發行方式，讀者對象主要是在中國、美國和歐洲的西方人士。以1834年為例，《中國叢報》在中國的發行量是200冊，美國160冊，英國40冊。但數字不能說明一切，因為《中國叢報》的贈送對象包括上述兩家著名雜志在內的多家西方雜志，它們常常轉載和引用《中國叢報》上的內容，使許多沒有看到《中國叢報》的人也同樣能夠了解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中國的情況。
報刊內容
《中國叢報》共發表各類文章共1378篇，其中涉及中國的文章占90%。作為主編的裨治文試圖將有關中國的大量的信息傳向西方，使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在馬可·波羅、利瑪竇的基礎上大大提高一步。和其他長期居住在中國的傳教士一樣，裨治文在華30年，他認真學習漢文，潛心研究中華傳統文化，對中國社會悉心研究。從封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到地方的各級官吏；從統治階級的法典到秘密社會的教規；從孔孟之道、儒家學術到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以及下層社會流行的歇后語；從古典名著到民間傳說，《中國叢報》都作了大量的報道和評論，有助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國，起到了“開文學之路，除兩地之坑塹”的作用。
《中國叢報》發行20年，發表有關中國地理與地區劃分的文章63篇，關于中國政治和政府的文章81篇，論述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文章33篇，介紹中國科學技術的文章27篇，評介中國語言文學的文章93篇，介紹中國商業和對外貿易的文章60篇，介紹中國交通運輸的文章26篇，中外關系類396篇，還有一些介紹中國自然氣候、風土人情、宗教迷信等文章。所有這些約占整個文章的90%，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問題報道。作為《中國叢報》主要撰稿人，裨治文共撰寫文章350余篇，衛三畏114篇，馬禮遜父子91篇，馬儒翰85篇，郭士立51篇，使《中國叢報》成為基督教來華傳教士向海外宣傳中國的重要陣地。
《中國叢報》文章類型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介紹中國國情為主，另一種是時事報道與評論性文章。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情形不太熟悉的情況下，有關中國的報道不免有失實之處，如《廣東記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說廣州市有座長5940尺、寬104尺的大橋；中國的山與山之間有成千上萬的橋，中國南部某古城即有12000座橋。這種過分的夸張，在《中國叢報》上很少出現。裨治文等人的“辦刊態度相當嚴謹，有一種學者的風度，在創刊詞中即表明此種態度。他們對當時人的貢獻是真實的報道，自然會發生很大的影響”。
停刊原因
停刊的原因有多個，最重要的是經濟困難，《中國叢報》的資金一方面來自于銷售所得，另外則來自于商人 的資助，特別是奧立芬的大力資助，1851 年奧立芬在回美國途中去世，使裨治文和衛三畏失去了堅強的經濟后盾，成為《中國叢報》停刊的直接原因。《中國叢報》在前 10 年還可以依靠銷售收入自給自足，但從 1844 年開始便逐年虧損，每年約 300-400 美元，最后一年（1851）只有 300 訂戶，實在難以為繼。裨治文的離去也使衛三畏越來越感到獨木難支，1851 年底，衛三畏決定停刊，給這份重要的刊物劃上了句號。
報刊價值
歷史價值
《中國叢報》在推動基督教教化運動的同時，對傳播漢學起到了獨有的連帶作用。
裨治文作為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和研究漢學的專家，一方面，他所創辦的《中國叢報》為國外漢學的研究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裨治文畢竟代表著美國人的價值觀，從他后來代表美國參與中美《望廈條約》談判可以看出，研究中國、了解中國實際上是為裨治文維護美國在華利益服務的。
隨著《中國叢報》介紹中國、研究中國的不斷深入，美國傳教士的漢學研究范圍不斷擴大， 1842年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成立，它是美國歷史最久的東方學研究組織。作為學術機構，學會主要由一些傳教士和政府官員組成。就漢學研究來講，學會成員有裨治文、凱萊布·顧盛(Caleb Gushing)等人。雖然東方學的“東方”涵蓋范圍很廣，但學會中不少學者(主要指來華傳教士)已掌握了中國的語言文字，這對于推動早期美國漢學研究，進一步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產生積極作用。
當代價值
《中國叢報》是西方第一份主要以中國為報道、研究對象的刊物，它的出版無疑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對于當下中國的清史研究者來說尤有極重要的文獻價值。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