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談，是1937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廬山舉辦的關于國共合作的兩次談判。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國共產黨及時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政策主張，并與國民黨先后在西安市、杭州市、廬山等地進行和談，為國共兩黨結束內戰、走向合作抗日奠定基礎。1937年6月8日至15日，周恩來與蔣介石在廬山展開多次會談，周恩來攜帶的《關于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被蔣介石置之不理，蔣介石提出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等不合理要求，周恩來據理力爭但未取得突破。6月18日，周恩來返回延安市，第一次廬山談判無果而終。
1937年7月13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等抵達廬山與蔣介石再次談判，蔣介石提出中國工農紅軍改編后各師直隸行營等要求，周恩來提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并就紅軍指揮問題與蔣介石溝通，蔣介石態度冷淡且不愿發表宣言，僅口頭承認中共陜西省委。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圖書館發表了《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這是他對抗日的最鮮明的表態，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擁護。7月18日，周恩來離開廬山飛往上海觀察形勢。8月13日，淞滬戰爭爆發，國軍損失慘重，蔣介石急需紅軍開赴前線協同抗日。9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中央通訊社發表了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講話》，實際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中國共產黨的宣言和蔣介石的講話發表，宣告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兩次廬山談判肯定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大方向，在兩黨合作形式與核心權益上達成共識，確定了中國工農紅軍改編和釋放政治犯等原則，是國共和談中的重大成果，對于國共兩黨的溝通、融合、合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會談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發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國共產黨及時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政策主張，并與中國國民黨先后在西安市、杭州市、廬山等地進行和談，為國共兩黨結束內戰、走向合作抗日奠定基礎。
其中兩次廬山談判，是指國共兩黨1937年6月上中旬和7月中旬在廬山舉行的關于國共合作的兩次談判。它們既是1937年2月上旬到3月中旬西安談判、1937年3月下旬杭州談判的繼續，也是1937年8月南京談判的基礎，是西安事變后國共多次談判的重要組成部分。
會談過程
第一次廬山談判
1937年6月4日周恩來抵達廬山，6月8日至15日期間，與蔣介石展開多次會談，宋美齡、宋子文、張沖參與其中。周恩來攜帶《關于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希望以此作為兩黨合作的核心基礎，然而蔣介石卻對該綱領置之不理，轉而提出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企圖借此切斷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實現“溶化”共產黨的目的；同時，他取消了此前杭州談判中“允許共產黨適時公開”的承諾，規定中共代表參加國民大會時不得使用共產黨名義，還稱“其他各黨派不必談合作，由中央盡量收容”，更推翻了“中國工農紅軍改編后在三個師上設總司令部”的約定，要求毛澤東、朱德出洋，計劃以政治訓練處代行紅軍指揮權。周恩來據理力爭，多次與宋美齡、宋子文、張沖溝通協調，但始終未能取得突破。6月1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向共產主義國際報告談判結果，未獲直接回應。6月18日，周恩來返回延安市，第一次廬山談判最終無果而終。談判結束后，中共中央在6月18日的延安會議上決定，在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但明確提出“必須以共同承認的綱領作為合作基礎”“承認蔣介石依據綱領有最后決定之權”，為后續談判保留空間，同時通過南京與延安剛接通的電臺告知對方，需待擬好兩黨合作宣言并收到蔣介石復電后，周恩來再赴廬山。
第二次廬山談判
1937年7月，第二次廬山談判在局勢變化中推進，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全國性抗日戰爭正式開始。7月13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抵達廬山，當天張沖傳達蔣介石意見，稱中共所擬國民革命同盟會綱領可討論，但中國工農紅軍改編后“各師須直隸行營，政治機關只管聯絡”，這與6月談判內容出入極大。7月15日，周恩來致函蔣介石，指出其要求不僅難以落實，還會讓中共失信于黨內同志，影響后續合作，強調華北戰事緊急，蘇區改制與紅軍改編需迅速解決，同日還向蔣介石提交了7月4日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宣言以團結抗日、實行民主政治為主旨，重申擁護三民主義、取消蘇維埃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等四項保證。7月17日，張聞天、毛澤東電示周恩來等人，從大局出發同意中國工農紅軍改編后平時設政訓處（朱德為正主任、彭德懷為副主任），但戰時必須設軍事指揮部以利統帥，當天周恩來等與蔣介石、邵力子、張沖會談，建議以該宣言作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并盡快發動全國抗戰，可蔣介石態度冷淡，即便修改了宣言也不愿發表，企圖回避共產黨合法化問題，不過在博古的極力爭取下，蔣介石最終口頭承認了中共陜西省委。同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抗戰宣言》：“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這是蔣介石對抗日的最鮮明的表態，受到全國人民的普遍擁護。7月18日，周恩來將允許各報刊載宣言、國民黨中央發書面談話表示贊同等12條意見通過宋美齡轉交蔣介石后，離開廬山飛往上海觀察形勢。7月19日，蔣介石在廬山對盧溝橋事件發表談話說：臨到最后關頭，惟有堅決犧牲，吾人只準備應戰，而并非求戰。
后續發展
1937年7月21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回電張聞天、毛澤東稱，建議立即自行改編三個方面軍，使各方面軍都能獨立工作。同日他們又以基本相同的內容電告朱德、彭德懷，并且預言“如中日全面開戰，則《宣言》即可發表”。7月27日，蔣鼎文致電周恩來轉告蔣介石的話，要求中國工農紅軍迅速改編出動抗日，周恩來則提出中國國民黨需迅速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條件。次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市，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商議紅軍改編出動抗日事宜，決定主力紅軍集中在三原縣迅速改編，編為三師，四萬五千人，上設總指揮部，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8月13日，淞滬戰爭爆發，國軍損失慘重，蔣介石急需紅軍開赴前線協同抗日。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中央通訊社發表了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講話》，實際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中國共產黨的宣言和蔣介石的講話發表，宣告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重要成果
兩次廬山談判是1937年西安事變后國共合作進程中的關鍵環節，盡管談判中雙方交鋒激烈，且蔣介石處于相對強勢地位，但仍取得多方面重要成果，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最終實現奠定基礎。
首先，談判堅守合作抗戰的民族大義，明確了國共合作的正確方向。中共在反駁蔣介石諸多限制的同時作出讓步，如原則同意合組革命同盟會、承認中國國民黨事實上的領導地位并按要求改制改編；蔣介石雖提出苛刻條件，卻也在民族大義主導下逐步妥協，其取消共產黨名稱的最初設想未能實現，最終在9月通過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使中共獲得完全合法地位。
其次，在兩黨合作形式與核心權益上達成共識。第一次談判中，蔣介石提出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并要求取消中國共產黨黨籍，中共原則同意后提出共同綱領與干部名單，雖最終同盟會未組建，但中共保留了政黨名稱；關于中國工農紅軍改編，雙方從西安談判時的巨大差距（中共提12個師、中國國民黨提2個師）逐步縮小，第一次廬山談判確定紅軍編為3個師12個團共4.5萬人，與中共訴求基本吻合，且蔣介石放棄了要求朱德、毛澤東“出洋”的提議，改為同意二人“出來做事”，為中共保留領導核心奠定基礎。
再者，明確了邊區政府組建與部分政治權益。雙方約定成立邊區政府，正職由國民政府從中共推薦的國民黨人士中選任、副職由中共推薦，實質承認了中共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同時，蔣介石同意分批釋放獄中共產黨員，允許中共代表出席國民大會與國防會議，還承諾解決破壞國共合作、為難中共的相關問題。
此外，蔣介石對中共的嚴苛預設方針大幅松動。其談判前制定的“軍事嚴限、勿準宣傳、斷絕與各黨派聯系”等10條方針，在實際談判中多未落實，如不再強制限制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對中國工農紅軍改編后的管理也從“只設政訓處”逐步讓步，為后續紅軍設立指揮機關埋下伏筆，且第二次談判后不到10天，蔣介石便電催中共按談定內容10天內完成改編，明示將發表三個師的番號及主官名單，推動紅軍改編進入實質階段。
歷史意義
兩次廬山談判，肯定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大方向，確定了紅軍改編和釋放政治犯等原則，是國共和談中的重大成果，對于國共兩黨的溝通、融合、合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參考資料 >
共兩次廬山談判有多激烈？蔣介石想逼毛澤東朱德“出洋”.今日頭條.2025-09-04
抗戰熱血 山河作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5-09-04
1937年國共兩黨的秘密談判——以兩次廬山談判為中心.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09-04
廬山會談.人民網.2025-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