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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翟永明，195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中國當代女詩人。她畢業于成都電訊工程學院，曾供職于某物理研究所。1981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成為知識分子寫作詩群代表詩人，其創作涵蓋詩歌、散文等多種文學形式。翟永明的作品具有獨特的語言風格和女性視角，其中組詩《女人》在1980年代中期引起廣泛關注。1998年，她在成都開設了“白夜”酒吧文化沙龍，并策劃了一系列文化活動。她的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并獲得了包括意大利Ceppo Pistoia國際文學獎在內的多項國際文學獎項。

人物經歷

翟永明1974年高中畢業，作為“知青”下鄉插隊，1976年回城。1980年畢業于成都電訊工程學院（今電子科技大學）。曾就職于某物理研究所。1981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曾旅居海外。

1984年，囊括二十首抒情詩的大型組詩《女人》，以獨特奇詭的語言與驚世駭俗的女性立場震撼了文壇；1986年，該組詩在《詩刊》社的“青春詩會”發表后，更是引發了巨大的轟動。

翟永明1986年底辭職，那時候周圍的人都覺得她瘋了。她的單位是西南物理研究所，屬于部級單位，待遇、福利都很好。要是當時不從單位出來，她現在最起碼是高級工程師。但是這種嚴謹的科研單位并不適合翟永明，她覺得非常壓抑。

1990年翟永明去美國。在美國一年半的時間，整個處于一種迷茫狀態，不知道該干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留下來。這段時間，翟永明基本上沒有寫作，越來越想回國。因為如果要呆下去，她就得放棄寫作，去努力學英語，努力拿學位，努力找工作。好的話，就是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不好的話，就得為了生活繼續打拼。這種生活對她一點吸引力也沒有。

從美國回來后，翟永明開始考慮寫一些詩歌之外的東西。于是，1996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紙上建筑》之后，成為自由撰稿人。在數十年的詩歌寫作中，翟永明一直保持充沛的寫作和思考的活力，每個時期都有重要作品問世，在中國詩壇具有無可置疑的重要性。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女詩人、東方最美麗的女人。

人物簡介

翟永明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姐姐莫然是著名作家、編劇，翟永明小時候看到姐姐莫然寫，自己也開始寫。中學時寫了很多古體詩詞，下鄉兩年又寫了幾十首，包括自己畫的配圖，可惜已全部遺失。翟永明接觸西方現代文學是在大學畢業后。

高中畢業報名下鄉，1976年夏天，十八歲到成都郊區靜安大隊下鄉。生產隊的人發現她愛看書，帶她到家里找到一本《筆生花》。她父親有不少古典戲劇集，她也帶些《桃花扇》《西廂記》之類到鄉下讀。

1977年翟永明進入西南技術物理所工作。由于單位有很好的電教設備，看了大量西方電影，培養了她的審美，對色彩、造型、域度等視覺元素逐漸敏感起來。除了文學，她又愛上了電影、攝影、造型藝術等。

作為最后一批工農兵學員，她上了成都電訊工程學院，跟文藝毫不相關——她不喜歡；畢業后分配到物理研究所，對這份工作——她不喜歡。

二十歲出頭的翟永明，由于寫詩、傾心藝術，要求自由的生活。她是單位里第一個穿牛仔褲的人，被人看成是有點“壞”，不本分；她在文學雜志上發表詩歌拿了稿費，被人視為不務正業、在外面掙錢。

1983年，她寫出了《女人》組詩，總共二十首抒情詩，以《獨白》開始，“我，一個狂想，充滿深淵的魅力/偶然被你誕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強化了我的身體”。詩中有很多句子流傳甚廣，比如，“以心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態就是一種慘敗”，“我的眼睛像兩個傷口痛苦地望著你”，“凡在母親手上站過的人，終會因誕生而死去”，她像一個女巫，說出這些如咒語如讖語般的話。決絕的口氣，激烈的抗爭，秘密和痛苦，悲愴而絕然的情感，是翟永明對自己身為女人的體悟。

此詩寫完后沒有立即發表，只在一小堆朋友間傳看。1984年，她在單位的打印室印了二十本單行本，“挺困難的，我們單位打印室一女孩跟我關系不錯，油印是我們倆一起印的，很原始的，弄得手上都是油，印完再裝訂”。

1986年，《詩刊》舉辦“青春詩會”，邀請翟永明參加，同時還邀請了于堅、韓東。自1980年開始的《詩刊》“青春詩會”，在第一屆曾以青春詩會專號的形式，讓北島、舒婷、顧城等一夜走紅。一直以來，“青春詩會”被視為詩歌界的“黃埔軍校”，在中國詩歌界有著巨大影響力。翟永明拿著邀請信向單位請假，最后領導倒是同意了，但也對她非常不滿。

在那屆“青春詩會”上，翟永明發表了組詩《女人》。她在“青春詩話”里寫道，“我永遠無法像男人那樣去獲得后天的深刻，我的優勢只能源于生命本身。”《女人》組詩陸續被《詩歌報》和《詩刊》發表，漓江出版社還作為同名詩集發行。這組詩震驚了1980年代中期的詩壇，給她帶來盛名。在序文《黑夜的意識》中，翟永明說：“我更熱衷于擴張我心靈中那些最樸素、最細微的感覺，亦即我認為的‘女性氣質’，某些偏執使我過分關注內心。”

翟永明說，“‘白夜’讓我的寫作視界和對現實的理解都大大地打開了，并且讓我的寫作發生了很根本的變化。從1998年到現在，我的寫作可以說是非常自由和多變，這在很多時候都與我關心的事情發生改變有關。我認為作家的寫作應該跟隨內心，內在的思想和觀念變了，寫作一定會變。這些年我出了兩本詩集、三本隨筆。其中《白夜譚》完全是記錄‘白夜’和‘白夜’周邊的藝術群體。”

人物語錄

我的寫作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跟時代是有關系的。你們會覺得詩人不關心社會么。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但我沒有真正關注過政治，我覺得政治是特別復雜也特別骯臟，特別功利的事情，我不太感興趣。我很清楚，政治真正值得關注的東西是我永遠了解不到的，我真正關心的是它的真相。但我們可能永遠也不知道政治事件背后的真相。我想我們了解的政治可能都是表面的。但我們生活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如果說關心，我關心它到底要把我們控制到什么程度。

對我自己來說，最能夠給我帶來快樂的還是詩歌，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變化，個人是無法控制的，惟一能夠自己控制的就是寫作。通過寫作能夠表達自己的想法，也能夠感覺到自已的存在。我有時非常虛無，需要一個東西來支撐自己，使自己不覺得是行尸走肉。詩歌正是起到了這樣的類似宗教的作用。所以我說詩歌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

詩人必須為自己找到一種活法，這樣才能有利于寫作。在四川省，許多20世紀80年代中期活躍的詩人在90年代后，有的已經投入到經濟潮流之中；有的仍然在四處漂泊，為生存奔忙；有的經商之后又重新回到書桌旁潛心寫作。他們中的有些人無法在這個時代獲得現實感，只能在寫作中攫取能量；另一些人也許在現實中獲取能量，但無論如何也需要將它轉化為對詩歌的欲望。我不認為處境的改變，和身份的置換，就能解釋詩人在現實中的一切。對于詩人來說，他的職業和身份都是不確定的因素，唯一確定的是詩歌對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