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春瀾，又名陳渭，浙江上虞人，他生于愛新覺羅·旻寧年間，卒于1919年，享年83歲。陳春瀾即由經亨頤任校長的春暉中學（夏丏尊在《白馬湖之冬》中提到的那個學校，朱自清、夏丏尊、豐子愷等曾執教于此）的捐資人。
走村串巷拾狗屎的“小把戲”從鄉下的拾狗屎小孩到上海灘金融實業家，陳春瀾創業成功的奮斗故事，是清末民初的一段傳奇。
陳春瀾，少年時期，即奔走于武漢、上海市、上虞區等地，做學徒，當“跑街”，始習經商之道，隨后，又辦貨棧，開錢莊，終成商界鉅子。晚年返鄉，開發實業，富國利民；捐資興學，培植人才，熱心公益，澤被桑梓，不僅獲得官府嘉獎，更為邑人交口贊頌。
人物簡介
從鄉村“小把戲”到金融巨子
陳春瀾幼年，家境貧困，無錢上學，在家務農。被其四叔帶往漢口匯豐錢莊做學徒。次年錢業收縮，又失業返鄉，為維持生計，即隨兄搞短途販賣，不料虧本，重回家鄉務農。他清早放牛，傍晚拾狗屎，歷時數載，鄉人謔呼其為“狗屎阿渭”。
咸豐五年，陳春瀾19歲，為擺脫貧困，毅然去上海闖蕩世面，先在一家外商開設的臺維洋行當學徒。三年后，因不滿洋行老板欺壓憤然離去，接受了另一家淳信洋行的聘請，當“跑街”，為以后站住腳跟，謀求發展打下了基礎。陳春瀾在淳信洋行任事14年，不甘心寄人籬下，吃洋飯度日。他節衣縮食，積累自辦商業的資金，于光緒元年，開辦了投資較少，收益穩定，以勞務為主的上海春記貨棧，供客戶存放貨物、兼營運輸。貨棧一開業，北幫皮毛商人、南幫黃豆客戶接蹤而至。由于其待客如賓，發運貨物，及時無誤，不論船裝、馬拉大商，抑或肩挑、車拉小販，均一視同仁，竭誠服務，因此客商如云。當時上海南市與天津市牛莊之間交易頻繁，生意更加興隆，貸棧便在天津、漢口等埠設立分莊，營運范圍遍及東北地區、河北省、江蘇省、浙江省等地。經過十多年慘淡經營，陳春瀾終于在上海站住腳跟。
陳春瀾在積累起較為雄厚的資金之后，經過深入了解行情，權衡利弊得失，又轉而身于金融行業。光緒十四年三月，他創辦首家錢莊——永豐錢莊正式開張。由于經營穩健，堅守信用，服務新穎，存放業務日益擴大。隨后，又以合資、獨資或先合資后獨資的形式，在上海市先后開設了壽豐、兆豐、五豐、寶豐、厚豐、和豐、溢豐、志豐、鴻豐、春豐等十家錢莊，他的錢莊由于資金雄厚、經營有方，成為上海一帶當時紹幫的杰出代表。
陳春瀾辦錢莊，眼光敏銳，見解獨到。辛亥革命前夕，農村愈益凋蔽，市場更加蕭條，加上時局動蕩，呈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上海金融界驚恐萬狀，匯劃錢壯收縮十分之七。而他卻預感到革命成功之初，內地將有更多資金涌進上海。于是穩住陣腳，并在民國元年，新開一家兆豐錢莊。
陳春瀾晚年，將貨棧、錢莊交由侄、孫輩經辦。其間業務盛衰，變遷不斷。1951年僅存的寶豐、五豐兩空錢莊分別參加上海市第一、第三聯營集團，進入公私合營銀行，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慈善事業
陳春瀾年近花甲之時，除將錢莊、貨棧交由兄之嗣子三人經營外，其他地方的營業機構一概撤去。他情系故土，早存回鄉開發實業之心，遂于光緒二十年58歲之時返回上虞區，隨即奔走豐惠豐湖和章鎮大浸等地。察看山川河流，查閱水利資料，見不少荒蕪之地不耕，蔓蕪之地不治，江湖之塞不浚，堤防之潰不修，深為惋惜。對他早年做過小生意的章家埠一帶，常遭洪災，尤戚憂慮。于是決定籌措資金，創辦實業公司。鄉賢王佐大加鼓勵，復得舉人朱鴻儒主持籌辦。終獲地方當局支持，于宣統三年二月七日獲準成立上虞商辦春澤墾牧股份有限公司。
陳春瀾創辦春澤公司，旨在因地制宜，開辟富國之道，為民生利。因此公司對低瘠涸之田地山林，合理收購，公價買入；其他不論官荒民荒，有主無主，均按章清丈領照，所有土地，分別開墾，根據不同土質，種植不同作物；浚江掘河，筑堤開渠，各因地勢，陸續開發。
陳春瀾提倡選育良種，科學種植，為此在西溪湖建立了農事試驗場，他還認為牧畜見效較快，于是引進和繁殖優良畜種，進行科學飼養，成效顯著，設立營業部，銷售牛羊皮毛等畜產品，盈利頗豐。
為管好公司資金陳春瀾還設立了大同殖業銀行，銀行以公司為依托，服力于實業開發，薈萃收支，歸其總核。公司資金有余，銀行得以存儲，公司經費不足，銀行籍以注投。此外，銀行還吸儲社會閑散資金，放貸給農戶和工商業者，以解決其種植或經營上之急需。
春澤公司與大同殖業銀行作為上虞區有史以來第一家墾牧實業公司和第一家銀行，走出了一條立足于農、墾、牧并舉、存貨結合、城鄉交流、振興實業、富國利民之路，贏得桑梓父老齊聲稱道。
陳春瀾經營錢莊，開發實業，終使鴻圖大展，發跡致富。然有一事，始終耿耿于懷，難以忘卻。他早年失學，切身體會到缺少文化之苦，亦深戚興辦教育、培養人材的重要。當囊有余錢，就亟思捐資興學，以了心愿。清光緒二十四年，上虞開辦算學堂，他即資助接濟各項經費。二十六年，帶頭捐助上虞區校開辦費用。次年，“府校謀新作，公又捐巨款以為倡。”
春暉中學
三十四年，陳春瀾在故里小越橫山村創辦了春暉學堂，在報批立素地稟稱：“職幼年失學，壯歲經商，勤苦所得，薄有余資，茲念桑梓之鄉，尚未建立一校，心迄不安，愛自獨捐已資資5萬元，在縣北40里橫山之陽建造校舍一所，計上下樓房、平屋50余間，用銀1.3萬元有奇，除置辦圖書器具外，約余銀3.6萬元，置產生息，作為常年經費，定名曰春暉學堂，先辦初等小學，以資遞升，擬辦至中學程度為止。將來逐漸推廣。如經費不敷，再捐己資，以符素愿。職余年無幾，以地方培養人才，亦國民應盡義務，不敢仰邀獎敘，惟教科既遵定章，將來畢業亦當與官立學堂一例辦理。”據此，浙江巡撫增韞曾以他急公好義，捐助巨款，竭誠辦學為其具奏請獎。
民國成立不久，浙江省教育會成立，經亨頤被選為會長，主持募建會社，陳春瀾慷慨捐銀1萬元。1919年春，又與王佐共商在橫山春暉學堂基礎上續辦中學。當時他已八十三歲，“甚思及身成功”，而教育界中“所信賴者唯經君子淵（即經亨頤）”，因與商量，共囊此舉。同意經亨頤辦私立春暉中學意向，并托經亨頤制定《春暉中學校計劃書》。經亨頤當時提出需銀10萬而他則擔心不夠，愿加捐5萬。這年12月2日成立春暉中學校董事會，以田祈原等熱心教育者11人為董事，推王佐為董事長。1920年1月，董事會推經亨頤為首任校長，籌劃辦校具體事宜。
校址原擬設立在橫山，以其偏僻，多數校董事主張白馬湖。4月，經亨頤離杭返虞。隨后，王佐與經亨頤等購地包工，布置一切。因歐戰以后材料昂貴，包工溢出預算，于是再商之陳春瀾，陳又將擴辦高級小學資金5萬元并入春暉校籌辦經費，先后20萬元，以其中10萬元建造校舍、置辦設備，10萬元購置上海閘北電廠等股票作為固定資金。
1922年春，學校規模初具。同年9月10日，春暉中學開學，第一批新生57名，多數來自寧紹兩地，也有來自杭嘉湖平原、蘇南地區的，更有幾名來自江西省、湖南省、貴州省等省。附設小學也同時招生。12月2日，春暉中學舉行開學典禮，黃炎培等來賓數百人應邀蒞臨祝賀。嗣后，即以12月2日為建校紀念日。
當時春暉中學以其環境幽雅、校舍設備完備、教師學識淵博、教學質量優良，培養了一批批有用人才而聞名遐邇。春暉中學為緬懷陳春瀾辦學義舉，在校門左側，建造“春社”，由蔡元培題寫匾額。外植花木、內設牌位，以資紀念。1946年，他生前創辦之春澤公司，繼續捐助本縣各級國民學校田產200畝，作為補充學校教育經費之需。
陳春瀾捐資興學，培植人才，至誠戚人，功垂后世。陳春瀾除捐資興學外，對社會其他公益事業亦多的捐輸。光緒年間，曾多次出資為鄉民興修農田水利。光緒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虞邑狂風掃地，屋瓦雀飛，合抱之木皆拔，潮水溢塘，農作無收，濱海居民，饑餓逃荒。陳春瀾即捐資救助災民。光緒十七年上虞區建立積善堂，陳亦欣予資助。二十五年夏，曹娥江堤塘潰決，西北鄉淪為澤國，陳春瀾親臨險處察看，捐銀萬兩予以修復。民國36年，他創辦之春澤公司為擴充縣救濟院基金，捐助田產50畝。他慨念時艱，舉凡重大之地方公益事業，均慷慨解囊，脫手千金，惠及邑人，澤被桑梓。
陳春瀾先生不愧是一位見識不凡的金融家、實業家，其急公好義之德行及捐資興學之義舉尤為難能可貴，知者莫不敬仰贊嘆。
人物故居
推開同興里的門，木質結構的門發出咯咯的聲響，象是一個老者劇烈的咳嗽。八十九年前這幢大院的主人陳春瀾咳疾復發，躺在這扇木門旁的一把藤椅上，就曾發出過類似這樣的咳嗽。那時候同興里才建成不久。陳春瀾也不過偶染風寒。同興里已老態龍鐘、日顯破敗，陳春瀾也早已作古。真是光陰如箭，世事滄桑，令人感嘆，令人唏噓。
同興里地處橫山之南。橫山是一座小山，一座矮山，看上去毫不起眼，它甚至有些懶散，就這樣款款地躺在虞北平原，給人一種散淡無為的感覺。后來有一陳姓好事者不甘被人冷落，便編出一個故事，說橫山是一條臥龍，如今不過睡著而已，日后一旦醒來，必將飛黃騰達。大家一看這山的形狀，真的象一條臥龍，于是便信以為真，安心地在龍身旁定居下來。
同興里就建在龍的身旁，如果說橫山真是一條臥龍的話，它當屬龍頭的部位。這是當年陳春瀾精心的選擇，還是偶然的巧合，已經無從查考。況且，這傳說也可能是現代人的杜撰而已，一百年前的陳春瀾是否聽說過這個傳說，不得而知。
但同興里還比較完整的保存著，這卻是事實。從建成此屋到今天，已經一百余年。其間經歷的戰火、天災、人禍不計其數，如今還能硬朗地挺立在橫山腳山，實屬不易。
同興里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如果用腳丈量的話，四周走一圈，少說也得10分鐘。10分鐘什么概念，劉翔在洛桑跨欄一百一十米才用了不到十三秒，可見這屋子之大了。
因為大，同興里建成后便常招來無端的麻煩，這大概就叫做樹大招風吧。以前的不說，單說‘文革’吧，紅衛兵就早已瞄上它。因為房子太大了，一下子無法拆毀它，況且拆它又麻煩，有人就提議先敲掉門楣上的大字再說吧，于是，便從農家找來梯子和鐵錘，乒乓乒乓地砸起來。第一個被砸掉的是大墻門石門楣上的四個字“紫氣東來。”字很大，又十分的遒勁，絕非常人之筆墨，“文革”已經過去了幾十年，這被砸掉的四個字的痕跡還能影影綽綽地看清楚。砸了正門砸內門，內門上也都有字，于是一扇一扇地砸過來，直至砸完了，紅衛兵們才拍拍手上的塵土說：“走”。
讓我們進入同興里去看看吧。同興里共三間，每進五間，兩邊廂房。進門便是一長形的天井，因為墻太高了，墻與頭進之間的距離又相隔不遠，因此便給人一種逼仄和悠深的感覺。
雖然經過了一百余年的風雨洗禮，人為損壞，但從總體來說，同興里還算保存完好。某些局部墻面的塌，某些梁木的腐朽，某些瓦片的破碎，包括某些門窗的缺損，并不影響這幢百年老宅的整體結構。它還硬朗地挺立在橫山腳下。似乎在為倔強而不屈的房主人陳春瀾的一生作最后的注腳。
作為人生中最后一處歸宿地，陳春瀾是很看重這幢宅院的建造的，所有的選址、圖紙和施工過程都由他親自審定參與和打理，并由他的侄子、在永豐錢莊當副理的陳一齋作助手。整整三年間，老人柱著拐杖不停地在工地上走動，看著一塊塊的磚從地上壘起來，看著一根根的大梁凌空架起來，看著一幢幢的房子慢慢地立起來。老人那張似乎永遠閉著的癟癟的嘴，才開始咧開來。
但是在這幢宅子造好后，陳春瀾竟開始后悔了，這是為什么？說來很可笑，他覺得這房子造得太大了。甚至有點過分的奢華了。真的。他又不是當官的，官府宦居才需要高墻深院，以顯示威風森嚴。他也不是文人墨客，要把房子弄得充滿雅致之氣。他只是一個商人，商人是最講究實際的，盡管口袋里有點錢，但有必要建造這么威風森嚴的門樓、筑起這么堅固的高墻嗎？當然，還有那幽深的花園和眾多的假山等。
清光緒二十年，即1894年秋天的某日，也就是同興里建成后不久的一天早晨，習慣于早起的陳春瀾頭戴一頂爪皮小帽，身著竹布旗袍，柱著拐杖，在大院中間的一個天井中散起步來，天井足有籃球場那么大，四周白墻灰瓦，地上一律大青石板，石板由紹興東湖采石場經內河運來，然后再有人工一段段鋪起滾木搬運上來，可謂費盡周折。
陳春瀾在天井中間的踽行走間回憶起了自己一生的足跡。那是一條多么坎坷苦難而又令人難以置信的足跡啊。他腳下站著的地方，也就在同興里大天井的中間，曾佇立過一間用泥坯打壘的茅草屋，那是他的出生之地。因為茅根的稀薄，有的地方可以望得見殘缺的天穹。母親告訴他，他出生那天正下著雨，那天的雨下得真大呀，要不是一位鄰居脫下自己的裟衣蓋在他身上，說不定他早就被雨淋死了。
陳春瀾稍大一些時候便開始在村里拾狗屎。他有個綽號，叫做“狗屎阿渭”，就是那時候取的。當然，他也想去設在村庵堂的私塾里讀書，可對于連肚皮也填不飽的陳春瀾來說，這只能是夢想中的夢想了。
陳春瀾19歲時開始闖蕩上海灘，因為在家中實在再待不下去了，年年發大水，年年鬧饑荒，再在這間破草房里待下去，不是被水淹死，就是被活活餓死。與其都是死，還不如到外面闖一闖，興許能闖出一條活路來。沒有人能夠準確地描述得出陳春瀾當時是如何在上海灘找到活路的。畢竟時間太久了，而坊間對這位傳奇人物的傳說版本又太多。以至于分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但有一點卻是真實的，那就是，當離家已久的陳春瀾有一天突然從上海市回來，拆掉那間曾經生他養他的破茅草屋，在原址上建起這幢名震四方的大宅院時，大家才從驚異中緩過神來：哦，陳春瀾，當年那個骨瘦如柴走村串巷拾狗屎的“小把戲”，如今真的發了。時有民俗音樂為證：“山西康家，寧波方家，慈溪盛家，不及橫山陳家。”這個陳家，自然當陳春瀾莫屬了。
陳春瀾58歲時從上海榮歸故里，衣錦還鄉。把所有的產業交由侄子們打理。自己則安居橫山的同興里，實施他的圓夢行動。
是啊，該是行動的時候了，因為他已經老了。當年那個愣頭愣腦步履鏗鏘的小伙子，眨眼已經變成步履蹣跚的老人了。雖然橫山依舊，蒼天不變，可是他變了。當他柱著拐杖站在同興里大墻門前朝遠山近水眺望的時候，那從橫山上刮來的風，吹動的已是他稀疏而又灰白的胡須。還有那沉重的風箱般抽動的呼吸。
其實，在陳春瀾從上海市打道回府時，他已在實施他的圓夢行動了。他是一個知恩圖報的人，他常說：如果當年不是因為路人的一塊爛番薯，他早已在路邊餓死了，如果不是鄰人的那件破裟衣。他也早已在他出生時被那場寒雨凍死了。因此，他要報答，不僅是報答有恩于他的人，還要報答所有的人，只要他能做得到。
他做到了，那由他出資建造的許多許多的橋、許多許多的涼亭、許多許多用青石板鋪就的路可以作證。橫山也可以作證。因為山上有許多許多的新墳，這新墳中許多逝者的棺木，都是由他提供的。當然，同興里更可以作證。因為它見證了這個腰纏萬貫的富商，在人生的黃昏時期，是如何柱著拐杖步履蹣跚地串行在鄉里村間，廣散家財，慰勞問苦。包括，在同興里門側那間永不關門的施粥攤前，為饑餓的路人端上一碗熱粥的義舉。
于是，陳春瀾便在不知不覺中，成了一個慈善家。一個由腰纏萬貫的大富商和實業家嬗變成的慈善家。看得出，陳春瀾對此樂此不疲津津樂道。不過如果有人認為陳春瀾對此已經心滿意足的話，那么就大錯特錯了。因為陳春瀾并不想就此罷手，他心中還有一個更大的夢沒有圓，他要圓這個夢。一個困擾了他一生一世的夢。這個夢，就是辦學校。
確切地說，陳春瀾此前是辦過學校的，校名叫春暉學堂，地址在橫山，離他住的同興里不遠。遺憾的是它只是所小學，規模也不大。對此陳春瀾是有過長遠打算的，在他向上虞區知縣葉大琛的報批立案的文案中，他談起過這件事：“職幼年失學，壯歲經商，勤苦所得，薄有余資，茲念桑梓之鄉，尚未建立一校，心迄不安，爰自獨捐已資5萬元，在縣北四十里橫山之陽建造校舍一所……定名曰浙江省春暉中學學堂，先辦初等小學，以次遞升，擬辦至中學程度為止，將來逐漸推廣。如經費不敷，再捐已資，以符素愿。職余年無幾，為地方培養人才，亦國民應盡義務……”
這就是陳春瀾的辦學夢。那個在浙江一師任校長的經亨頤和一個叫王佐的朋友開始要幫他圓這個夢。也可以這么說，是他們三個人共同圓了這個夢。
經亨頤是有名的教育家，上虞驛亭人，與陳春瀾是同鄉，1910年經亨頤從日本留學回國后，在省城浙江一師任校長，但因為浙一師是一所受軍閥控制的學校，經亨頤的許多教育主張和理念難以在學校里實施，因此便常與教育當局發生矛盾和沖突，最后導致“一師”的風潮。
經亨頤在“一師”風潮前后常回自己的老家，此時，他已心存去意，想回家鄉辦一所學校，一所能實現自己教育主張和“與時俱進”的學校。可是誰愿意辦這樣一所學校呢？經亨頤的摯友王佐告訴他，有一個人愿意辦，而且他愿意當說客，這個人就是陳春瀾。于是在1919年2月14日的上午，這個叫王佐的人便陪經亨頤來到橫山同興里，陳春瀾那天正好在家里。三個人便在客堂里談起來，談得很投機。至經亨頤王佐登船離開同興里的門前石埠時，一所在后來的教育界曾引起廣泛關注的新穎學校——春暉中學的辦學意向，已基本形成了。
陳春瀾那天很興奮，他甚至在晚餐時破例獨自喝了一點酒。這在陳春瀾的一生中是極為罕見的，因為他不喝酒。不喝酒的人喝酒了，要么是喝悶酒，要么是喝喜酒，陳春瀾喝的當然是喜酒。這個喜戴瓜皮小帽留著一撮標志性稀疏胡子的小老頭，似乎在提前慶賀了，慶賀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個夢想快要實現了。
沒有人能夠再現陳春瀾當時創辦春暉中學的情景了，幸虧愛好記日記的經亨頤為我們留下了一點點線索，正是這一點點的線索，讓我們窺見了一個八旬老人當時辦學的心情，當然還有想象不到的困難。在1919年2月14日的日記中，經亨頤曾這樣記著：“十四日，晴。早食后，即別出，至春澤公司訪朱心栽，今午渠本邀宴，因欲與王寄師（即王佐，經亨頤對王佐的尊稱——作者注）同赴橫山。特道謝歉。即出城……到陳第已一時，商春暉中學事，春老已有允意，教育遠動或可成事實，囑余先制預計書，我虞英才之好音也……。”從陳宅回家后，經亨頤便著手草擬計劃書，一遍一遍地寫，一遍一遍地改，而且大多在晚上。在3月19日的日記中，他記著這樣一段話：“燈下又著手春暉中學計劃書，本近來動的教育之宗旨，希有以一洗從來之積弊”至3月22日“春暉計劃書已脫稿。”
看來可以松一口氣，但不然，事情又起了變化了，變化的起因是陳春瀾又病了。陳春瀾有咳疾，卻犯起來很兇。冬天重一些，夏天好一些，可6月已是初夏的季節了，沒料陳春瀾的咳疾又犯了。也是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吧。那天經亨頤與王佐去同興里看他，感覺情形有些不對頭，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赴橫山，晤陳春老，有病。春暉中學事尚有猶豫，以速使備案為要。在該處午餐后，即返驛，王寄師亦回城。”不知那天三人有沒有喝酒，如果喝酒的話，可能也是喝悶酒。
不過事情并沒有經亨頤王佐想的那么糟，躺在同興里那間寬敞臥室中的陳春瀾并非對辦春暉中學之事心生悔意得，而是他確實病了，而且病得不輕。歲月不饒人，他有時真的感到力不從心了。
一直奔波于豐惠、驛亭和橫山同興里之間的王佐似乎從這次陳春瀾的突然犯病中悟出一個念頭來：這件事情該抓緊辦了，越快越好，久拖必生變。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經亨頤，經亨頤深表贊同，他在24日的日記中亦記下了自己的想法：午后，王寄師專差來驛，擬就春暉中學委托書稿，又囑余續擬備案呈稿。因春老多病，先請備案以要求其決定也。
事后證明，經亨頤和王佐的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因為陳春瀾本人也有這樣的想法。這就為這所學校在日后創辦過程中可能發生的變數，掃清了障礙，作好了預案。
此后一直纏綿于病榻的陳春瀾于1920年2月14日在同興里二樓那間寬敞的臥室中悄然西逝，終年83歲。這在當時，已是相當的高壽了。
陳春瀾在去世前還做了一件令許多人想象不到的大事，他要求成立春暉中學校董會，并提議有王佐任董事長，經亨頤任校長，并且正式發文，予以公布。這就從程序上為這兩個人日后的任職作好了準備。因為生病，陳春瀾那天沒有參加在同興里客堂召開的校董會。但他卻感覺得到這次校董會的氣氛，那氣氛必定是熱烈的，激動人心的，因為不久之后，一所貫徹著全新教育理念的新學校，就要誕生了。
稍感遺憾的是，作為春暉中學的捐資人，陳春瀾在春暉中學那所他夢牽魂繞的學校從提議到籌劃的一年多時間里，從未去現場察看過。解釋只有兩個，一是他完全相信經亨頤和王佐，二是他的身體，他的病，實在再也邁不出同興里那高高的門檻了。
不過經亨頤和王佐以及春暉中學的師生們并沒有忘記他。在春暉中學開學的那天，學校的師生們在第一時間把他的遺像掛在了學校為他專建的春社的堂前。那個戴著瓜皮小帽、唇上留著那撮標志性稀疏胡子的老人就這樣永遠笑瞇瞇地望著離他不遠處的春暉中學，永遠望著每天從他面前走過的師生們。
此時此刻，這個當年目不識丁的“狗屎阿渭“，一定是感觸良多吧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