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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遵義會議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中占領的遵義市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遵義會議。參加遵義會議的人員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云、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以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參加了會議。

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多次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對共產黨革命根據地進行打擊，前四次均以失敗告終。1933年9月，國民黨政府改變戰略與戰法，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共產國際派遣的軍事顧問李德推行不切實際的“短促突擊”等軍事路線，導致反圍剿失敗，中國工農紅軍開始長征。其后，在貴州黎平、猴場，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開兩次會議，毛澤東的意見取得了多數與會者的擁護，但爭論并未結束。為了決定和審查在黎平會議上提出的建立蘇區根據地以黔北為中心的問題，以及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和西征中所積累的軍事經驗與教訓，政治局擴大會議遂于遵義市舉行。這次會議批判了中央紅軍指揮機關在反對蔣介石軍隊的第五次“圍剿”作戰中實行單純防御、在長征中實行退卻逃跑的戰略錯誤，決定采取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在會議以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改變了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的領導，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內和軍內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問題的會議，使紅軍和黨中央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得以保存下來。毛澤東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的七大期間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在所著的《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中評價：（遵義會議）是歷史性的政治局會議。在戰略上，遵義會議標志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2016年10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上指出，“長征途中，黨中央召開的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關的轉折點。”

說法由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中占領的遵義市紅花崗區老城子尹路96號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遵義會議。

會議背景

軍事上的失敗

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革命根據地連續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前四次以失敗告終。1933年9月，國民黨政府發動了第五次軍事“圍剿”，改變了戰略與戰法，企圖消滅中央革命根據地。此時，共產國際派遣的軍事顧問李德，被派往中央蘇區，他推行不切實際的“短促突擊”等軍事路線，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國工農紅軍開始長征。

長征開始后，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紅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毛澤東的爭取

早在第五次軍事反“圍剿”過程中毛澤東就曾多次提出戰略性建議，均被“左”傾領導者所拒絕。長征開始后毛澤東在中央領導集團中做了大量細致的思想工作，幫助一些同志明辨了是非，轉變了錯誤立場。毛澤東首先爭取到的是當時擔任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接著，毛澤東又做張聞天的工作。張聞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在許多問題上與毛澤東有著相同的看法。

兩次會議未解決爭論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于貴州黎平舉行會議。據周恩來同志回憶，在黎平會議上爭論得很激烈。軍事顧問李德仍未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打算，提出到黔東北迎擊敵人的計劃。這樣做，只能陷入敵人的羅網。毛澤東同志則主張向黔北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同志采納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確定了新的戰略行動方針。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甕安縣猴場（草塘）召開會議，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雖然逐漸取得多數同志的擁護，但斗爭并未結束。

會議經過

會議議題

為了決定和審查在黎平會議上提出的建立蘇區根據地以黔北為中心的問題，以及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和西征中所積累的軍事經驗與教訓，在中國工農紅軍占領遵義市后，政治局擴大會議遂于遵義舉行。

參會人員

會議過程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的錯誤，并在組織上作了一些調整。會議首先根據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分析了黔北地區是否適合建立根據地的問題。經過討論，與會者認為這里人煙稀少，少數民族又多，黨的工作基礎薄弱，不便于創建根據地，應放棄黎平會議確定的以黔北為中心創建根據地的計劃，決定北渡長江，同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

接著，會議討論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博古作了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主報告，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于敵人的力量過于強大。他在報告中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錯誤軍事領導進行辯護。正如會議決議所指出的：“xx同志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博古報告結束之后，周恩來接著作報告。周恩來是中央軍委負責人，著重談了軍事問題，他檢討了“三人團“在戰略戰術方面的重大失誤，并主動承擔自己的責任，做了自我批評，也批評了李德、博古。

接著，張聞天發言，他按照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的意見，作了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他作的報告，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御路線定了基調。

張聞天講完后，毛澤東作了發言，毛澤東說：“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畫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據周恩來回憶，毛澤東的發言用三個“主義”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錯誤，即“先是冒險主義，繼而是保守主義，然后是逃跑主義”。

接著，王稼祥發言，講了三點意見：第一，完全贊同張聞天、毛澤東的發言；第二，中國工農紅軍應該由毛澤東這樣富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

中央軍委主席朱德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他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劉伯承、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李卓然等相繼發言，表示支持毛澤東的發言和張聞天的“反報告”。

由于大部分與會者軍務在身，白天忙于處理軍務，會議總在夜間舉行，16日、17日又接連開了兩個晚上的會。1月16日，劉少奇和李卓然從婁山關趕到遵義市參加會議。彭德懷和楊尚昆在出席了16日晚的會后匆匆趕赴前線。李富春和聶榮臻在這兩天的發言中對李德的軍事指揮表達不滿，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在發言中也堅決支持毛澤東對左派軍事錯誤的批判，指出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中國工農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

會議成果

會議決議

遵義會議作出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部分領導者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不能粉碎國民黨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在反國民黨五次“圍剿”的戰爭中，“左”傾路線錯誤的領導者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并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最終導致主力中國工農紅軍遭受損失，并離開了中央革命根據地根據地。三個月的突圍戰役，紅軍減員到空前的程度，為了粉碎國民黨軍隊新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就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并改善軍委領導方式。會議著重指出，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博古、李德兩人要負主要責任。

會議決定

遵義會議做出了四項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會議后續

張聞天代替博古職務

遵義會議之前，“三人團處理一切（博、李、周）”。這就是說，當時三人團實際上是擁有最高權力的領導核心。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而周恩來同志仍是最高軍事指揮者，這就是在實際上取消了博古領導全黨工作和李德指揮軍事的權力。但當時博古并未正式交出職務。直到1935年2月5日前后，當部隊行進到雞鳴三省（位于四川省、貴州省、云南省交界處）一帶，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時決定讓張聞天代替博古職務，在黨中央負總責；博古改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

張聞天走馬上任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過由他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他在2月6日，于云南東北地區邊陲的威信縣扎西鎮，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遵義會議決議。遵義會議決議共分14節，長達一萬三千余字，張聞天將之寫成提綱式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于1935年2月8日發出。

成立三人軍事小組

遵義會議結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了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1935年3月4日，中央軍委又決定“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由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

會議意義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首先著重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路線問題，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向，使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轉危為安，并逐步走向勝利。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在這以后，中國革命擺脫了不真正了解中國情況的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束縛而顯示出無窮的生命力。同時，會議糾正了過去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自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從組織上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的貫徹執行。遵義會議的深刻啟示在于：必須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必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新征程上，運用好遵義會議的寶貴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是遵義會議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最生動的表達。

會議評價

毛澤東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的七大期間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

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在所著的《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中評價：（遵義會議）是歷史性的政治局會議。在戰略上，遵義會議標志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2016年10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上指出：“長征途中，黨中央召開的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他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工農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是我們黨和革命事業轉危為安、不斷打開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證。”

劉伯承回憶四渡赤水時指出：“遵義會議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

后世紀念

遵義會議紀念館

遵義會議紀念館位于遵義市紅花崗區，成立于1955年2月，會址原為黔軍第25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邸，建于20世紀30年代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個革命紀念館之一，也是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及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遵義會議紀念館現有遵義會議會址、遵義會議陳列館、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舊址、紅軍警備司令部舊址等9個紀念場館，總建筑面積2萬余平方米。

截至2021年3月，遵義會議紀念館共收藏了1551件文物，其中有11件國家一級文物及20件國家二級文物。包括遵義會議會議室掛鐘、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一十八師五十四團軍旗、中央沒收征發委員會通行證、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總指揮部特務連印章等珍貴藏品。該紀念館有微信小程序。

遵義會議紀念郵票

《遵義會議25周年》紀念郵票

?這套郵票于1960年1月25日發行，編號J74，全套3枚。郵票第一枚“遵義會議會址”和第三枚“強渡金沙江”采用的是雕刻版印制，而第二枚“在毛澤東旗幟下永遠勝利地前進”則采用的是影寫版印刷。這是我國第一套有2種印刷版別的郵票。第三枚“強渡金沙江”的圖案采用了中國畫家張漾兮和莊子曼創作的油畫，畫面再現了中國工農紅軍戰士渡江的戰斗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