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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慕尼黑慘案（慕尼黑 massacre）是指于1972年9月5日至6日第20屆奧運會舉辦期間發生在西德慕尼黑的一次嚴重政治恐怖事件。策劃者是巴勒斯坦武裝組織黑色九月（黑色 September），襲擊對象是參加奧運會的以色列代表團。該案件最終導致17人死亡：11名以色列人質（先殺害了兩名，后帶走九名）、1名西德警察、5名黑色九月恐怖組織成員。

慕尼黑慘案后，以色列進行了一系列報復行動，主要是針對巴勒斯坦分子的定點暗殺，其中以“上帝之怒”秘密行動最為人知。以色列特工暗殺了慕尼黑事件的肇事者，如茨維特和哈姆沙里，甚至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也參與了暗殺行動。然而，這些報復行動引發了爭議。盡管以色列試圖通過暗殺來應對恐怖襲擊，但也導致了許多無辜巴勒斯坦平民的傷亡。這種定點暗殺的方法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批評，加劇了巴以沖突，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爭議。

2022年，德國政府與11名遭到殺害的以色列代表團成員家屬達成賠償協議，德國政府向遇難者家屬的賠償由原本的1000萬歐元，加碼至大約2800萬歐元，當中聯邦政府負責2250萬歐元，巴伐利亞州及慕尼黑市政府則各自支付500萬歐元及50萬歐元。

事件背景

1972年8月26日，第20屆奧運會在西德慕尼黑舉行。這屆奧運會是當時奧運史上規模最大、耗資最多的盛會，參賽運動員及代表的國家數量均超過以往任何一屆。以色列也派出了一個到當年為止最大的代表團，西德官員希望通過這次運動會抹去納粹時代留下的陰影，重新展現國家的文明形象。然而，盡管媒體充斥著關于和平和歡樂的評論，在這場和平盛會的背后，卻暗藏著巨大的風險。

此前，以色列拘留了234名巴勒斯坦囚犯，以及在西德監獄關押的2名德國左派極端分子，為此，巴勒斯坦武裝組織黑色九月暗中策劃利用奧運會這一時機對這些人進行解救。而另一方面，為滿足購買先進體育器材的巨大投資需要，西德決策官員削減了警衛和安全設施的開支。奧運村僅用薄鐵絲網攔住外圍區域，沒有安裝攝像機、金屬探測器或路障等安防設備，現場保安也未配備武器。西德邊防人員和重要運輸站口普遍放松了對進出人員的檢查，給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

事件過程

發生

1972年9月5日，慕尼黑奧運會已進入第10天，凌晨4時左右，來自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黑色九月”的8名成員拎著沉重的運動包，悄然走向25A門旁邊的一段柵欄，越過了無人看守的慕尼黑奧運村圍墻，來到以色列運動員居住的一號公寓套房外站好位置，用事先準備好的鑰匙打開門，他們的行動被屋內一名以色列運動員察覺，隨后雙方展開激烈搏斗。25分鐘后，以色列舉重選手約西·羅馬諾和摔跤教練摩西·溫伯格慘遭殺害，而另外9名以色列運動員則被恐怖分子劫持為人質。

當時的德國警方在應對恐怖襲擊方面缺乏經驗，導致在劫持現場的清場和封鎖上遭遇困難。新聞媒體和圍觀民眾的涌入阻礙了行動的組織和實施，使警方無法有效地控制局面。

營救

過了一個多小時，西德當局迅速展開解救人質的行動。與此同時，恐怖組織“黑色九月”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以色列釋放被拘留的234名巴勒斯坦囚犯，以及在西德監獄關押的2名德國左派極端分子。在一天的緊張對峙后，恐怖分子最終獲準攜帶人質搭乘兩架直升機從奧運村飛抵富爾斯滕費爾德布魯克機場，然后準備轉機前往開羅。德國政府決心在機場解決問題。

在富爾斯滕費爾德布魯克機場，恐怖分子頭領走出直升機，檢查轉機用的波音客機卻發現其中沒有任何機組成員，于是立刻折回直升機。就在此時，布置在機場的狙擊手向他開槍。然而，西德狙擊手們當時既沒有無線電通訊裝置，也沒有夜視裝置和頭盔，完全無法一舉擊斃對手，現場陷入混戰。一架直升機的恐怖分子在聽到槍聲后，打死所在直升機上的4名人質，另一人引爆了手榴彈，直升機起火。另一架直升機上也響起了槍聲，里面的5名以色列人全部遇難。直到45分鐘后，因交通堵塞被拖延的裝甲車才姍姍來遲。

結果

直到1972年9月6日凌晨，西德官方才正式證實9名無辜的以色列人質全部遭到殺害，惡行中的8名恐怖分子中有5人喪生，3人被逮捕，此外還有1名西德警察為此犧牲。鑒于部分尸體被嚴重焚毀，巴伐利亞州警方的調查難以排除可能有人質被警方誤殺的可能性，盡管也有聲音認為可能是恐怖分子在事前就已經全部殺害了人質。

“黑色九月”恐怖分子試圖通過惡劣的行徑換取巴勒斯坦囚犯的釋放，然而這一企圖最終失敗。慕尼黑慘案是恐怖襲擊首次通過現場直播向全球觀眾傳播的事件。據估計，約有9億人通過電視親眼目睹了這場引人深思的人質危機。

后續

慕尼黑慘案之后，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在暫停了34個小時后重新恢復進行。國際奧委會主席艾弗里·布倫戴奇在舉行了對以色列代表團遇害者的追悼儀式后，堅定地表示：奧運會必須繼續下去。

以色列報復

慕尼黑慘案后，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報復性行動，以對恐怖襲擊進行回應。不久之后，巴勒斯坦的軍事基地成為報復行動的目標，許多武裝分子在這些行動中喪生。德國政府釋放了參與慕尼黑慘案的3名恐怖分子后，以色列啟動了代號為“上帝之怒”的秘密行動，旨在定點暗殺慕尼黑事件的肇事者。

第一個被暗殺的是旅居羅馬的巴勒斯坦人茨維特。1972年10月16日晚，茨維特回到公寓大廳，以色列特工突然出現，向他開了12槍。隨后，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目標轉向法國的“黑九月”頭目哈姆沙里。1972年12月初，以色列特工偽裝成意大利記者，在巴黎一家咖啡館邀請哈姆沙里見面。爆炸專家則潛入了他的公寓，在電話中安裝了炸彈。第二天，“意大利記者”與哈姆沙里通電話時，炸彈爆炸，結束了他的生命。埃胡德·巴拉克，后來成為以色列總理，也參與了“上帝之怒”。他以男扮女裝的形式前往貝魯特，刺殺了3名巴勒斯坦人。

然而，“上帝之怒”行動雖然持續了20多年，卻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爭議。定點暗殺成為以色列應對恐怖襲擊的主要手段，但也導致了許多無辜巴勒斯坦人的傷亡。由于以色列的暗殺行動經常導致無辜平民的死亡，這引起了國際社會的不滿和批評，進一步加劇了巴以沖突。

事件影響

恐怖事件加劇

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慘案后，恐怖事件迅速加劇。在1968年前后，全球范圍內的恐怖組織大約有11個，但慕尼黑事件發生后的幾年內，這一數字迅速超過50個。這次恐怖襲擊受到了全球關注，媒體報道廣泛，促使更多恐怖分子和組織認識到通過類似行動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引起廣泛的影響和注意。這種曝光催生了新的恐怖組織的出現，同時也加大了現有組織的活動規模，導致了全球范圍內的不穩定局勢。

公開實施暗殺

慕尼黑慘案后直至2001年9月11日之前，以色列是西方國家中唯一公開實施定點暗殺的國家。在“9·11”事件發生前兩個月，布什政府曾對定點暗殺表達過批評。然而，恐怖襲擊后，美國的立場發生了轉變，中央情報局迅速起草了一個暗殺名單。美國開始向以色列學習，汲取了“上帝之怒”行動的經驗。2002年11月，美國使用無人機在也門對“基地”組織一名高官的汽車發射導彈，成功將該高官擊斃。這標志著美國成為第二個在西方國家中公開實施定點暗殺的國家。此后，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他國家頻繁進行了定點暗殺行動，將這種策略納入其反恐戰略之中。實際上，美國甚至提出在伊拉克設立專門的暗殺行動小組。這一轉變展示了全球反恐態勢的變化，定點暗殺成為一種被廣泛采用的手段，以精準打擊恐怖分子和潛在威脅。

奧運安保加強

慕尼黑事件讓西德蒙受了奇恥大辱，也使西德政府對日益增加的國際恐怖活動產生了危機感。慕尼黑事件后，奧運會主辦方不得不加大對安保的重視，投入更多精力來預防潛在的恐怖襲擊。這一事件引發了對奧運會安全性的深刻關切，安保預算因此急劇增加。據了解，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的安保支出高達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的50倍。這標志著主辦國對保障運動員和觀眾的安全性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和資源。特別是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中國在安保方面的投入達到了巨額的65億美元。這一龐大的安保預算用于采取廣泛而嚴密的措施，確保奧運會期間的安全。從警察和軍隊的部署到高科技監控和情報搜集，各種手段都被采用，以保障運動員、觀眾和工作人員的安全。

災后賠償

2022年9月，時隔50年后，德國政府與遇害的以色列奧運代表團運動員家屬就一項長期存在爭議的賠償協議達成一致，德方向11名受害者家庭提供的賠償從原先的1000萬歐元提高到2800萬歐元，其中聯邦政府將承擔2250萬歐元，巴伐利亞州承擔500萬歐元，慕尼黑承擔50萬歐元。德國總統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表示協議達成時間可恥，希望此事不再影響雙方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