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局，又叫“厘捐”，或“厘金稅”，是清朝對通過國內水陸要道的貨物設立關卡征收的一種捐稅。相當于現在的稅務局。
介紹
在十九世紀中葉，清王朝面臨內憂外患，國庫虧空的困境，為籌措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軍餉，竟大開“煙禁”，特別準許開通收取鴉片、土產、百貨、花稅的稅種。這種稅被老百姓俗稱為過道稅和落地稅。因為稅種的稅率是按貨物價格值百抽一，1%為一厘金。厘金的征收方法為兩種“一為活厘（又叫行厘），一為板厘（又叫坐厘）。活厘屬于通過稅性質，抽之于行商，板厘屬于交易稅性質，抽之于坐商。
發展歷程
起源與發展
各省開辦厘金之初，因為多由軍營糧臺、軍需局、籌餉局等機構經理其事，后來才普遍設立專局總理厘務。各省總局名稱不一，有捐厘局(淞滬會戰)、厘捐局(南京市、天津市)、牙厘局(蘇州市、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云南省、湖北)、厘金鹽茶局(湖南省)、厘金局(廣西壯族自治區、山東省、甘肅省、四川省、貴州省)、稅厘局(福建)、厘稅局(陜西、河南)、籌餉局(山西)。總局之下，設立各局卡。各通商要道設正局或正卡，經理抽厘。其下所屬征收機關有分局分卡。廣東省主要抽厘機關不稱局而稱廠，廠之下有分廠分卡，相當于其他各省的分局分卡。稽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緝私局機關，有分巡、巡卡及巡船、炮船等，使各省厘廠局卡的分布遍地林立。如湖北省自咸豐五年(1855)以來，所役厘金局卡曾達四百八十余處；由揚州市至淮安市不過三百里路程，中間設有八個厘卡；蘇州市至昆山市不過五十余里，竟有四處收厘卡。先前商人從事省際貿易販運貨物，從漢口到上海市，只有武昌、九江、蕪湖市、江寧區、鎮江市、上海六處常關征稅，自厘金制度興起后，由漢口至上海，據《申報》評論：“厘卡之多，猶不止倍于稅關之數，其司事巡丁之可畏，亦不止倍于稅關之吏役。”當時統兵人員私設厘卡抽課，未經入奏者極多。
各省設立厘金局卡以咸豐末年和同治初年最多，估計總數當在三千處左右，光宣之際，全國局卡總數至少仍有二千二百三十六處左右。局卡既多，用人亦濫。厘局差事最優，據說得一厘差，每年可獲萬金或三、五千金不等。清末官場中竟有謂“署一年州縣缺，不及當一年厘局差”之語。厘局薪金不多，主要是靠侵蝕朘削而得此巨款。
厘金稅率、抽法及年收入 厘金稅率，各省極不一致。厘金開辦之初，如湖北按貨值每千文抽收十二文，湖南省每千文抽取二、三十文上下為率；上海市則為每千文抽取三、四十文不等；抽收的辦法，各省亦各有規則。時人揭露：“各省厘捐章程不一，大約厘之正耗，較常稅加重。”例如安徽省從咸豐三年起開辦征收茶葉稅厘助餉，稅率從量計算，至同治六年(1867)茶稅比原定稅負增加二點七倍。厘捐如此繁重，既阻礙商品流通，又抑制了生產發展。同時，“各省厘捐章程不一”便于對商民的勒索和榨取，使經手厘金的委員和吏役上下其手，“從中私飽”。
厘金每年收數，同治七年以前各省對戶部照例“不造報銷”。根據有關官書檔案材料計算，湖南省、湖北、江西省、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河南省、山東省、山西省、陜西省、四川省、沈陽市十四省匣金歲入最低數，在同治三年以前每年當在一千三百六十萬兩上下，最高可達到一千九百八十三萬左右。60年代初是厘金收入最旺的時期，比清代政府原來歲入額數約高出三倍至四倍。這筆巨大的新稅源填補了咸豐年間財政的匱乏。同治三年前后，江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省、福建、廣東等省的厘金收入，幾乎全部用作鎮壓農民起義的軍事費用，特別是湘軍和淮軍的餉源，自始至終以搜刮厘金為基礎。同治五年以后，各省厘金收入盡管開始日漸減少，但在各省厘金開支中用于軍費部分仍占較大的比重。光緒二十九年(1903)各省厘金收入計銀一千一百七十多萬兩，宣統三年(1911)達四千三百一十八萬多兩。
消亡
厘金創始之初，本是一種臨時籌款方法，同治三年七、八月間，清廷臣工多有整頓備省厘金革除積弊的奏議，厘金曾經一度者裁而未果，使它取得經常正稅的地位。1931年1月1日，國民政府取消了厘金制度。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