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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被告山杠爺》，是一部由范元執導，范元和畢必成聯合編劇，李仁堂、董丹軍、畢夫、張一梅等主演的劇情電影，該影片于1994年在中國大陸上映。

該影片改編自李一清小說《山杠爺》，講述了堆堆坪的當家人山杠爺一心一意為群眾著想，卻受傳統封建思想的影響，在村里搞“家長制”“一言堂”，最終因觸犯國法而受到法律制裁的故事。

1995年，該片獲得第1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最佳劇本、最佳男主角、最佳導演處女作四項大獎，以及最佳美術提名。同年，獲得第18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最佳男主角兩項大獎，第1屆中國電影華表獎最佳故事片、最佳編劇、最佳男演員三項大獎，成為峨影第三部包攬中國內地電影三大獎“最佳故事片”榮譽的經典名作。此外，該片還獲得第四屆“五個一工程”獎、第五屆表演藝術學會獎金鳳凰獎學會獎等榮譽。1996年，該片獲得第3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影片獎和最佳男演員獎。

劇情簡介

一個叫做堆堆平的偏遠山區，村里有一個黨政最高領導人，叫山杠爺（李仁堂飾）。他領導著堆堆平人民抓生產，搞治安。一年又一年，多次被當地政府評為先進模范村。因為夯娃媳婦強英（繆月輝飾）長期虐待婆婆，山杠爺強制其給全村放電影，在其拒絕放電影的情況下命令村民綁其游村，夯娃媳婦無法忍受屈辱自縊于山杠爺門前。于是，平靜的堆堆坪開始動蕩了起來。由于被匿名舉報，當地的檢查公安機關派調查人員蘇琴（楊華飾）到村里了解實情。在王公安（畢夫飾）的陪同走訪下，調查人員了解到在這個小山村，山杠爺代表著無上的權威，雖然將這個村子治理的很好，但是他的很多行為卻違反了法律法規。

為了催在外打工的明喜回鄉種責任田，他命令私拆明喜給妻子的來信，以證實地址；為了整治不按時交公糧又拒絕受罰的王祿（閔捷飾），他派地方武裝將王祿捆綁關押；因二利（朱小丹飾）酗酒、家庭暴力等行為將其囚禁；為了整治帶頭反對攤款、攤勞力修水庫的臘正（董丹軍飾），他當眾煽了臘正的耳光，還停止了臘正的黨員登記。調查結束后，因為山杠爺的違法行為，調查員蘇琴百感交集，但她不得不告訴山杠爺，他觸犯了法律，將依法被逮捕。面對著自己任職了三十多年的村子，山杠爺無奈的留下了兩行熱淚，在山杠爺看來，村規就是國法，堆堆坪的所有村民都必須像服從國法一樣服從村規，在被檢察部門帶走前夕，山杠爺坦言“糊糊涂涂”被懲治，追悔莫及。

角色介紹

影片制作

前期籌備

劇本創作

1994年3月，峨眉電影制片廠決定將《被告山杠爺》作為重點片投入生產，將導演一職交給渴求拍片機會多年的范元。范元讀完原作和劇本初稿后，雖感劇本尚不成熟，但主要人公的人物形象極具開掘價值，其人生態度深深打動了他。由于題材尖銳，編劇畢必成在最初曾想把該片寫成喜劇，目的是削弱一點故事的鋒芒。峨影的領導則認為作品的鋒芒一定要保留，只是要注意分寸處理適當，以社會穩定的大局為前提，反映生活中的矛盾沖突。編劇畢必成在完成初稿后不久就去世了，峨影領導后續改編劇本的任務也交給范元。

該片是范元的電影導演處女作。范元為了深入農村熟悉人物，耗時兩個月，跋涉數千公里，從都市遠郊到偏遠山區，從富裕鄉鎮到貧困地區，接觸了數十個農村基層干部。他掌握了大量生活素材，也了解到一些鄉村干部工作作風簡單粗暴甚至違法亂紀的情況。盡管根據這些真實故事也可以拍攝一部揭露黑暗面的影片，但他認為“真實”本身不能代表社會生活的本質，只有既不回避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同時又把握生活主流和時代精神，以恰當的藝術分寸去開掘，引人思考，才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正確理解。特別是原作中的生活原型——一位農村黨支部書記的言行給了他深刻的啟示。在范元看來，那位支書的工作方法盡管有許多不正確之處，在其生存的土壤上卻是行之有效的，不能簡單地以善惡是非來下結論。鄉村干部需要改變觀念以適應新時代，那將是一個艱苦漫長的過程，這才是比揭露黑暗面更大的“真實”。由此，他得出結論，如何在現代法制觀念的規范中維護和發揚中華文化中的傳統美德，是影片所要揭示的課題，而在進一步完善劇本時，尺度的分寸感也是以此為依據。

他堅持不渲染山村的貧窮，因為從深層次講山杠爺的悲劇不是貧窮造成的。為人物的言談舉止提供充分的合理性，范元去掉了小說和劇本初稿中山杠爺老伴一角，還將小說中的兒子改為上中學的孫子，增設了一個木訥的兒子和賢惠的媳婦。

角色塑造

1994年8月下旬，李仁堂接到《被告山杠爺》的劇本后便連夜看完，劇本的立意和主人公激發了他的創作欲望。當時有三個劇組請他做主演，他最終選定了《被告山杠爺》。為了塑造好山杠爺一角，李仁堂特意在緊張的拍攝日程中擠出七天時間到四川隴西峽口村體驗生活。在那里，他找到了可以作為“模特兒”的人物——吳文全，熟悉了南方農民的生活習慣、人際關系和穿衣打扮。

分析了自己與角色的相同點和不同點之后，李仁堂決定著重解決造型問題。因為他外表善眉善目，體現不出山杠爺那種專橫兇狠。小說中對于山杠爺的描寫比較簡單，李仁堂便參考他所找的“角色模特”吳文全的形象和習慣動作，設計了山杠爺的動作表情，例如走路威風凜凜，聽人說話時歪著頭向上揚，坐凳上翹二郎腿，挽褲角等等。為了顯示人物的“呆直”，他用棉花把上唇墊起從而改變了嘴形。在拍攝期間，他把自己沉浸在角色中，改變身上一切與角色相違的東西，克服自己遲緩的舉止，平時坐、立走路都挺直腰板。

影片風格

導演范元曾面壁十天苦思影片的風格，有人建議往《焦裕祿》的路子上靠或者按國際化類型來制作。但最終他選擇了平實的形式，給自己定的原則是盡可能冷靜客觀地展示人物和事件，力求主觀情緒藏而不露，以免情緒太強烈影響看問題的準確性，通過樸實的形式、平常的故事找到一條與觀眾溝通共鳴的路。為與影片風格相統一，該片在音樂上也不刻意煽情，樂器只用了笛子、笙、簫和塤，而且音樂的使用更多在于營造氛圍而非烘托情緒。為了避免強烈的主觀色彩和煽情效果，音樂處理全部在戲的高潮之后，把情緒充分留給演員和鏡頭。

拍攝手法

為了還原真實的百姓生活，避免將主觀情緒強加給觀眾，導演范元在影片中很少用中近景，而多用中全景，鏡頭盡可能中性，全片只有一個人物特寫。同時，場面調度上他有意識地強調舞臺感，如拍聶氏宗祠里的戲，主機位總是在外面，讓觀眾產生距離，演員調度也極少，經常是一動不動地坐著，企圖由此傳達某種文化的凝滯不變。他沒有設計任何技巧，堅持老老實實講故事，希望農民能不費勁兒地看懂故事和情節。在場面調度、人物空間關系等方面都采取傳統方式。

幕后故事

為了依照現實的本來面貌再現現實，范元導演帶領劇組扎根農村、深入生活。飾演“山杠爺” 一角的表演藝術家李仁堂專程赴四川雅安的隴西鄉峽口村體驗生活，努力熟悉當地農村的風土人情與農民的生活習慣。

該影片的拍攝環境是在一個艱難閉塞的山區，65歲的演員李仁堂和劇組里的年輕人一起經歷了各種困難。每天早出晚歸，汽車要在險峻的山路里顛簸4個小時，隨時都可能遇到泥石流和塌方。患有關節炎和白內障等病癥的李仁堂找根竹桿當拐棍，由兩個年輕人扶著，天天爬大山踩泥路。李仁堂表示，他被山杠爺這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角色所激勵，力求為觀眾塑造一個真實、豐滿的形象。拍這部片子確實很累，可說是從影以來拍得最艱苦的一次，但是很值得。

獲得榮譽

資料來源：

影片鑒賞

藝術不是只講道理，而是通過塑造形象去感染人。《被告山杠爺》在藝術上產生強烈的反響，首先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山杠爺這個稱得上是活動于“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沒有典型環境就形不成典型性格。影片中的堆堆坪之所以能夠出山杠爺那樣的人和事，就在于它環境的“典型”性。它是一個山村，一個封閉卻又能自給自足的山村，貧窮并不是它的特點。影片沒有在貧困上做文章，而是死死抓住環境封閉的特征，如虎娃到鄉上上中學要止50里路，鄉郵遞員逢趕場時送報送信可以少走百十里山路，縣上的同志坐車下來也深感路途的艱辛，這些都說明了交通信息的不便，使得堆堆坪“與世隔絕”。在這“與世隔絕”的堆堆坪中，那穩固的牌坊，在向我們講述著一種古老而又威嚴的“秩序”；那吱吱嘎嘎的筒車在默默地顯示著一種亙古不變的循環：那裊裊的炊煙，濕漉漉的石板路，山坳中靜謐的村落，以及村民們那單一齊整的陰丹藍褂衫，都展示著一種經久不變的單一。堆堆坪的民眾們就在這種不變的單一的環境中，世世代代地活著。而當改革開放的時代車輪碾到這里時，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將被打亂，山杠爺的并非個人的悲劇，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李仁堂同志對山杠爺作為好人的刻畫，是非常生動的，而這種刻畫越成功，其命運的悲劇意味則越濃，給人們情感的感染力和靈魂的震撼力就越強烈，其所涵蓋的時代精神和歷史意義也就越深刻。

作品評價

媒體評價

影片中“堆堆坪村”的村長山杠爺多年來全心全意為村民們著想和忙碌。但他受傳統封建思想的影響，在村中實行著“家長制”和“一言堂”，終致觸犯國法而被捕。檢察院的同志從城市來到鄉村，也將現代法律意識伴著陣痛注射進來。在傳統與現代的交錯路口前，山杠爺這位古樸的山村當家人，與無數農民群眾一樣，難免彷徨與遲疑。范元導演以鋒芒畢露的現實主義之刃，解剖開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讓徬徨后的反思凸顯于銀幕，將沉痛中的教訓遺贈給觀眾。（中國電影報評）

影片的敘事、造型都不錯。敘事很流暢。從環境造型來說，下了很大功夫，非常貼近生活，充分展示了四川省偏遠山區田園生活和保留下來的相當傳統的農村文化，有濃厚的環境氛圍和文化氛圍。山杠爺這個形象應該說是對生活的獨特發現。李仁堂這么多年在銀幕上立得住的形象不太多，現在出現了一個很有光彩的形象。（中國影評協會羅藝軍評）

《被告山杠爺》給人的啟發就是，在現實面前，人人都應該注重法律和道德的趨同，實現制定法與民間法的良好結合，并對這一現實沖突加以理論及實踐的總結，從而探尋一條有利于中國特色法治建設的新路徑。影片中的檢察官及其調查過程，起到了串連全片故事情節的作用。檢察官在調查中的認真與糾結，恰恰體現了面對鄉村社會的復雜情勢下，法律工作者對轉型期現代法治建設的思索和探究；這些思索與探究，正好體現了電影創作者和人物本身的社會責任與擔當。（檢察日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