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漢佳先生祖籍東莞樟坑徑村（現已劃為深圳寶安），1936年6月出生在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古晉。1963年畢業于臺北師范大學，獲得教育學士，1968年獲得美國夏威夷大學教育碩士學位。
正文
房漢佳曾在美國伊利諾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高級教育哲學，專攻中國教育的發展論題，當時其碩士論文就是《1949年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將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教育發展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和闡述，使海外認識中國，了解中華文化和中國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1969年至1987年歷任該院講師、科主任、副院長等職，因政府工作需要，于1987年調至政府中學任副校長之職，直至1991年退休。房漢佳先生在研究教育改革和工作之余，熱心寫作，且著作等身，如與他人合著的報告文學《世界著名攝影家黃杰夫》（福州市出版）、《英雄故事》（古晉市出版）、專著《文化與教育》、《砂拉越巴南流域發展史》（古晉出版），以及他對中國社會改革的研究和教育體制問題的探討多部學術文章。這些著作都能反映出房先生身在異邦、心系桑梓的赤子之心。《參考消息》曾摘發了他多篇文章，如《發展旅游不應破壞古跡》一文，就是通過在中國旅游時發現的問題，呼吁中國在大力開發旅游業的同時，不可人為地破壞文物古跡，否則將會成為千古罪人；《加強思想教育才是根本》則是評述中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首先應是加強思想教育，“致富思源，富而思進”，他認為：“不論是愛國主義教育或是黨建活動，都是思想問題，或更全面地說是文化問題，其實整個改革開放也是建筑在一種新的思想與文化的基礎上。”他還強調，要探討和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最主要的是要通過思想與文化進行教育，忽略了其中之一來討論中國社會的現狀是不夠全面的。字字珠璣，力若千鈞，為有關方面提出了參考。房漢佳先生還十分注重華僑華人歷史的顯學研究，其《砂拉越客家社會的歷史與現狀》在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上引起共鳴，也為客家外遷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歷史資料。
古晉市處于馬來西亞東部，那里華僑華人眾多，為更好地聯絡鄉誼，扶貧濟困，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報效祖國，成立了多個華僑華人社團，古晉惠東安公會是在當地較為著名的一個社團，它是由祖籍廣東省惠陽、東莞市、寶安區三屬人士所組成的一個地緣性社團組織，于1971年成立。房漢佳先生以其良好的文化素養和顯赫的社會地位，于1996-1999年連續兩屆當選為該會主席，現為名譽主席。在職期間，與公會鄉親一道精誠合作，排除一切困難，發動鄉親及社會各界人士籌建會所，購得處于古晉大石路三哩的一座商業大廈的二個單位作為會所，使鄉親們能有一個更加安寧的環境和對公會有一個家的溫馨。
鄉情是游子極易捂熱的詞語，對于一個雖然出生在異國他鄉，但時時關注祖籍的房漢佳先生，我們的話語亦不時地用到這個詞上。他很得意地說：東莞市是從《詩經》里走來的，中國的近代史就是從東莞走出的，東莞讓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澤四野，成為東方之珠。雖然，我的祖籍地被劃為深圳市，但在我們的腦海里、在我們的族譜里仍舊是東莞，我們逢人便說我是東莞人，我為是一個東莞人而驕傲和自豪。房先生說，他十分熱衷于中國儒家文化，儒家是現實性的，是屬于社會的，是面對現實腳踏實地去解決人生中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著重于怎樣做人，怎樣處理人際關系，是在社會廣闊空間中實現人生價值，它主張入世，主張樂觀進取，主張有為，儒家文化告訴人們一個千古不朽的道理，那就是“誠、信、禮、義”，根在何處，須扎他鄉，故而今后無論怎樣，我的后代怎樣，我都會以東莞市而如此自豪。
跟房漢佳先生交談最多的是文化，他很精辟地說，今天在高新科技主導下的飛躍進步，是一種我們前所未有的向前邁進的大好機會，但是它也對我們構成一種嚴峻的生活挑戰，因為它必然會帶來全球化的新時代，也帶來競爭激烈的生活。對于我們剛從農業社會走向工、商業社會的惠東安人來說，全球化的到來，必將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沖擊，為了面對這種充滿挑戰與競爭的時代，我們必須積極提升自我，加強文化學習，促進本身的科技知識，以加強我們在全球的競爭能力，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知識經濟時代是一個挑戰的時代，這是房漢佳時時提醒自己的一句話，他仍在不斷努力，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為祖國為古晉市的鄉親們寫出更多更美的錦繡文章。
正如房漢佳先生《中國開發大西北刻不容緩》的最后一段話這樣說道：“現在，中國要建設大西北，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來得容易和有利。只要中國政府有明確的目標，長遠的計劃和完善的制度，從海外籌集資金以開發大西北，建設新中華，并非是件困難的事。不過，它卻是中華兒女必須立即去從事的建國大業。”
是的，只要人人參與建設，只要人人為家鄉建設獻策獻力，祖國立足于世界富強之林，則指日可待。房漢佳先生，在期盼著，全世界華僑華人，在期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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