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惠林（1904-1992）男，山西陽城人，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和巴黎大學。先后執教于臺灣中央大學社會系、復旦大學社會學系、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等院校。
人物簡介
衛惠林（1904—1992），山西省陽城縣人，社會學宗師，國際著名教授，人類學和民族學家。生于清光緒26年（1904）。18歲時（民國10年）赴日本著名的私立早稻田大學攻讀，四年后（1925）獲得文學士，當時擁有學士學位的日本留學生是頗有社會地位的，但衛惠林先生并不以此滿足，1927年時遠赴法國，進入巴黎大學攻讀民族學及社會學，1929年獲得巴黎大學的碩士學位。從1932年開始在國內各學校及研究機構從事教學及研究，先后服務過包括南京市的臺灣中央大學社會系、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四川省的金陵大學社會學系、四川的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南京的臺灣中央大學邊政學系、南京的國立邊疆教育館、廣州的臺灣中山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臺北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的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臺北市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當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青年時期遭受中日戰爭之災、在壯年時期又逢內戰痛苦，戰爭迫使遷徙也擴大了生活領域。
衛惠林呂振羽黃文山先生創辦中國第一個民族學的專門刊物《民族學研究集刊》，并組建中國民族學會，期間完成他第一部著作：《世界民族志》的初稿，發表《社會制度的形成與變遷的法則》（《人文科學》，1953年）、《法國大革命中的社會思想》（《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6年）、《世界種族分類》（《民族學研究集刊》）、《中國古代圖騰制度論證》（《民族學研究集刊》，1936年）等論文，曾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擔任臺灣省通志稿《同胄志》的主修。《同胄志》是臺灣省通志稿中少數民族的部分，在舊志中稱為《番族志》或《番俗志》，日人在據臺時期，曾從事實地調查，寫出《臺灣番族調查報告書》，后來更有語言學家、民族學家，對臺灣各族的語言、神話做了學術研究，寫成較為豐富的研究報告。但日人調查報告總有殖民主義的偏見，因此衛惠林計劃，用五年時間撰寫100萬字一族一志，再用比較觀點完成總志，以與日人的《臺灣番族調查報告書》互相比證。后來因為通志稿其它篇是參考舊志文獻稍加采訪草草完稿，以及時間倉促，遂縮小編撰規模。1952年辭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工作，應聘到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擔任教授，1955年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繼續從事田野調查的工作，其十數年間訪問40多個少數民族部落，對阿里山曹族、阿美族、蘭嶼達悟族、賽夏族、排灣族、卑南族、魯凱族等臺灣少數民族的氏族組織、親族組織、部落組織、年齡組織、世系組織、權威制度、階級制度都進行了十分詳盡的研究，寫出大量的學術調查報告和民族研究論文，在海內外產生重大影響。
衛惠林腳踏實地從事研究、當時足跡幾乎踏片臺灣少數民族各村落，而上述著作也幾乎成為日后學者研究臺灣少數民族社會必讀的基本著作。在衛惠林先生八十華誕時，“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以該所集刊第54期為祝壽論文集，石磊、許嘉明、瞿海源三人聯名文章，提及衛惠林先生對社會人類學的貢獻，在以土著社會的數據建構的一般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是氏族與世系群的分別。氏族與世系群是基于不同的組織原則（Structural principle）的兩種根本不同的組織型態。氏族是基于分組法則，以群體內外觀念為基礎的血親群，而世系群是基于個人的世系關系與群內親疏遠進法則為基礎的親族群。這兩原則是日后所謂祖先定向與自我定向，而依此定向形成祭嗣群與親類。freedman對親類厘清及Goodenough指出祖先定向與自我定向的差別都是在1960年以后的發展，而衛惠林早在1958年就提出這兩個概念，這可證明他對社會人類學一般性親屬理論的貢獻。
1950到1970年間是衛惠林先生學術生涯的黃金時期，創辦并主編了《中國民族學研究通訊》雜志，他編著的《社會學》（“國立”編譯館）被指定為大學用書，還出版了《社會人類學》（商務印書館臺灣版），《臺灣風土志》（與何聯瑩合編，中華書局臺灣版），《埔里八宰七舍志》、《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部落移動》等學術著作。并多次代表臺灣的中國民族學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參加太平洋科學會議人類學組會議，并且是中國社會學會常務理事。1992年辭世。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