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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劉志蘭（1917年一1992年），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原八路軍高級將領左權的夫人，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在北京師范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同學和好友，在“一二·九”運動時期很活躍，是北師大女附中“民先”隊長。

1935年，劉志蘭在北師大女附中高三甲班讀書，而后來嫁給彭德懷的浦安修在乙班。1936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進步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以便團結更多的青年，將抗日救亡運動進行到底，浦安修、劉志蘭、楊慧潔立即響應，由婦救會員轉為“民先”隊員。1936年的暑假生活結束后，劉志蘭因做“民先”外聯，引起特務注意，上了“黑名單”，有關當局認為她會在學校“滋事生亂”，不允許她上大學。1936年，經“民先”研究決定，劉志蘭當上專職“民先”干部。1939年4月16日同左權在八路軍總部潞城北村結婚。1940年生下女兒左太北。1940年在延安保育院工作。1992年在太原市因病逝世。

在北京師范大學女附中就學期間，劉志蘭作為學生領袖參與了領導抗日救亡運動，在中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她投身革命事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做出貢獻。劉志蘭也關注婦女解放，倡導女性參與社會事務和平等權利。當代學者李霄凌認為，劉志蘭是革命和婦女解放的堅定支持者，她的行動和信念為后人樹立了榜樣。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劉志蘭生長在北京，自幼喪父，有六個姐妹。早年家庭生活拮據，依靠出租房屋和母親為租房者洗衣做飯為生。

一二·九運動

1935年，根據《何梅協定》，國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壓力要在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籌備會，河北省與察哈爾省將被“獨立”出去。1935年12月9日，浦安修、劉志蘭、楊慧潔在內的北平市學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她們也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一二·九運動當日，正是北京師范大學女附中的全校集會日。正當全體同學都在禮堂聽校長講話時，一支游行隊伍沖進女附中的禮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同學們快去游行！”女附中的同學們一下子激動起來，向外沖去，想要參加游行。但校長卻將學校大門關閉，學生們只好回到班級。當時沖在最前面的就有浦安修、劉志蘭、楊慧潔，三人也因此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不久，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北師大女附中成立了學生會，后學生會主席楊錫鈞被捕，劉志蘭接任學生會主席一職。

這三人就是彭德懷夫人浦安修、左權夫人劉志蘭，還有曾是劉仁（原北京市委常務書記）夫人的楊慧潔。

婚姻生活

1939年4月16日晚，由朱德和康克清做媒、彭德懷作為主婚人，劉志蘭與左權在五臺縣潞城北村的八路軍總部機關駐處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典禮。左權極為珍惜這段婚姻，對劉志蘭呵護有加。劉志蘭也因此不僅將左權看作自己的丈夫，更把他當成一位兄長、老師。

1940年5月，左權與劉志蘭的女兒左太北誕生了。在女兒3個月時，劉志蘭初到延安市，因需要照顧女兒而導致沒有馬上投入學習。后來敵后日軍的頻繁掃蕩，讓劉志蘭沒有機會帶女兒去和丈夫見上一面。1942年5月25日，在日軍對太行根據地的大“掃蕩”中，左權犧牲于左權縣（今左權縣）麻田村十字嶺。左權犧牲后，痛心不已的劉志蘭在《解放日報》中寫了《為永懷的記憶-寫給左權》一文，并寫到：“我愿意用20年的生命來換得你的活著，或許你重傷歸來，不管帶著怎樣殘缺的肢體，我都以你的殘缺為榮。”

隨著時間的推移，劉志蘭逐漸從悲痛中走出來。1948年，她改嫁給了左權生前的秘書陳守忠，開始了新的生活。

1982年5月，42歲的左太北收到了母親寄來的一沓信件。這是從劉志蘭離開太行山區到左權英勇殉國的21個月期間，左權與劉志蘭的十二封通信，除一封丟失外，其余十一封信劉志蘭一直珍藏著。

晚年與逝世

1982年，劉志蘭給總書記胡耀邦寫信，再次要求中央為左權書面平反。這一次，中央有關部門終于出具書面文件，對左權受王明路線打擊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對左權的“留黨察看”處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劉志蘭在北京市委黨校工作。1991年5月2日，浦安修去世后，劉志蘭也被查出患上淋巴癌，經受了多次化療并未顯著好轉。1991年10月12日，劉志蘭的病情已經很重了，身體狀況嚴重消瘦，渾身乏力，并伴有持續不斷的高燒。1992年，劉志蘭因病逝世，享年75歲。

人物評價

朱德曾評價劉志蘭：“女同志中的佼佼者。”劉志蘭曾是北京師范大學女附中“民先”隊長，她是八路軍的高級指揮員左權的妻子。盡管左權將軍英勇犧牲，但他處處留下的愛和關懷讓劉志蘭終身難忘，時刻銘刻在心。

當代學者李霄凌評價：劉志蘭，作為左權將軍的夫人，是一位具有堅定、堅強和勇敢品質的偉大女性。她的一生中，左權將軍的存在給予了她內心的安慰和力量，使她能夠勇敢地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和挑戰。她的奮斗精神和勇敢行動激勵了年輕一代，成為他們心中的楷模。

人物軼事

洗脫“托派”

1938年，有一個劉志蘭認識的人被定為“托洛茨基主義”，被抓了起來，他把自己所認識的人都“咬”了出來，說是都參加了“托派”。劉志蘭因此受到牽連，被調到中組部干部訓練班學習，實際上是接受審查。

1938年4月，浦安修被組織派往延安市，分配到中組部訓練班工作，見到了劉志蘭。楊慧潔聽說后也急忙趕到中組部訓練班。北平市失陷后，三姐妹再次重逢，有說不完的心里話。每逢星期天，楊慧潔都到訓練班去看望浦安修、劉志蘭二人。立志投身革命的三姐妹得以在延安重敘友誼。

當時負責干部工作的是陳云，他在中央黨校講課時說：“黨組織對每一個黨員都要負責任，要愛護每一個黨員。有一個青年人被‘托派’咬了一口，說她是‘托派’。經審查她不是。我們就和她談，講清楚：你沒有問題，放下包袱，努力工作。”劉志蘭就此得到政治解放。三位好友為此慶祝了一番。

家書寄思念

1940年8月，左權不得不把妻子和女兒送往延安市。得知妻子和女兒平安到達延安，從1940年11月起，左權利用作戰空隙時間，21個月寫了12封家書（有一封遺失），共1.6萬字。左權的每封家書都用較大篇幅來問候妻女。在這11封家書中，他的每一封情書的開頭都會寫上：“志蘭！親愛的。”

這些家書長期保存在劉志蘭手中，1982年5月，劉志蘭把這批珍貴的家書交給了女兒左太北。

磚壁村

1939年至1942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最殘酷的時期，劉志蘭被調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婦女運動委員會”。為了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開辟太行抗日根據地的指示，她在磚壁村創辦了“婦女抗日識字班”，并親自講課，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積極協助地方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實行減租減息，組織村民變工互助發展生產。她和磚壁村的父老鄉親并肩抗戰，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

1982年6月20日，浦安修、劉志蘭再回磚壁村。她倆來到群眾面前，一邊和村民握手，一邊喊著：“我們回來看望大家。”村民們也喊著：“歡迎！歡迎！熱烈歡迎！”村民們爭著和浦安修、劉志蘭握手，一下子將兩人圍了個水泄不通。浦安修、劉志蘭在闊別多年后和大家歡聚一堂，格外高興，特意將當年婦聯干部史改珍、岳四煥，老房東牛煥蓮拉到身旁就坐，相互問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