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九事件（1991年8月19日—1991年8月21日）指在前蘇聯發生的一次政變事件，該事件又被稱為“蘇聯政變”或“八月政變”。
20世紀80年代，延續了50多年的斯大林主義社會模式暴露出經濟效率低下和管理僵化等問題。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以為首的新一代蘇聯領導人開始對蘇聯社會進行根本性改革，而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反而導致經濟形勢開始惡化，同時，改革經濟引發了政治、社會、民族問題。而“9+1”模式引得多數黨政人物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擔憂與迷茫。8月18日晚，以蘇聯副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為首的政變派于克林姆林宮展開會議，確定了政變的基本方針。
8月19日凌晨4時，蘇聯政府以根納季·伊萬諾維奇·亞納耶夫為首的保守派希望廢除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權力及其進行的改革，并欲借緊急狀態委員會挽救即將走向解體的蘇聯。凌晨6時，以亞納耶夫為首的三人發表聲明，稱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因病無法再承擔總統一職，而由他本人代行總統職責權力，同時宣布蘇聯進入緊急狀態，并成立了可行使國家全部權力的null，并由蘇聯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為首的八人構成。政變領導者想借以此次政變來挽救蘇聯，他們首先派出軍隊至莫斯科附近提前做好防備。還發表聲明告訴群眾是想以此次政變來挽救蘇聯，另外，null還通電其他國家，希望以此獲得國際上支持，一開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獲得了部分蘇聯內部的支持。但另一邊，反政變活動隨之運行，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利欽號召舉行政治罷工，抗議保守派的行動，以此表示反對政變。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勢力逐漸衰弱。最終，政變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完全控制局勢告終。8月21日，戈爾巴喬夫宣布已完全控制局勢，并恢復了一度中斷的與全國的聯系，蘇聯國防部撤回了部署在緊急狀態地區的部隊。蘇聯內閣發表聲明表示完全執行總統的指示。此次政變在三天之內結束，迅速恢復了戈爾巴喬夫的總統權力，但此次事件極大削弱了蘇聯共產黨的力量，宣告挽救蘇聯的計劃徹底失敗。而“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皆被逮捕、審判，也宣布了八一九事件徹底結束。
八一九事件加速了蘇聯解體進程，蘇聯統一局面被打破，導致地緣政治和經濟結構大變，多個加盟共和國先后宣布獨立，蘇聯逐漸解體，同時，八一九事件激發了蘇聯內部民族主義運動，承認各民族自主權利，推動本土化和多元化進程，同時，八一九事件對中國改革開放產生影響，引發中國領導人對蘇聯解體原因的深思，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和政策產生一定影響。
事件背景
20世紀80年代，蘇聯的硬性計劃經濟體制在上世紀30年代建立，并成功完成了工業化任務。然而，因蘇聯居民的社會經濟需求不斷增長，硬性計劃經濟體制逐漸不滿足蘇聯民眾需要。為解決人與生產手段和勞動成果相離異的現象，1985年上任的蘇共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于兩年后開始了他在經濟與政治上的改革。但是，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反而導致經濟形勢開始惡化。從而引發了政治、社會甚至民族問題。而在缺乏經濟改革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轉向政治改革，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政治體制的矛盾。在此情況下，蘇聯共產黨的領導被削弱，而各共和國的權力開始擴大，聯邦和中央展開了爭奪權力的"法令斗爭"。
戈爾巴喬夫上臺
1985年3月10日，蘇共總書記康斯坦丁·契爾年科去世，次日，54歲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三月非常全會上當選為蘇共總書記，蘇聯全國上下對這位年富力強的新領導人充滿期待。同年，4月23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四月全會上做了題為“召開蘇聯共產黨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及有關籌備和舉行代表大會的任務”的長篇報告。戈爾巴喬夫在這個報告中，闡述了自己的內外政策，并首次提出了“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戈爾巴喬夫強調，按照列寧的理解，繼承性意味著不斷前進，發展和解決問題，消除一切阻礙發展的東西，完善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制度改革
經濟改革
20世紀80年代中期，延續了50多年的斯大林主義社會模式暴露出經濟效率低下和管理僵化等問題。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以為首的新一代蘇聯領導人開始對蘇聯社會進行根本性改革。針對蘇聯經濟存在的“停滯”情況提出了“根本改革經濟體制”和“加速經濟發展”的戰略。并提出了15年計劃，并意圖在2000年使民眾收入翻倍并且工業產能翻倍。但是戈爾巴喬夫的經濟體制改革受到傳統利益集團的阻撓，改革遇到阻力和困難，進度緩慢。其次是在提出改革經濟體制的同時又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推動經濟體制改革。政治改革引起了社會混亂，經濟改革被政治斗爭打斷，導致經濟形勢惡化，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失敗。
同時，聯盟經濟基礎逐漸喪失，蘇共中央在經濟權限上開始對各個加盟共和國讓步，如1988年10月“人民陣線”舉行大會通過了經濟綱領，提出境內的工業企業交還本共和國；征稅辦法和稅額由本國預算再向聯盟繳納共和國稅，時蘇共中央未有表示，1989年9月，提出擴大各個加盟共和國的權利將加盟共和國與的經濟關系建立在合同的基礎上。但是這一方案并未解決問題，而后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等陸續宣布主權與經濟獨立。
政治改革
根據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改革方案，1989年上半年，隨著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和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從"黨集中領導國家的制度"過渡到了以民主選舉為基礎的"蘇維埃制度"。戈爾巴喬夫在全民公決中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并就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在此會議中，出現了許多針對蘇聯的批判和指責，發言者們認為擺脫蘇聯是對蘇聯的幫助，還有專為破壞黨的威信為精心策劃的行動。蘇共逐漸喪失了對人民群眾的影響，并且出現了許多反對立場的社會運動。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導致民主派和分離派興起，前者要求多黨制民主，后者要求退出蘇聯。為獲得支持，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改變改革方案。他希望通過這一舉措進一步邊緣化保守派，并選擇社會發展的方向。然而，他的改革卻導致了民主派和分離派的興起。1990年初，社會動蕩，500多個政黨和組織反共。蘇共失去先鋒作用。最終，在1990年3月的人代會上，戈爾巴喬夫接受了多黨制，取消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將國家權力的運行機制改變為政治中立的總統制。
民眾生活
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的初期是為了加強計劃經濟，而并非向市場經濟過渡。他的目標是提高蘇聯的工業產出以追趕美國，擴大機械制造成為首要任務。在改革中，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主張擴大企業自主權以提高企業利潤和工人工資。但與此同時，輕工業的空間被繼續壓縮。他上任后開始大幅削減國防、安全和支柱軍工企業的預算，導致武裝部隊得不到新式武器裝備，并削減對加盟共和國的財政援助。與此同時，不斷從西方大量貸款大量購買進口食物、小麥、肉類，導致蘇聯外債增加了2倍。1990年初，經濟出現負增長、盧比貶值、供不應求，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國民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蘇聯在1988年下半年至1990年消費品供應緊缺。洗衣粉、香皂、練習本、衛生紙等日用消費品嚴重脫銷，耐用消費品如冰箱、洗衣機、電視機、吸塵器也很難購買到，即使偶爾有貨擺出來，也需要憑發放的購貨證進行購買。蘇聯的消費市場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搶購熱潮，商店幾乎被掃蕩一空。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輔等城市的市場上，人們已經無法找到男西裝、女時裝、大衣、女鞋、男襪、童裝以及各類服裝面料和炊具。據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蘇聯從1985年到1990年，不脫銷的食品比例從16%下降至2%，布料、服裝和鞋的比例從18%下降至9%，家用電器的比例從22%下降至5%與國營商業不景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集市貿易價格飛漲，農貿市場的價格異常高昂。例如，肉類每公斤售價30俄羅斯盧布，達到國營價格的15倍；雞蛋每個售價2盧布，為國家價格的8倍；蔬菜價格一般是國營價格的3-4倍。此外，蘇聯各地出現了自由議價的寄賣商店，那里的彩電、冰箱價格比國營牌價高出3-4倍，一條牛仔褲售價可達100盧布，皮夾克更是高達1500至2000盧布。
政治博弈
隨著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分離勢力崛起，對中央權力構成挑戰，鮑里斯·葉利欽代表加盟共和國與戈爾巴喬夫代表的中央權力開始了爭斗。同時，改革派分為了維護聯盟派（新“保守派”）和重構聯盟派。并且談判中的“新奧加廖沃進程”和“新聯盟方案”成爭議焦點。政治局勢變化逐漸出乎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意料，改革進程被動應對。之后戈爾巴喬夫及中央權力對政局、社會掌控能力減弱，后續發展道路選擇權逐漸落入反對派手中。
“9+1”模式
在蘇共二十八大宣布建立“新的主權共和國聯盟”后，加盟共和國先后發布了“國家主權宣言”。同時，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新黨章明確蘇共將轉變為具有社會民主導向的議會政黨，蘇聯由“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改為“主權的聯邦制的民主國家”。蘇聯中央政府和大多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為形成政治平衡，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為了挽救即將崩潰的國家，提出了總統與蘇聯九個加盟國簽訂條約的“新聯盟”計劃，組成新奧加廖沃“9+1”合作模式。
政變籌備
方案制定
1991年上半年，戈爾巴喬夫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轉變，轉向了“激進派”立場。戈爾巴喬夫向鮑里斯·葉利欽作出了一些重大讓步，包括修改聯盟條約草案等。預定8月20日簽署新的聯盟條約，修改憲法，改組聯盟中央政權。同時，蘇共內部的矛盾和分化進一步加劇，戈爾巴喬夫的方針受到黨內一些人的強烈譴責。1991年6月12日，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總統，7月20日發布“非黨化”命令，要求解散機關、企業和軍隊中的蘇共組織。俄羅斯議會通過一些私有化法律，加速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進程。同年8月4日，戈爾巴喬夫離開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亞半島休假，烏克蘭等領導人奉命迎接。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休假時期，蘇聯副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和蘇聯政府總理巴普洛夫成為了莫斯科的最高領導人，而其他領導人也多因病或休假未能掌控政權，在這段時間內，蘇聯政權基本掌握在反對簽訂聯盟條約的人手中。而戈爾巴喬夫在離開前，曾指出，如果情況緊急可以采取宣布緊急狀態，克留奇科夫、德米特里·亞佐夫、巴克拉諾夫、舍寧、亞納耶夫等人幾乎每天都會給休假中的戈爾巴喬夫通報情況，但是卻沒有通報關于緊急狀態的事情，但總是會提及蘇聯現在處于危機關頭，引得戈爾巴喬夫不滿。8月6日，克留奇科夫和亞佐夫在莫斯科城邊進行了一次會晤，并與蘇聯多個重要人物討論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關于緊急狀態的方案，該討論進行了一個星期，而制定緊急狀態有關部門與人物也越來越多。
政變策劃
1991年8月15日，《莫斯科新聞報》發表新聞透露出新聯盟簽訂條約將于8月20日簽訂，因新聯盟條約簽訂消息的走漏，多數黨政人物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擔憂與迷茫。于是次日，政府會議召開，多數黨政人物對此條約提出了疑問。蘇聯黨外的部分政治力量認為，一旦在8月20日簽署了“新聯盟”條約，不僅蘇共的地位會再被削低，而且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也就會被改變，蘇聯會由社會主義聯邦國家轉變為松散的南北戰爭國家，對此，他們決定趕在8月20日簽訂新聯盟條約前采取行動，阻止簽署此條約。
1991年8月17日，以巴普洛夫為首的政變人員于列寧大街的據點進行會議，同時，德米特里·亞佐夫、巴克拉諾夫和舍寧都對此次會議進行了表態，并且決定說服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對此次條約簽訂進行延遲，次日，巴克拉諾夫和舍寧等人乘坐專機與戈爾巴喬夫會面并商談了此事，但沒有結果，隨后巴克拉諾夫和舍寧便對戈爾巴喬夫進行了軟禁。8月18日晚，根納季·亞納耶夫正在莫斯科郊外蘇聯總理瓦連京·帕夫洛夫的別墅里參加晚會，接到克格勃電話后兩人立即驅車前往克里姆林宮。晚上9時，根納季·亞納耶夫、瓦連京·帕夫洛夫、巴克拉諾夫、亞佐夫、鮑里斯·普戈、克留奇科夫、斯塔羅杜布采夫、季賈科夫等蘇聯高層聚集于克里姆林宮，并在此期間，巴克拉諾夫向副總統亞納耶夫匯報了莫斯科及戈爾巴喬夫的情況，隨即亞納耶夫決定加入政變行動，并確定了政變的基本方針：對外宣布總統生病，由副總統簽署實行緊急狀態法令。會議持續到8月19日凌晨3時，并于凌晨4時開始了政變行動。
事件過程
政變奪權
1991年8月4日，戈爾巴喬夫帶著家人到克里米亞半島別墅度假，離開之前簽署了一個條令，該條令要求內閣和各加盟共和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加消費品的生產。在8月18日的晚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下令，要求對戈爾巴喬夫實行隔離并切斷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系。8月19日凌晨4時，克格勃派出塞瓦斯托波爾團封鎖了戈爾巴喬夫在克里米亞福羅斯灣的別墅，一方面，戈爾巴喬夫及其家人遭到軟禁，克留奇科夫要求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辭職，另一方面，克格勃世界十大特種部隊阿爾法特種部隊暗中包圍了鮑里斯·葉利欽在莫斯科郊區阿爾漢格爾斯克村的別墅，并在這座別墅附近的所有路段布置了崗哨，。
8月19日凌晨4時30分，國防部長亞佐夫給各大軍區、各軍種和空降兵司令員以及所有國防部副部長發去秘密電報，并命令所有部隊進入戰時狀態。凌晨5時30分，亞佐夫再下命令，要求部隊裝甲師和空降師分派部分兵力進駐莫斯科。凌晨6時左右，俄羅斯方面的一個坦克團、一個摩托化步兵團和部分空降師加小股部隊已接近莫斯科的環城路。
8月19日凌晨6時，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三人發表聲明，稱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無法因健康問題無法再承擔總統一職，而由他本人代行總統職責權力，同時宣布根據蘇聯法規不分地區從8月19日4時起進入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并成立了可行使國家全部權力的緊急狀態委員會，而其中成員由蘇聯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為首的八人構成。同時委員會發布了《告蘇聯人民書》，文中指責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使得蘇聯陷入死胡同，并承認緊急委員會會采取措施使國家走出危機。隨后委員會連續發布兩條命令，要求各級政府和管理機關無條件實施緊急狀態，并壟斷報紙發行機構。同時，蘇聯內閣舉行會議表示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作出的決定。最后亞納耶夫發表了《致各國國家元首書》聲稱此次的措施是臨時性的，目的在于挽救蘇聯，同時承諾會依舊承擔該有的國際義務，以求得到各個國家的諒解。
8月19日上午9時，蘇聯軍隊驅車開進莫斯科中心，裝甲車和坦克占據了國家重要機關陣地和交通要道，11時，國家緊急委員會發布1號命令，要求各級政權切實遵守緊急制度狀態，并要求立即解散各種非法組織和武裝同時也禁止民眾進行集會、游行、示威等活動，還對蘇聯內輿論進行監督，取消了蘇聯境內調撥食品和消費品等物資的限制等。
反政變行動
8月19日上午，以俄總統鮑里斯·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領導人發表了《告俄羅斯公民書》，他們宣布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所有決定與命令都是違法的，并指責其為反動政變，并呼吁俄羅斯公民采取回擊，緊接著，葉利欽在俄羅斯聯邦政府大廈召開記者會，并提出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一切決定均是違法的，應該判處國事罪，同時召集外國使節，呼吁全世界關注蘇聯的此次事件并給予相對于的道義支持。同時，葉利欽還致信蘇聯軍隊與內務部官兵，要他們做出正確的決定，隨后葉利欽登上一輛坦克上呼吁俄羅斯人民展開總罷工以此進行抗議與回擊，在西方各國的呼吁和鮑里斯·葉利欽的號召下，大量群眾走向街頭示威游行，并阻攔執行緊急狀態任務的坦克車，構筑路障保衛俄羅斯議會大廈。
8月19日上午10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在克里姆林宮集合，并對當前形勢做出了總結，并對當前形勢表示滿意。少有幾人聽取了俄羅斯發起的全面罷工呼吁，但同樣也沒有多少人將“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告示當一回事。坦克停在莫斯科的正中心，孩童在上面玩耍，官兵與民眾在進行交談，民眾認為沒有必要發生流血事件。上午11時，舍寧召開蘇聯蘇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隨后通過會議表示全方位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工作。
臨近上午11時，俄羅斯的坦克、裝甲車和空降兵部隊到達俄羅斯白宮附近，隨后在中午12時15分，鮑里斯·葉利欽向周圍民眾發表了簡短的講話，并宣讀了上午簽署并發散全國的《告俄羅斯公民書》隨后，便在俄羅斯議會大廈簽訂了第50號總統令，同時再次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所有決議都是違法的，在俄羅斯一律無效。
8月19日中午，“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頹勢凸顯，原定于12點舉行的新聞發布會被迫推遲，其緊急召開20余人的內閣會議中，僅有五人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表示支持。
同日下午，以葉利欽為主的“業務管理小組”成立。該小組是由俄羅斯聯邦副總理洛博夫、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克拉薩夫琴科和俄羅斯聯邦國務委員會成員亞布洛科夫領導。蘇聯國內開始形成兩大對抗陣營，其一是以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為核心，支持者們認為成立該委員會和個別地區實行緊急狀態是非常正確的陣營；另一個是以鮑里斯·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業務管理小組”為核心，向群眾宣傳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決定和命令是非法的、反憲的政變的組織。
而“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在下午5時于蘇聯外交新聞中心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會由根納季·亞納耶夫主持，在此次發布會上，“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談到了改革失敗和轉型方向，并許諾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病好之后將繼續由其掌權，并表示即將與葉利欽達成合作。但此次發布會并沒有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博得群眾信任，許多民眾認為他們對于自己發表的言論沒有自信，回答的問題也十分的空泛。8月19日晚，蘇聯內部分報紙被宣布停刊，其中包括《莫斯科新聞》《獨立報》等。同時，蘇聯最高蘇維埃決定于8月26日召開非常會議，同日，蘇聯內多數民眾與官員表示對此次政變感到迷惑與恐慌。
政治罷工
8月20日，蘇聯內各大報社刊登的都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文件：如《蘇聯領導聲明》《對蘇聯人民呼吁書》《對國家和政府領導的呼吁書》以及《關于在莫斯科實施緊急命令的主席令》，同時，報社還刊登了俄羅斯領導人的呼吁與決定，如《俄羅斯領導人的立場》等。
8月20日清晨，“白宮”周圍聚集了超五萬民眾，民眾在此地搭建起簡陋帳篷，但并沒有發動暴動或者是暴亂行動，而軍隊方面也都不想發生流血事件，蘇聯國防部長沙波什尼科夫公開發表“不用武力反對人民”。上午，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先是宣布撤銷鮑里斯·葉利欽在19日發表的所有命令，同時撤銷保衛白宮的命令，最后宣布莫斯科從凌晨23時到凌晨5時進入宵禁狀態。而葉利欽方面于8月20日上午發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呼吁書，要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在24小時內安排葉利欽等人與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會見，并立即組織一個專業的醫療組織對戈爾巴喬夫進行醫療鑒定，同時要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撤回駐地，保證各領導人的安全，同時還呼吁解散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并廢除其一切的決定與指示。
8月20日下午，鮑里斯·葉利欽簽署命令，宣布將履行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司令職務，并任命新的列寧格勒的司令員和俄羅斯國防部長，同時葉利欽還與當時英國首相梅杰，呼吁西方施壓，以釋放戈爾巴喬夫，同時俄羅斯的其他領導也逐漸取得指揮權力，并取消了部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如撤軍與不實行緊急狀態等，同時開始陸續迫害共產黨人。一方面，以哈薩克斯坦領導人為首的四聯邦首都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是違法的，并要求召開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另一方面，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本想調動軍隊占領俄羅斯聯邦議會大廈，但被大多數軍隊拒絕。
8月21日凌晨，蘇聯紅軍坦克、裝甲車奉命向俄羅斯議會大廈進發，葉利欽支持者與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軍隊發生沖突，軍隊兩輛裝甲車被焚毀，三名群眾死亡，因此次沖突，軍隊停止前進，退回原地。上午10時，蘇聯國防部決定從實行緊急狀態的地區開始撤軍。同時，莫斯科也開始宣布取消宵禁，隨后，蘇共中央書記等紛紛公開表態，并譴責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下午1時，鮑里斯·葉利欽發表講話稱已控制俄羅斯聯邦境內的武裝力量。
下午4時，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蘇共中央副總書記弗拉基米爾·伊瓦什科以及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克留奇科夫、德米特里·亞佐夫和季賈科夫飛往克里米亞半島，與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會晤，試圖讓戈爾巴喬夫站到他們這一邊來。得知克留奇科夫、亞佐夫和季賈科夫前往克里米亞與戈爾巴喬夫會見的消息后，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決定派遣俄羅斯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茨科伊和總理西拉耶夫同樣前往克里米亞與戈爾巴喬夫會面。
政變失敗
19時30分，戈爾巴喬夫與部分國家緊急委員會成員會見，并拒絕與亞佐夫等人會見。19時35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宣布，副總統代理總統一職的行為是違法的。20時10分，戈爾巴喬夫在克里米亞宣布重新恢復對國家的控制，七分鐘后，蘇聯檢查員發表公告，并指出國家緊急委員會成員行動犯了國事罪，并提出訴訟，同時派出專員調查。深夜，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回到莫斯科，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相繼被捕，或受到審訊，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鮑里斯·普戈于家中開槍自殺，至此，八一九事件徹底宣布結束。
最終結果
保守派發動的“八一九事件”三天時間宣告破產，在與鮑里斯·葉利欽勢力的三天較量中，國家始終遲疑不決，行動緩慢，也沒有真正控制軍隊，而是幻想著對手的退讓以及與對手的政治交易，從而喪失了扭轉局面的最后機會。
蘇聯委員會
8月22日，返回莫斯科。宣布廢除國家狀態委員會，解除所有成員現任職務。克留奇科夫、根納季·亞納耶夫、亞佐夫和季賈科夫被逮捕，巴克拉諾夫接受審問，鮑里斯·普戈自殺，帕夫洛夫在醫院受監護。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發表聲明將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開除黨籍。謝爾蓋元帥于22日自殺；蘇共中央事務局長克魯奇納于26日跳樓自殺。“國家”的主要領導人被逮捕、審判，保守派發動的“八一九事件”三天宣告結束，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實際上加速了蘇聯的解體，也使得想通過簽訂聯盟條約維護主權國家權力的夢想破滅。
蘇聯國家方面
8月22日，宣布蘇聯紅軍中共產黨基層組織非法，要求中止活動，鮑里斯·葉利欽宣布暫停蘇共報紙出版，相繼拆毀蘇共歷史紀念物。8月23日戈爾巴喬夫會晤9個加盟共和國領導人時就催促著簽署聯邦性質的聯盟條約，但最終聯盟條約改為“主權共和國自由聯盟”，白俄羅斯、烏茲別克等國宣布獨立，脫離原來的成為主權國家。新的蘇聯必須具有性質。與此同時葉利欽宣布俄羅斯保留修改邊界問題的權力，目的是使各加盟共和國有所收斂。
蘇共方面
8月23日，蘇共中央大樓被查封，掛上十月革命前俄羅斯的紅白藍三色旗。8月24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宣布自己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并提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他下令停止各政黨和政治運動在軍隊、內務部等各級軍事機關和國家機關中的活動。此外，他還發布了一項命令，成立以西拉耶夫為首的委員會來管理國家經濟。同日，鮑里斯·葉利欽下令封存所有蘇共中央的理論和黨務檔案，查封蘇共財產和辦公場所；8月25日，葉利欽宣布蘇共、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全部財產歸俄羅斯國家所有。8月29日，蘇聯議會通過決議，暫停蘇共的活動并責成蘇聯檢察院審查蘇共領導機關。
事件影響
加速蘇聯解體
八一九事件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加速了蘇聯的解體進程，從而引起了歷史性的變革和影響。 首先，八一九事件意味著統一的局面被打破，導致蘇聯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多個加盟共和國先后宣布獨立，蘇聯逐漸解體，成為15個獨立國家。這也改變了后冷戰時期的國際格局，影響了世界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其次，八一九事件引發了蘇聯內部民族主義運動的高漲，使蘇聯承認了各個民族的自主權利，從而開啟了蘇聯的本土化和多元化進程，促進了新生獨立國家的形成和民主化的發展。
對中國的借鑒
八一九事件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時正值中國在經濟上探索市場化道路的關鍵時期，中國領導人對制度崩潰的深層原因進行了深入思考，也從中發現了自己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風險，因此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和政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同時，八一九事件加速了蘇聯的解體，中國也逐漸由對中蘇關系實現了對中俄關系的平穩過渡。
后續影響
八一九事件后，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急劇發展，統一的聯盟國家迅速走向解體，并且俄羅斯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愈發膨脹，發展本民族經濟文化的民族主義情緒迅發噴發，使得對鮑里斯·葉利欽的擁戴更盛。一方面，八一九事件之后，葉利欽等人公開以主人自居、排斥取代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政權，同時大力鼓吹在粉碎“政變”中的作用，聲稱：“莫斯科救了俄羅斯，俄羅斯救了全國”，另一方面，葉利欽開始取代中央政權向全國發號施令，并提出了修改邊界等要求，引得其他國家不滿，使得其他加盟共和國離心傾向更甚。也促進了蘇聯的解體，而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國家職能嚴重退化，由于采用西方的多黨制，使得俄羅斯內部混亂，并且其政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
事件評價
蘇聯最后一任領導人認為：政變使社會大幅度倒退到改革前的時代，改革作為社會和政治進程，要以和平的、非暴力的途徑實現國家復興和民主，是要盡力減少人民與政權的矛盾，而政變卻在破壞和誣蔑改革。同時，戈爾巴喬夫認為緊急狀態委員會是軟弱的，承認在與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斗爭中的不妥協作用，如果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舉措取得成功，那么國家將會倒退。
俄羅斯公正俄羅斯黨主席謝爾蓋·米羅諾夫曾評價八一九事件：“1991年我就認為國家不能成功地實施政變，因為人民當時需要的是自由。”
塔吉克斯坦共產黨主席、議會議員紹季·沙布多洛夫曾評價八一九事件："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是高層領導人挽救蘇維埃政權的最后嘗試"。
俄羅斯自由派“亞博盧”領導人謝爾蓋·米特羅欣曾評價八一九事件：“20年前的事件不能評價為悲劇，而是鬧劇。”
中國現代學者余偉民在《制度與人：蘇聯解體過程的演進邏輯》評價：“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作為一個執政者，堅持不使用暴力手段強行維持聯盟體制的有著堅定意志和明確方向的政客，所以他拒絕簽署“緊急狀態法令”。將緊急狀態委員會定義為違憲事件。鮑里斯·葉利欽反對緊急狀態行動維護憲法，提升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主權地位，葉利欽的選擇是由于他對軍隊效忠由蘇聯轉向俄羅斯動向的把握。影響了“八一九事件”的勝負。
現代學者楊正泉在《蘇聯“八一九”事件的輿論爭奪戰》中認為“八一九事件”失敗的關鍵因素是委員會失去了對反對輿論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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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蘇聯解體 八一九事件內幕》.央視網.2023-09-28
俄國人生七年（1991）.豆瓣.2023-09-28
蘇聯人 Mēs (1991) .豆瓣.2023-09-28
蘇聯當前國內形勢2.豆瓣.2023-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