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亡》是巴金的一部中篇小說，創作于1927年3月至1928年8月，于1929年1月4日初刊于《小說月報》，同年10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后收入《巴金文集》第一卷。
小說反映的是北伐戰爭之前20世紀20年代軍閥孫傳芳統治下的上海生活，作品以陰沉的筆調刻畫了軍閥統治下社會的黑暗，并在這一背景之下刻畫了一個心中充滿憎恨的革命者——杜大心。他有強烈的正義感，對窮苦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社會的苦難、個人的不幸使他變得孤獨而陰郁，他認為“凡是曾經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別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最終在刺殺戒嚴司令的行動中不幸犧牲。
《滅亡》是巴金發表的第一部小說，同時也是他首次使用“巴金”這個筆名。這部小說在發表之初便在社會上產生較大反響，《開明》于1929年11月發文評價《滅亡》是“現代文壇不可多得的佳作”。《滅亡》深受讀者喜歡，拉開了巴金創作的序幕，改變了他的一生，巴金還于1932年創作了《滅亡》的續集《新生》。。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評論界也將《滅亡》斥為 “無政府主義的狂熱” 之作。
出版歷史
《滅亡》并非巴金從頭開始依次寫成，其創作大體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為發泄剛到法國時內心的痛苦而寫，具體章節為前4章、第10章、第5章；第二階段是有關薩柯與樊塞蒂和朋友來信的部分，具體章節為第11、8、17、18、19章；第三階段是收到其大哥來信后所寫，具體章節為第6、7、9、12、13、14、15、20、21、22章；第四階段是巴金最后整理、摘抄《滅亡》手稿時添加的內容，具體章節為第16章和第22章的最后一段。
1928年8月初，巴金將《滅亡》全稿整理完畢，他計劃用自己翻譯的高德曼《近代戲劇論》的稿費來自費印行此書，遂寄給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索非。索非收到《滅亡》書稿后，并未按照巴金的計劃去為他自費排印，而是把它交給了正在為《小說月報》做編輯的葉圣陶。葉圣陶一見此稿，便馬上決定在自己主編的《小說月報》上連載。1929年1月4日，《滅亡》正式發表，陸續連載于《小說月報》第20卷第1—4期。同年10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滅亡》，后收入《巴金文集》第一卷。20世紀三四十年代，《滅亡》紅極一時，深受讀者喜愛，1929—1951年開明書店曾先后印行28版《滅亡》。
1936年開明書店印第7版時，1958年出《巴金選集》時，1986年出《巴金全集》時，巴金都對《滅亡》做過不同程度的修改。大致可分為3種，一是對于時間的修改，如將第3章“離開了二十年來住慣了的故鄉”時間改為“多年來”；二是歷史事實，如將第1章故事發生于“S市”改為“上海市”；三是人物描述，如將第3章杜大心的信仰由無政府主義改為社會主義。
創作背景
社會背景
20世紀20年代，軍閥孫傳芳統治上海，戰爭不斷、流匪橫行；窮苦人民食不果腹、生活得毫無尊嚴；權貴則花天酒地、醉生夢死；革命運動興起，革命黨人接連遭到逮捕、暗殺。《滅亡》便以此為背景，小說主人公——革命者杜大心見證了社會的黑暗，人民的水深火熱，當權者的作威作福，革命同志被逮捕、犧牲，最后自己也光榮就義。
個人背景
巴金（1904年—2005年），現代作家，翻譯家。巴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即對封建制度不滿，對勞動人民持有深切的同情。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他形成了民主主義思想并接觸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主張激進的暴力革命，如暗殺限定的幾個人，消滅他們的肉體以促進社會發展。但無政府主義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很快風消云散，巴金參與的政治活動也均告失敗，理想的破滅使他陷入痛苦和迷惘，于是他將情感宣泄于文學作品之中。《滅亡》中的杜大心即帶有濃重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策劃并實施了刺殺戒嚴司令的計劃。
1927年，無政府主義運動領袖——意大利工人薩柯與樊塞蒂因受誣告在美國被捕，后被判處死刑。刑期臨近，全世界都在聲援他們。此時，留學巴黎且熱心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巴金，也參與進去并給獄中的二人寫信，然而全世界的聲援沒有改變薩柯與樊塞蒂的命運，他們最終被綁在電椅上處死了。巴金陷入憤怒和痛苦之中。在《滅亡》序中，巴金稱樊塞蒂為先生。“我有一個先生，他教我愛，他教我寬恕。然而由于人間的憎恨，他，一個無罪的人，終于被燒死在波士頓，查理斯頓監獄的電椅上。”
內容情節
由于心愛的表妹被迫嫁給有錢人，知識青年杜大心來到上海市并考入大學，此時上海正處于北洋軍閥孫傳芳統治之下，社會黑暗，民不聊生。一年后，母親病故，隨著自身的肺病愈加嚴重，杜大心內心的抑郁與痛苦愈發深重。第二年，杜大心參加社會主義團體，后放棄學業，成為一名工人運動的職業革命者。他組織工人運動，并通過寫作詩歌發泄對舊社會的不滿。他憎恨整個社會甚至憎恨自己，一是與表妹的愛戀被家庭拆散；一是他的身邊每天都在上演著種種不公：富人的汽車碾死窮人后揚長而去；小孩未偷婦人青蘿卜反被她毆打，送進巡捕房；年邁的祖父和年幼的孫女推車糞車過活，卻難得一飽；貧窮的父母售賣孩子；貧窮的女工遭房東驅逐而淪為乞丐，最終慘死……他的人生哲學已變為憎恨，認為只有摧毀舊世界，才能改變窮苦人民的命運。
他在街上偶然結識了出身官僚家庭的李冷，又在其家中結識了李冷的妹妹李靜淑，兄妹二人都篤信愛的哲學，提倡用博愛來改造社會，不主張含有危險性的革命行為，而主張漸進的宣傳與改造。隨著雙方來往，受到杜大心的影響，兄妹二人的思想逐漸有了趨于暴力革命的傾向。而杜大心也漸漸愛上了李靜淑，李靜淑也愛戀著杜大心，但是他們的思想仍然完全不同，杜大心因此陷入了深深的矛盾與苦惱。
杜大心將稿費和工資的大多數都用于工人活動，他的激烈思想也影響著一大批的年輕工人。紗廠工人張為群在宣傳革命時不幸被捕，而這個因杜大心的影響而走上工人運動的年輕人最終死在了軍閥的屠刀之下，在觀看了張為群“殺頭的盛典”之后，杜大心對張為群以及他遺留下來的妻子和孩子萬分愧疚，他無顏面對住在隔壁的孤兒寡母。他在強烈的心理折磨和二期肺病的身體折磨下，策劃了刺殺戒嚴司令的計劃。臨行的夜里，他向李靜淑吐露愛慕的心意，得到肯定的答復后，他幾度掙扎要放棄自己的行動，最后“滅亡”的理想戰勝了情感，他毅然向李靜淑訣別，踏上了刺殺之路。然而，偽裝成記者的他沒能成功殺死戒嚴司令，他用最后一顆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后來，李靜淑繼承了他的遺志，于五年后成功組織了工人罷工。
角色介紹
杜大心
杜大心，男，一個有革命幻想的知識青年，出身封建地主家庭，憎恨封建制度，自稱是“一個立誓犧牲個人幸福來拯救人類的人”。杜大心也是一個詩人一個宣傳社會革命的。他心中充滿怨恨、憎恨社會，自身患有嚴重的第二期肺病。深愛李靜淑但不認同她的“博愛”思想。在張為群犧牲后，決心用自己的生命來替他復仇，最終，在刺殺戒嚴司令的行動中走向了滅亡。
李冷
李冷，大學生，出身官僚家庭。他是杜大心的好朋友，欣賞杜大心的詩作，信奉“愛的哲學”，提倡用博愛來改造社會。他認為杜大心的缺點是拋棄了愛，只有憎，但在和杜大心相處的過程中受其影響，思想有一定程度的轉變。
李靜淑
李靜淑，大學生，李冷的妹妹。通過李冷與杜大心結識，和李冷有相同的思想主張，對殘酷的世界和黑暗的現實認識不清，認為“人應該彼此相愛，互相地、和平地生活”，不贊成暴力的方法以及杜大心“偏于憎的主張”。李靜淑與杜大心內心互相喜歡，但是思想的迥異以及張為群的死亡，導致二人未能走到一起。杜大心的思想也深深影響著她，在杜大心犧牲幾年之后，李靜淑成功組織了工人運動。
張為群
張為群，窮苦的紗廠工人，在杜大心的影響下走上了宣傳革命的道路，與杜大心的關系亦師亦友。在一次革命工作中，不幸遭捕，在獄中經歷了嚴刑逼供，堅定信仰，不背叛革命，最終被當街殺頭。
作品賞析
主題思想
《滅亡》描述了信仰無政府主義的知識分子，獻身于反抗軍閥專制統治的暴動，其終極意義即是“凡是曾經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別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同時，小說體現著最先起來反抗的人也免不了滅亡的命運，革命者與反革命者都要滅亡的虛無主義的傷感情調。小說以“革命+戀愛”的模式展開，以主人公杜大心的死亡悲劇，表達了對軍閥統治下的黑暗社會的批判，同時，贊美了革命者追求光明、勇于犧牲的精神。
作為一個有革命幻想的青年，杜大心的滅亡悲劇是必然的，小說向人們揭示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一個追求光明、對未來的世界充滿美好希望的青年，單靠個人的奮斗是無法實現理想的，他的結果只能是看似暗殺實則是自殺的悲慘結局。
除了對黑暗社會的批判和對追求光明的贊美，小說還詳細表現了杜大心思想中憎恨人類的來源。杜大心的憎恨根植于愛，他之所以由愛生恨，一方面是由于殘酷的現實和黑暗的社會使他對愛產生了懷疑，尤其是當他發現這種“愛的理論”在之前某些人的嘴中有明顯的欺騙成分之時；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對社會群眾的不覺悟感到胸痹心痛。
藝術特色
時代性
舊軍閥的崩潰和革命勢力的勃發這一特點在《滅亡》中表現明顯，與茅盾1929年長篇小說《虹》相似，以“革命+戀愛”的公式進行創作，在此派小說中占有重要地位，彰顯了20世紀20年代小說創作的時代性。
悲劇性
《滅亡》這部小說最重要的藝術特色的點，可以說是巴金以一種充滿浪漫激情甚至有點浮夸的筆調來寫青年革命者，把杜大心作為一個悲劇英雄來處理，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大都充滿著傷感情調，很少有英雄至上的氣象，而巴金的《滅亡》讓讀者有了自己的英雄。
冷嘲的手法
巴金在張為群、杜大心被殺后人們的反應上使用了冷嘲的手法，以強化小說的悲劇性。如觀看張為群被砍頭時，有人說，“一代不如一代，這話真有道理……你看他不憂不忙地提起刀，一點氣力也不用，輕輕送過去，'嚓'的一聲，人頭就落地了。”杜大心就義后的描寫也有此效果，“杜大心底頭卻逐漸化成臭水，從電桿的竹籠中滴下來，使得行人掩鼻了”。這些革命家為爭取窮苦人民的美好生活而獻身，然而人民卻對其意義毫不了解，反而欣賞他們的死亡過程，厭惡他們化為污臭的身軀，這樣的表現手法，突出了小說的悲劇性。
敘事節奏
《滅亡》中的快慢節奏的安排同樣凸顯了小說的悲劇性。在《滅亡》的22章中，關于杜大心、李冷、李靜淑等人物來歷的部分速度最快。速度相對慢的部分是第1、5、11章， 將一個早晨、一天、一瞬的情節置于9頁、5頁、3頁的篇幅之中，而這些部分的內容都和揭露社會黑暗和人物心理變化有關。速度最慢的則是第17、18、20、21章，第17、18章描寫張為群被殺頭的那一天，共11頁，是全書的轉折點，是杜大心“滅亡”的導火索；第20、21章則是杜大心與李靜淑訣別并實施刺殺的夜晚，共15頁。這兩部分慢節奏的描寫構成了杜大心工作和愛情兩方面的悲劇，是巴金著重描寫的地方。
作品評價
《滅亡》發表之初便引起熱議，社會上對其褒貶不一。
作家葉圣陶在該小說剛發表時就評價道，《滅亡》“是很使我們注意的?其后半部寫得尤為緊張”，并預言《滅亡》“將來當更有受到熱烈的評贊的機會”。
1929年，譚正璧僅憑《滅亡》一部小說便在其所著《中國文學進化史》中將巴金歸入到“新現實主義”一派，甚至稱其為“頭角崢嶸的革命文學”，“貨真價實的無產階級文藝”。
民國時期的文學評論家孫沫萍在1930年的《讀<滅亡>》中認為這部小說如實地反映了現實社會，同時讓讀者領略道了社會底層的人民具有的強烈的反抗力量，讓民眾意識到：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們有的是熱血。
民國文學家阿英在《一九二九年中國文壇的回顧》中以筆名剛果倫評價這部小說，他認為《滅亡》反映了巴金虛無主義的個人主義想法，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浪漫主義的革命家，他用革命來抒發自己的苦悶，參加革命的動機是不正確的，不是革命黨人應有的態度。而依據這種事實進行的創作也是無意義的。
文學評論家賀玉波在1932年的《巴金論》中認為，《滅亡》整體上是不錯的，只不過前半部分的故事進展緩慢，穿插了太多不重要的緣故，作品缺乏力量，但是到了第二十章，當全篇的最高點表現出來之后，整部小說才算稱得上成功了，總體來說后半部分優于前半部分。
作品影響
《滅亡》是巴金創作的第一部小說，發表之后意外的轟動，使巴金正式開始了文學創作，改變了巴金的一生。他在《談<滅亡>》中說：“《滅亡》的發表……替我選定了一種職業。我的文學生活就從此開始了。”《滅亡》拉開了巴金創作的序幕，1932年8月，巴金創作了《滅亡》的續篇《新生》，敘述了李冷、李靜淑兄妹受杜大心犧牲激勵，先后走上革命的故事。1929—1937年，先后創作了“愛情三部曲”（《霧》《雨》《電》）、“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中長篇小說，有力地奠定了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滅亡》發表后，深受讀者喜愛，從1929年到1951年開明書店共印行了28版《滅亡》，其發行量僅次于巴金另一部小說《家》的35版。
參考資料 >
巴金同志生平.新浪網.2023-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