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指的是秦惠文王元年（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以謀反罪名將商鞅處死的事件。
商鞅（約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華夏族，戰國時期衛國（今濮陽市）人，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姬姓，衛氏，名衛鞅。因衛鞅本為衛國公族之后，故又稱公孫鞅。后封于商，后人稱之商鞅。商鞅廢除舊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推行軍功爵制，設立連坐法，這些變法措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時，也觸動了秦國宗室貴族的利益。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贏駟（即秦惠文王）繼位。商鞅亡大秦興，太子老師嬴虔等人誣告商鞅謀反，商鞅出逃失敗，于是潛回到他的封地商邑，立即組織邑兵北出擊鄭國（今陜西省華縣），發兵抵抗秦軍，戰敗后于鄭國黽池（今河南省澠池縣）被殺。惠文王又將他車裂，昭示國內。商鞅執政十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并使秦國長期凌駕于六國之上。
司馬遷在敘述商鞅事跡之后認為，商鞅天資刻薄，以小人引薦，且在變法過程中刑公子虔，又以詭計欺瞞魏公子卬。嚴刑少恩，最終兵敗身死。由此，商鞅也成為了作法自斃的典型。
事件背景
商鞅早年
商鞅為衛國人，從年輕時候起，商鞅就對刑名之學感興趣，在魏國相公叔痤門下任職中庶子。公叔痤為了魏國的利益，在臨終之時向魏王推薦商鞅，要求將他委以重任。魏王沒有立即答應，公叔痤見狀，又再次向魏王進言，要求魏王殺掉商鞅，不能讓他出國境。魏王走后，公叔痤向商鞅轉述之前的談話，要求商鞅盡快離開。
西行入秦
商鞅在魏國既未得到重用，也沒有被殺。就在此時，秦孝公下詔求賢，商鞅于是西入秦國，意圖在秦國施展身手。商鞅交結孝公身邊的景監，以求見孝公，為之陳說強國之策。孝公與商鞅相見三次，先以帝道、次以王道、終以霸道，最終成功說服孝公。
秦孝公決定任用商鞅進行變法之后，首先于秦國的朝堂之上與大臣甘龍、杜摯進行了一場辯論。商鞅告訴孝公：“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要求孝公打破常規，獨斷推動變法進程。大臣甘龍、杜摯則對此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善于治國的人不會輕易變更法度，只有遵循固有的習俗和已有的法規，吏民才能各安其位。如果變法不能帶來十倍、百倍的效用，就不能輕易實行。商鞅則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舉出夏商周三代的例子對他們進行反駁。最終，秦孝公贊成商鞅的意見，決意推進改革。
建功立業
商鞅在秦國先后實行過兩次變法。在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變革。同時，商鞅在秦國歷任左庶長、大良造等要職，當政十年，他的變法措施也因此在秦國得到了長時間和比較徹底的推行。變法之后，秦國在各個方面都有了巨大變化。史書記載，秦國大治，人民幸福、道不拾遺、山賊絕跡，人民生活物資充足，軍隊力量加強，國家環境大大改善。
秦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魏國與齊國爆發馬陵之戰，魏國大敗。商鞅趁此機會，要求秦孝公再次進攻魏國。商鞅向孝公分析局勢：“秦國與魏國之間，猶如人心臟的疾病，不是秦國吞并魏國，就是魏國吞并秦國。”商鞅鼓勵秦孝公趁著魏國兵敗的機會發動進攻，以求控制河西之地，完全占據渭河平原天險，成帝王之業。次年，秦軍在商鞅的率領之下對魏國發起進攻，用計策打敗魏將魏昂。此時面臨著秦、齊、趙三國進攻的魏國只得求和，將河西之地割讓給秦國，同時遷都大梁。商鞅則因功受封于商（今陜西商縣東南商洛鎮）15個邑，號為商君。
事件原因
一、商鞅變法違反貴族意愿，商鞅通過說服秦孝公強制推行。秦孝公決心任用商鞅之后，曾心有猶豫，擔心“天下議己”。商鞅于是向孝公進言。孝公表示同意之后，商鞅繼續與反對變法的大臣甘龍、杜摯二人進行辯論。最終以“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理論壓倒二人，孝公隨即表示支持，著手實行變法。
二、商鞅變法剝奪貴族利益，甚至對貴族施加刑罰。秦孝公三年，商鞅進行第一次變法，要求秦國宗室沒有軍功的不允許歸入宗室籍。這改變了周代以來世卿世祿的做法，嚴重損壞了貴族的政治利益。但礙于秦孝公支持，貴族們無法直接反對，于是就慫太子犯法。商鞅無法處罰太子，于是以太子之傅公子虔、公孫賈二人代替太子受罰。 此后，秦國之內沒有敢違背商鞅所頒布變法命令的人，變法順利推行。但在這背后，秦國貴族之間對商鞅的怨氣也在不斷聚集。受刑的嬴虔多年不出門陰謀推翻商鞅。
三、商鞅變法仰賴秦孝公支持，而商鞅刑罰太子，導致在秦國失去根基。商鞅西入秦國，以孝公身邊之景監而入見。此時已經受到當時人的非議。而當趙良勸諫商鞅說：“君如果繼續貪戀商於之地，貪婪秦國的大權，蓄積秦國人的積怨，那么，如果秦王一旦過世，您還能有什么理由在秦國立足。”但是商鞅最終沒有聽取勸諫。
四、商鞅之死悲劇的發生，還有一些其他原因，如商鞅與嬴駟集團的個人恩怨、加強君主權威的需要、商鞅本人性格“虐戾”等。
事件經過
趙良勸諫
商鞅在秦國掌權十年，推行變法。秦國宗室貴族多有抱怨。趙良與商鞅相識，于是向商鞅提出意見，要求商鞅不要貪圖名位，盡早退位。商鞅認為：“秦國本來遵從戎狄風俗，父子之間不加區別，共同居住在一室之內。現在我給秦國帶來教化，劃定男女之分，又營造宮殿，讓秦國宮廷如同魯國、衛國等中原國家一般。”趙良則反駁，認為商鞅雖然有此功績，但若以秦穆公時期的百里奚相較，則無法相比。趙良認為，商鞅有三點危亡之處：一、商鞅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見到孝公，名義不正；二、商鞅身為秦相卻不能以秦國民眾的利益為重，大修宮殿，不可以稱之為功績；三、商鞅推行法令深刻，對太子的師傅加以刑罰，傷殘百姓，積怨已深。如今要繼續嚴法懲治貴族，無法稱之為教化。
所以，趙良認為商鞅的處境已經危如累卵。他向商鞅提議，建議商鞅交還秦國的封地，到偏僻荒遠的地方澆園自耕；勸秦王重用那些隱居山林的賢才，贍養老人，撫育孤兒，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這樣才可以稍保平安。但是，商鞅最終沒有聽從趙良的建言。
兵敗身死
在趙良勸告商鞅之后五個月，秦孝公死去，太子秦惠文王繼位。太子曾被商鞅治罪，舊貴族因此認為報復的時機已到，便對秦惠文王說：“秦國的人民都只知道商鞅的法而不知道君主，商鞅的威望已經比秦國國君還要高，這是很危險的事。況且，商鞅曾經得罪君主，理應報仇。”秦惠文王在舊貴族的煽動之下，派遣官吏去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找旅店住宿。旅店主人不知道他是商鞅，見他未帶任何憑證，便拒絕說：商君定下的法律，留住沒有憑證的旅客要受連坐的罪。商鞅想逃到魏國去避難，但魏國因他曾經背信攻破魏帥，并生擒公子昂，拒絕他入境。商鞅只得回到封邑，打算用武裝反抗。商鞅最終被逮捕，遭到了車裂。
商鞅雖然被殺害了，但是他的新法在秦國還在施行，對秦國的富強繼續起積極的作用。
事件評價
司馬遷認為，商鞅天資刻薄，以小人引薦，且在變法過程中刑嬴虔，又以詭計欺瞞魏無忌卬。嚴刑少恩，最終導致他兵敗身死。
宋代蘇軾對商鞅大加貶斥，甚至認為秦國富強之本在于秦孝公勤于政事，一心求治，而商鞅的改革實際上是“破國亡宗”之術。
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認為，商鞅是先秦法家“法”派的代表，嚴格的法治思想在商鞅之后才確立，韓非子則是繼承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們所行，是順應了當時的君主集權的大趨勢，所以受到了貴族的敵視。
陳啟天《商鞅評傳》中認為：“商鞅不但改變了秦國，而且改變了六國，不但改變了政治，而且改變了思想，可以說是劃時代的人物。在商鞅之前是保守的、貴族的、宗法的禮治時代；在商鞅之后是革新的、君主的法治時代”。
朱永嘉認為商鞅之死，從商鞅個人角度來說是一個悲劇結局，但商鞅變法過程中實施的一些政治經濟學措施在秦漢兩代仍被沿用，發揮了重要作用。
張國剛認為商鞅只是秦孝公意志的執行者，商鞅被處死，并不會影響新法的繼續實行。所以秦惠文王在處死商鞅后，仍然繼續推行他的改革措施。
余治平認為商鞅之死的悲劇是樹立君主個人絕對權威的產物，這就決定了“秦國的新法最終只能走向人治而不可能成就真正的法治”。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