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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十月圍城》是由陳德森導演，甄子丹、王學圻、謝霆鋒、梁家輝、李宇春等人主演，郭俊立、秦天南、陳嘉儀等人編劇，陳可辛、黃建新、許月珍監制的動作電影，于2009年12月14日在中國北京首映。

影片從小人物的視角切入歷史，把真實人物和虛構歷史結合在一起，講述了一批小人物為孫中山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順利參加革命會議保駕護航的故事。通過扣人心弦的情節線索、生動立體的人物形象、扎實嚴謹的敘事結構和驚險刺激的動作場面，在潛移默化中起到了弘揚愛國情懷的意識形態效果。

作為中國內地與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合拍的新主流大片的代表作品，該片在中國內地收獲了2.9億人民幣票房，并獲得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奧斯卡最佳攝影獎、最佳動作設計、最佳原創音樂等榮譽。

影片劇情

1906年的香港中環，楊衢云教授（張學友飾）在街上和學生談論民主思想時慘遭清廷殺手暗殺。

當時，清政府極力鎮壓革命。得知孫中山（張涵予飾）即將抵達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消息，清政府派閻孝國（胡軍飾）前去捕殺。商人李玉堂（王學圻飾）正在為獨子李重光（王柏杰飾）考上耶魯大學舉辦宴會，《中國日報》社社長陳少白（梁家輝飾）來找他籌集革命經費。被閻孝國收買作密探的賭徒沈重陽（甄子丹飾）跟蹤陳少白來到李玉堂家，看到前妻月茹（范冰冰飾）與幼女已成他人家眷，落魄離去。李玉堂看到李重光在街上宣揚革命，要求他回家，李重光不肯。李玉堂找到陳少白，責怪他不應該把李重光牽涉進來。

為了保護孫中山，陳少白邀戲班班主方天（任達華飾）相助。戲班遭到清廷殺手剿殺，僅方天之女方紅（李宇春飾）生還。看到方天等人的尸體，讀到陳少白留的信，李玉堂大為震撼。恰逢探長史密夫（曾志偉飾）來查封報館，李玉堂對革命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李玉堂幫乞丐劉郁白（黎明飾）贖回了傳家寶鐵扇，邀請他出馬保護孫中山，車夫鄧四弟（謝霆鋒飾）、小販王復明（巴特爾飾）、方紅也加入進來。月茹找到沈重陽，以他們共同的女兒之名相勸，請求他幫忙保護李玉堂。

陳少白被捕后，見到了奉命抓捕他的閻孝國，二人就“革命”發生了一番爭論。閻孝國放走了陳少白，他們的師生關系也就此決裂。陳少白改變計劃，決定找人做孫中山的“替身”以掩人耳目，不料被選中的人竟是李重光。孫中山抵達香港特別行政區后，遭遇了驚心動魄的全城追殺。最終，孫中山得以順利地同13省代表開會、籌劃起義事宜，但眾多義士為了保護他獻出了生命。

角色介紹

幕后制作

投拍過程

1999 年，陳可辛請陳德森拍一部有大時代背景的動作電影。在構想時代背景時，陳可辛給陳德森看了自己父親陳銅民拍的《赤膽好漢》（1973）。這啟發了陳德森，可以把“保護孫中山”作為背景。又受到日本電影《七武士》的啟發，陳德森決定在故事里加入多位義士。劇本原名叫《十月維城》，“維城”即維多利亞港之意。編劇蘇照彬看過劇本后，建議把“維”改成“圍”，以更貼合動作片的氣質，于是片名成了《十月圍城》。

陳德森堅持要搭建實景拍攝，所以在當時沒有人愿意投資。找資金、演員用去近一年時間。資金、演員就位后，攝制組開始搭景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非典型肺炎病毒）爆發，項目被迫停下來幾個月。等到SARS終于過去，集齊演員準備重新開機時，投資人又因被騙巨額錢款而自殺了。陳德森本人因電影項目進展不順和家庭變故也患上了抑郁癥，還遭遇了車禍。隨后，陳德森信了佛教。在逐漸走出陰影后，陳德森先拍了《童夢奇緣》（2005）。直到2008年《投名狀》在中國內地市場獲得成功后，經陳可辛提醒，陳德森才繼續啟動了《十月圍城》這個項目。

陳可辛作為影片的監制之一，從談演員，到改劇本，再到拍攝、后期和發行、宣傳，每一個環節都親力親為、嚴格把關。《十月圍城》的海報也第一次使用了“陳可辛制造”這個概念。

動作設計

陳德森在和朋友交流中得知，其他國家的觀眾看中國古裝電影時，因為扮相都差不多，經常容易混淆人物。這啟發了他，要根據不同人物的身份、職業來設計相應的武打動作。陳德森自己常常從When、Where、What、How（何時、何地、用什么武器打、以怎樣的方法打）這4個方面出發來進行動作設計，所以《十月圍城》里的動作場面不僅好看、真實，還富有差異性。

從影片中孫中山登上天星碼頭之后，便開始了長達58分鐘之久的打斗場面。在具體動作場面上，不同人物的武打招式、打斗環境也都根據他們的人物性格和處境來設計。比如，戲班班主女兒方紅的對手，恰好就是殺害他父親的兇手，國恨和家仇便都傾注到她和對手打斗的場面中。劉郁白在臨終之際，用盡最后力氣削去了閻孝國的發辮。這樣的動作設計也別具意味，因為束辮原本是清朝的象征，而影片的所有動作場面其實都發生在擁護和反抗清廷的兩方之間。尤為吸引觀眾眼球的是，甄子丹扮演的沈重陽在影片最后30分鐘的“回廊大戰”，以極具想象力的“跑酷”形式進行，給華語動作電影創造了又一個經典場景。

影片風格

平民視角

《十月圍城》講述的是和革命有關的歷史故事，但這種講述卻是從平民視角展開的。導演陳德森說：“我對政治啊，革命啊，一點都不感興趣，我關心的是，那些小人物在亂世中是怎樣一種狀態。”

該片的情節圍繞保護孫中山展開，但真正意義上的主角并非孫中山，而是眾多被歷史陰影遮蔽的小人物，如商人李玉堂、賭徒沈重陽、車夫阿四、小販王復明、乞丐劉郁白等。這些小人物可能并不理解革命的意義，甚至連要保護的人是誰都不知道，但出于各自的信義、尊嚴、情感等原因，他們為革命付出了巨大犧牲。在每個人物犧牲時，銀幕上會以字幕顯示他的姓名、生卒年月、籍貫。由此，這些虛構的人物起到了一種化虛為實、重構歷史的敘事效果。

從平民視角切入，關注革命年代平凡人物的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體現出強烈的人文關懷，這樣的敘事策略也對以往聚焦英雄、關注精英的宏大敘事構成了一種挑戰。《十月圍城》把眾多歷史上的“小人物”作為主要角色來刻畫，通過他們的行動展現出人性的光芒。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被保護的對象孫中山始終不以正面鏡頭示人，直到影片結尾眾多小人物犧牲后，他才露出了“廬山真面目”。這背后傳達出對于歷史更迭的看法：宏大歷史的改寫或確立，要以無數個體的消失為代價。盡管提出了對泯滅個體的宏大敘事的質疑，但影片本身并不顯得激進或分裂。相反，它通過商業明星的加入和動作元素的渲染，遮蓋了歷史觀念的糾結與沖突，在一種曖昧的表達中強化了可看性。

修辭策略

影像修辭

片中綜合運用了多種影像修辭技巧，如特寫鏡頭、遞進剪輯等，其中的變格修辭尤其值得關注。變格指的是“通過電影攝影（包括洗印、放映等）技術的尺度與正常規格的變化和操縱，造成影像呈現形態上的特殊變化與特殊效果的辭格運用。”

具體來看，影片中許多打斗場景都以升格鏡頭（慢動作鏡頭）來表現，渲染了動作美學的視覺美感。不同義士犧牲的場面，則用了升格鏡頭和定格鏡頭來呈現，這既體現出導演對人物的認同和致敬，升華了影片的悲壯情懷，也留給觀眾更多的思考空間。

臺詞修辭

在不同凸現矛盾沖突的場景中，通過對臺詞的反復，恰到好處地塑造了人物性格，體現了人物關系和人物的內心世界。比如，當警察史密夫來查封報館的時候，李玉堂把先前陳少白講給他的話原封不動地說給了報館同仁。這種臺詞的反復運用，既體現了李玉堂個人的心路歷程，也暗示了革命浪潮的勢不可擋。

除反復以外，《十月圍城》的臺詞還使用了反問修辭。反問的重心并不在“問”，而在于問句背后說話者強烈的情感。比如，李玉堂問劉郁白：“為一個女人，值嗎？”劉郁白則反問道：“為明天的事兒，值嗎？ ” 通過反問式的臺詞，既能反映出說話者對聽話者的評價，又可體現說話者本身強烈的態度或看法，起到了言簡意的傳情和表意效果。

音樂

在調式選擇上，《十月圍城》的音樂設計基本都建立在“羽調”的基礎之上，并通過商、羽兩種調式的彼此融合與相互滲透，表現出了極強的悲劇感。比如，片中陳少白在去戲院途中被沈重陽跟蹤的段落，主題音樂、打擊樂器和主奏樂器都借助羽、商這兩種小調式的交替滲透，將一種不祥征兆和悲涼意味傳達給觀眾。

在配樂運用上，各種場景下不同樂器的音色設計起到了推進敘事和表達主題的作用。影片開場楊教授和學生們在樓梯上討論“民主”的場景，先是用木吉他和大提琴來分別象征年輕學生的輕快活潑以及楊教授對民族命運的深切憂思。當暗殺的槍聲響起之后，觀眾可以接連聽到了圣詠合唱、蘇格蘭風笛和蒙古族呼麥等形式各不相同的配樂。配樂風格的疾速切換，引出了影片敘事上的矛盾沖突，一種探索救亡圖存道路的悲壯感也由之而生。

此外，該片主題曲的《粉末》也對影片的表情達意具有重要意義。這首歌開頭唱道：“你的無奈，我不明白，才不懂忍耐。蠻不講理的小孩，對你的傷害，直到你離開了我才明白。”從文本層面來看，這對應的正是影片中方紅對父親態度的變化過程。在此基礎上，它還可理解為父輩和字輩觀眾群體對革命的不同理解和認識變化過程。由此，主題曲里的片中人物視角、部分80后/90后的旁觀者視角以及50后/60后的全知視角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深化影片思想內涵的重要元素。

榮譽獎項

上映信息

票房情況

反響與評價

影片評價

《十月圍城》上映以后廣受好評，著名劇作家、評論家趙葆華撰文稱，它“將類型樣式與文藝品質做了富有生命感的有機組合”。學者賈磊磊稱其為“一部將動作與歷史進行交叉剪輯，將傳奇與革命進行相互連接的電影力作”。影評人木衛二則稱，《十月圍城》找回了大片的勇氣與責任。

與此同時，《十月圍城》在人物、敘事等方面也遭到了些許批評。學者陳墨認為，影片對閻孝國這一人物的處理有些簡單。學者陳林俠指出，影片對辛亥革命與會黨關系的呈現語焉不詳。學者陳曉云從敘事角度切入，指出影片中義士的犧牲未能和保護孫中山這一主體任務發生關聯，由此陷入了一種敘事的困局。

西方媒體和影評界對《十月圍城》的關注度不高。截止2022年10月11日，該片在爛番茄網（Rotten Tomatoes）上僅僅收到了7條專業評論。約翰·埃斯特爾（John Esther）在《UR芝加哥》（UR 芝加哥 Magazine）評論道：在西方人看來，《十月圍城》更像是一種對歷史的戲謔再現。英國影視雜志《Little White Lies》的影評人安東·比特爾（Anton Bitel）指出：《十月圍城》憑借激動人心的情節，引人入勝的懸念和極具吸引力的表演，聚焦于一個微小時刻，暗示我們其實都是正在進行的革命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