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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飛發》是葛亮創作的中篇小說，首發于《十月》2020年第5期。該小說講述了一個關于理發師與理發店的故事，深入探討了“頭發”在不同代際和場域中的隱喻意義。葛亮通過這部作品，不僅追憶了逝去的時代，也表達了對前現代經營方式的致敬。小說中的理發師被視為手工業時代的能工巧匠，他們的手藝不僅是商業利益的象征，更是匠人尊嚴的體現。葛亮在小說中展現了對上海市、香港特別行政區文化精神的不同理解，以及對歷史變遷的深刻洞察。

內容簡介

《飛發》講述了“樂群”和“溫莎”兩家理發店及其主人的故事，展現了兩代人、一個行當、一座城在大時代中的命運沉浮。翟玉成的“樂群”理發室代表了典型的廣東省“飛發”，而莊師傅的“溫莎”則代表了上海理發的手法。翟康然自幼崇尚西式風尚，與父親翟玉成對理發有著截然不同的體認。小說中，翟玉成和翟康然因理發理念的不同而產生沖突，最終在時代的淘洗下殊途同歸。

作者簡介

葛亮，原籍南京，現居香港特別行政區，文學博士，在高校擔任教席。著有小說《北鳶》《朱雀》《七聲》《戲年》《謎鴉》《浣熊》《問米》，文化隨筆《小山河》等。作品譯為英、法、意、俄、日、韓等國文字。曾獲首屆香港書獎、香港藝術發展獎、臺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等獎項。長篇小說代表作兩度入選“《亞洲周刊》華文十大小說”，亦獲“中國好書”獎、“華文好書”評委會特別大獎等。

人物介紹

翟玉成早年混跡香港娛樂業，外號“孔雀仔”。他的相貌可稱得上清秀，但并非特別出眾或個性張揚。明確自己不適合這一行之后，毅然在北角開了一家“孔雀”理發公司。經營“孔雀”是翟玉成一生的高光時刻，他也因此見證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身“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與衰敗史。后來他因江湖紛爭，被人弄斷手指，與新婚妻子鄭好彩退居明園西街開了“樂群理發”。翟玉成的理發室，屬典型的廣東省“飛發”，無論手法還是服務，都散發著粵港的“街坊精神”。得知兒子翟康然拜入上海市理發師傅門下，翟玉成以斷指明志，“兩父子，今后橋歸橋，路歸路。”

翟康然

翟康然自幼有“反骨”，崇尚的是西式風尚、時代潮流，他和父親反目的原因就在于對理發這門手藝有著截然對立的體認。翟康然的師承為“海派”理發，以追求時髦品味為能事，天然與講究務實的“廣式”飛發分庭抗禮。這自然不光是審美觀念的差異，也包括生存乃至生活的態度的不同。而在小說的最后，其父子的和解，不僅是代際，也便象征著行業的兩支主脈，在時代的淘洗下殊途同歸。

作品鑒賞

自《北鳶》《朱雀》始，葛亮便建構了想象中的歷史風情，那種穿越時光的懷舊和別樣的抒情讓他的時間和故事擁有了輕盈的美學質地，以此形成了他愈發強烈的辨識度和自成一家的風格。《飛發》中記敘的老舊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上海往事以毛果的眼光凝望了大時代中的風云變幻、光影流動，只不過它以內聚到“孔雀”“樂群”和“溫莎”理發店的興衰中摹刻出雙城的歷史更迭和文化變遷。葛亮的小說中始終隱藏著他的“野心”，無論是波瀾壯闊的史詩之卷，還是小人物的日常光景，涌蕩于其小說肌理的是久違的鄉愁和躍動著感傷落寞情緒的疼痛。于是，葛亮不斷地尋找著抵達歷史的抒情之道，“把持續的書寫作為抵抗時間的方法，讓落在字面上的文字成為生命與歷史的見證，葛亮在歷史加速的時代踐行了敘事的抒情考古學。”然而，葛亮的仿古或者擬古之思并不意味著他要成為絕對的歷史復古主義者，而是試圖在“飛發”的體察和追憶的文脈中明鑒未來。那些諳熟特定技藝的匠人不僅單純是手工藝人，更重要的在于他們還是民間世界中文化傳播的使者。

在葛亮看來，“作為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歷史感對于我們每個中國人而言，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感，而匠人精神則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匠人精神在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不論在順境或逆境中，對于行業的熱愛與尊嚴感，都會鼓勵我們一路前行。”就現實的歷史體驗而言，葛亮將南京視為寫作的溫床，而將香港特別行政區確指為其寫作的磁場，從南京到香港既是空間地理上的位移之變，同時更是啟悟葛亮歷史書寫的精神原點，如同小說中的翟玉成和莊錦明一般，從香港的“孔雀”到上海的“溫莎”，“飛發”的故事便始于斯而終于斯。“孔雀仔”翟玉成本是深愛著電影和戲劇的理想主義者，而后中斷了自己的演藝事業轉而成為打理理發公司的生意人。在香港工業繁榮的歷史契機中，翟玉成短暫性地成了商業場中的“弄潮兒”，而工潮令其瞬時陷于窘境而難以獨善其身，只能夠在《歲月無情》的旋律中讀懂壯志難酬并有滔滔不絕的感觸。與翟玉成商業神話的覆滅相伴隨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早期歷史的變化，于是，個人的奮斗史與家國之驟變以辯證的方式彼此掩映。“飛發”是莊錦明家的世業，彼時雖說上海市的理發業未成夕陽行業，但是全球化的既定現實也迫使其失掉了昔日不可一世的輝煌，上海本身所代表的繁華、時尚和前衛卻也只能成為昔日不可復現的傳說。于是，當莊先生選擇在春秧街另開新店時便具有了某種不言自明的革命意義。時過境遷后，“孔雀”只能“存活”于人們對于過去時代的眷戀和談資中縣；“溫莎”被迫停業，只能成為港島民俗博物館的陳列之物；而“樂群”只能安放翟師傅晚年無所寄托和無法斬斷的執念。

總之，“飛發”所牽動的是作為時間的歷史與文化想象之間形成的巨大裂隙和溝壑。葛亮以翟師傅的死亡為敘事的終點，讓毛果以“現代人”的目光完成了對于“前現代”歷史光景的文化想象和認同。“他把時間帶給人事的迷亂與惶恐，通通化作懷舊的凝視；又把懷舊的凝視再度還原為大時代里人們的掙扎與無奈。”此外，《飛發》之特質還在于葛亮對于“飛發”小考、“飛發”暗語、“三色燈柱”之詳盡考證，當然，葛亮絕對無意于建構小說中的知識考古學，而是意在以此復活那些行將被遺忘的“歷史”。廣府、上海市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三重文化鏡像中折射出了帶著情感溫度的歷史，葛亮借由歷史的時光機確指了新的自我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