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浮宮協議是1987年2月，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意大利七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巴黎盧浮宮達成的一項協議。該協議旨在采取聯合措施，在國內宏觀政策和外匯市場干預兩方面加強緊密協調合作，以阻止當時的美元幣值下滑，保持美元匯率的基本穩定。
歷史背景
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元對美元匯率經歷了兩次大幅度調整。第一次是在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期間，日元對美元大幅度升值，主要是為了解決日美貿易爭端。第二次則發生在1987年2月的盧浮宮協議期間，日元對美元出現短暫性的大幅度貶值，目的是為了解決美元過度貶值對世界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這兩次匯率調整均在美國主導下，通過國際社會施壓和國際會議匯率協調機制來促成和實施，對日美等國和世界經濟運行產生了顯著影響。目前，深入研究和總結日美匯率這兩次重大調整的經驗啟示，對于提高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重要性的認識，以及進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協議內容
廣場協議與日元升值
20世紀80年代初期，美國經濟受到“滯脹”的困擾。里根政府實施供應學派減稅計劃刺激經濟，同時美聯儲通過高利率政策壓低貨幣供應，抑制通貨膨脹。這種“松財政、緊貨幣”的政策組合在緩解“滯脹”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導致了美國出現高額的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逆差，以及美國利率水平明顯高于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之下，日本和西德的經濟運行基本面較好，政府財政赤字減少，經常項目出現盈余。日、美、德等國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運行績效的差異，尤其是美元的高利率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資流入美國，促使美元匯率出現較大幅度升值。隨著美元匯率升值、高額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等問題的顯現，美國國內就業壓力增大，國民不滿情緒滋長，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上升。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政府希望通過國際社會加強匯率協調，促使美元對日元等非美元貨幣適度貶值。日本和西德也不愿因貿易摩擦而惡化與美國的關系，并且認為日元和馬克相對美元升值有利于其國際化和提升國際地位。因此，1985年9月，G5國家財長和國家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大廈簽署了“廣場協議”，一致同意通過國際“協作干預”，穩步有序推動日元對美元升值。根據協議，G5國家承諾在兩年半時間內，促使美元對日元匯率由1美元兌換237日元貶值至1美元兌換120日元。此外，協議還涉及了各國間的長期利率差問題。廣場協議后，G5國家在外匯市場加強“協作干預”，有效促進了美元貶值。1985年底，美元對日元匯率降至1美元兌換200日元，到1986年夏再降至1美元兌150日元。
盧浮宮協議與穩定美元匯率
廣場協議后，盡管美元對日元等非美元貨幣大幅度貶值，但由于美國政府未能有效改善自身財政狀況，加上貨幣貶值存在的“J曲線效應”，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不僅未見縮少，反而繼續惡化。1987年，美國貿易赤字達到1680億美元，占GDP的3.6%，其中大部分來自日本和西德的經常項目盈余。美國貿易收支狀況的惡化和外債的急劇增加，影響了外資向美國的流入，市場對美元的信心下降。在此情況下，美國對日本和西德的貿易摩擦再次升級。同時，日元和馬克升值導致日本和西德外貿出口下滑，經濟增長率下降。面對這些問題，日本和西德對美國未能按廣場協議有效削減財政赤字表示不滿。此外，美元大幅度過快貶值引發了國際外匯市場的震蕩，主要發達工業化國家意識到需要盡快阻止美元下滑，保持美元匯率基本穩定，這對全球經濟協調發展至關重要。在美國主導下，為了穩定國際外匯市場，通過國際協調解決發達國家面臨的政策難題，1987年2月，G7國家財長和國家銀行行長在巴黎的盧浮宮達成了“盧浮宮協議”。該協議強調G7國家加強“緊密合作”對維護美元匯率穩定和世界經濟協同發展的重要性，強調全球更加平衡的經濟增長在促進國際間外匯收支平衡中的關鍵作用。協議規定，日本和西德應實施刺激內需計劃，美國進一步削減財政赤字；G7國家應在外匯市場加強“干預協調”，秘密保持美元對日元和馬克匯率的非正式浮動區，若匯率波動超出預期目標5%，各國應加強合作干預。盧浮宮協議后，國際主要貨幣匯率在近兩年多的時間里保持基本穩定，未發生大的動蕩。
對日美經濟的影響
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對日美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就美國經濟而言，總體上積極效應大于負面效應。這兩個協議本質上是以美國政策和經濟利益為主導簽署的。特別是在盧浮宮協議后，美國外貿出口迅速擴大，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均有較大下降。1987-1990年間，美國外貿出口增幅持續保持在10%以上；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由1680億美元下降到920億美元，占GDP的1.6%；政府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由4.5%下降到3.4%。這些變化對強化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和緩解國內“滯脹”及就業壓力產生了明顯的積極作用。但盧浮宮協議之后，由于美國采取過分強硬的態度促使日本和西德下調利率，而日本和西德受國內經濟狀況影響一時難以下調利率，市場預期等因素的影響，紐約股市于1987年10月19日出現了嚴重的股價暴跌，跌幅達22%，被稱為“黑色星期一”。此外，廣場協議后美元大幅度貶值也促使美國由凈債權國逐漸轉變為凈債務國。到1986年末，美國對外凈債務總額達2636億美元，已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凈債務國。
就日本經濟而言，1985年廣場協議促使日元升值，成為了日后日本發生“泡沫經濟”的導火索。廣場協議后的第二年，即1986年，日本出現了因日元升值引發的蕭條局面。外貿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為1986年的負4.8%，實際經濟增長率從1985年的4.1%下降至1986年的3.1%。但由于當時日本經濟總體上正處在復蘇增長的上升期，國內各行業對日本經濟發展前景普遍充滿樂觀和自信，同時，廣場協議使日元升值發揮了降低消費品價格、增加居民實際收益的積極作用，日本國內民間消費支出明顯上升，以民間消費為先導的投資熱潮，有力拉動了日本國內總需求的快速擴張。另一方面，廣場協議前后，日本為緩解日美貿易摩擦，在同意日元對美元升值的同時，并沒有放開進口市場，而是實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促進進口美國商品，特別是“超低利率”政策。從1986年1月開始，為了削減日元升值對國內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日本銀行在從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將近一年的時間里連續五次下調公定貼現率，將其降低至當時國際上的最低水平2.5%。盧浮宮協議以后，日本銀行將此2.5%的“超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持續時間長達27個月。日本銀行官定利率長期處于低水平，有力促進了金融機構貸款大量增加。日本金融機構貸款與GDP的比例80年代初為50%左右，到80年代末已升至100%。1987-1989年，日本貨幣供應量（M2+CD）年增長速度分別為10.8%、10.2%和12%，持續保持較高水平。
由于貨幣政策極度擴張，1988-1990年，日本經濟增長率分別為6.0%、4.4%和5.5%，明顯超過80年代前期3%左右的平均水平和同期其它發達國家水平。與此同時，大量過剩資金流入了股票和房地產部門，引致了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的暴漲。1987-1989年，日本股票價格平均上漲94%，城市土地價格平均上漲103%。而同期，日本消費物價指數平均僅上漲3.1%。由于在資產價格暴漲的同時，消費物價沒有大幅上漲，在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前相當長一段時期，日本銀行和經濟企劃廳對資產價格泡沫都沒有予以充分重視。當時政策決策關注更多的是實體經濟的增長、消費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雖然認為在金融領域和資產價格方面出現了一些“異常”，但在當時物價穩定、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由于被實體經濟擴張帶來的經濟效益所迷惑，決策當局對當時的金融領域“異常”問題只是發出過警告，進行過風險提示，而并未及時采取實質性應對措施。這樣，信貸增加創造泡沫，泡沫擴大促進信貸增加，信貸增加進一步創造泡沫，如此循環促進，到1989年底日本已經全面步入泡沫經濟之中。
泡沫經濟不斷膨脹，日本政府逐漸感受到了壓力。1989年5月，日本銀行改變貨幣政策方向，將維持了兩年多2.5%的“超低利率”提高至3.25%。1989年底，強烈主張抑制泡沫的三重野出任日本銀行總裁，上任伊始即將公定貼現率由3.75%提高到4.25%，結束了日本“超低利率”時代。從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銀行五次上調公定貼現率，使之高達6%。同時，日本央行明確要求金融機構限制對不動產業的貸款投入，到1991年，銀行對不動產業實際上已不再增加新的貸款。日本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1990年跌至7.4%，1991年跌至2.3%。由于過急過快的信貸緊縮，日本泡沫經濟1991年開始崩潰，從此陷入了持續不景氣的低迷狀態。
參考資料 >
盧浮宮協議.知網閱讀.2024-08-15
盧浮宮協議.知網空間.2024-08-15
盧浮宮協議.12Reads管理百科.2024-08-15
1987年的盧浮宮協議.網易.2024-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