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鏞（1414年-1480年），字景聲，明朝永樂時期人物，祖籍鳳陽府定遠縣。曾任天壽山守備，同時兼任黃花鎮提督。其家族背景顯赫，曾祖父廖友、祖父廖順均為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將領，父親廖亨亦為官員。廖鏞生于永樂十二年七月三十日（1414年8月5日），后襲任父職。他在任期間，奏請建造譙樓并獲得批準，還奏請內官監工匠施工，并獲得御賜銅壺滴漏和琉璃瓦。成化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1480年3月8日），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六歲。
人物生平
廖鏞生于永樂十二年七月三十日(1414年8月5日)，少有大志，習文用功，練武努力。襲任父職后，待人接物儒雅如秀才，每遇決策則風生電掃，奮不顧身，加上他身材偉岸，相貌威儀，生活簡樸，官聲甚佳；屬下心服，上司賞識，許多與他接觸過的高官皆向朝廷舉薦他升職。他的一些事跡記載于《廖永忠傳》。
早年經歷
其曾祖父廖友跟隨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東征西討，累立奇功，被授予南京羽林右衛指揮使。祖父廖順承襲父職，因永樂年間改設為長陵衛，遂舉家隨軍定居昌平區。父親廖亨繼承祖業，入營為官。廖鏞生于永樂十二年七月三十日(1414年8月5日)，少有大志，習文用功，練武努力。襲任父職后，待人接物儒雅如書生，每遇決策則風生電掃，奮不顧身，加上他身材偉岸，相貌威儀，生活簡樸，官聲甚佳;屬下心服，上司賞識，許多與他接觸過的高官皆向朝廷舉薦他升職。景泰七年七月十五日(1456年8月15日)，廖鏞出任守衛明十三陵的最高官職--天壽山守備;不久，又兼任黃花鎮提督。天順年間(1457年--1464年)，因視事勤勞，朱祁鎮皇帝朱祁鎮曾經兩度頒布諭旨對他予以褒獎，并兩次派遣特使專程到永安城守備衙門饋送白金內幣，以示嘉勉。廖鏞出身于昌平駐軍貴族世家，但生活十分簡樸，平日蔬菜布袍，澹如節儉，遇事卻慷慨解囊，毫不吝惜.一次例行巡視途經清景陵，見殿柱損朽，油漆剝落，遂捐出自己的薪俸將享殿修葺一新，并親手補栽柏樹百余株。在其任職期間,凡有利于當地軍民的事情就堅持;反之則設法更易。
天順二年(1458年)春天，廖鏞自皇陵巡查歸來，甫進西門，即可直接望見東門;停立城中心的十字街頭，舉目四望，各方皆收眼底，他思忖:永安乃軍民混居之城，作為駐軍之城，此處應有屏蔽，不能一望盡收，毫無秘密;日后陵衛續設增多，兵將勢必更眾，倘若遇警，軍隊調動單憑信馬恐怕來不及，此處應有指揮臺，一令即出，轉瞬四方兵馬皆動，方不致誤事。作為民居之城,晝夜應讓百姓知道時辰、更次，方便出行、開市、耕作。何不建一座譙樓，可收一舉三得之功!經過一番思慮，他就向朝廷奏請建造譙樓,其時正值朱祁鎮朱祁鎮復辟不久，他對自己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被蒙古瓦刺部落俘獲，淪為階下囚的痛史刻骨銘心。對加強北京邊防軍事'設施的建設不遺余力，當即批準了廖鏞的奏章。鑒于當時民間沒有能建高樓的工匠，廖鏞又設法請來專為皇家建造大規模、高標準建筑的內官監的工匠們來施工。在修建永安城譙樓的一年間，廖鏞除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就到工地監督施工。按照設計;樓基要內填黃土，外砌磚石。為了保證施工質量，他要求工匠們在地基表土下面楔人松屬楔子，以提高地基的承重能力，嚴格按比例配好三合土，每鋪好一層都要用羊角夯砸實，磊砌的每層磚石都要用江米水拌勻的砂漿灌縫，不可偷工減料。廖鏞考慮到譙樓又叫鐘鼓樓，有報時的功能，而鳴鐘擊鼓要報時準確，必須要用誤差小的銅壺滴漏來計時。當時普遍使用的銅壺滴漏有單壺與復壺之分，通過考察，他發現單壺水壓變化大，計時精度低，便決定采用復壺。復壺是用兩個以上的水壺，自元朝延佑年間(1314年--1320年)以后，一種使用4只銅壺的滴漏比較流行。它將4只銅壺自上而下互相迭置，底部都有小孔，最上一只壺內滿水以后，水即逐漸滴人以下各壺，最下面一只壺內裝一個起立的浮標，上刻時辰，水逐步升高，浮標也隨之上升，這樣就隨時知道時辰了。廖鏞對普通工匠制作的銅壺滴漏不夠滿意，于是再上奏章，以永安城是保衛先皇陵寢的軍事重地，譙樓所用磚石瓦木皆出自工部皇陵備用之物，所以，其銅壺滴漏也應討請御用之物。當時，恰好宮中閑置著一副備用的銅壺滴漏，于是，就降賜永安城譙樓專用。唯一令廖鏞感到遺憾的是譙樓的樓頂沒有用上顯示皇權尊貴的琉璃瓦，幾經力爭，皆未恩準，只好用灰泥筒瓦覆頂。永安城譙樓，民間俗稱為鐘鼓樓或鼓樓，自天順二年動工興建,歷時一年有余，于天順三年竣工。譙樓高約6丈，分為三層;第一層為磚石結構的城堡式建筑，底部為3丈見方，城磚向上逐層內收，高約2丈，上面為2.5丈見方，四周砌有垛口。磚樓四面建有拱形門洞，四個門洞相通，每個門洞均高6尺。南面門洞的上方鑲嵌著一塊漢白玉的匾額，長約6尺，高2.7尺，上書"譙樓''兩個大字，筆鋒蒼勁有力，每個字約2尺見方，沒有署名，印章，左邊題有"大明天順二年五月 日"字樣。磚樓的東北角砌有2尺寬的無欄桿磚階，供人上下，o第二、三層為磚木結構，東西長約2丈，南北寬15'丈，每層高約2丈。第二層門向南開區，樓內放置銅壺滴漏，東北隅有木梯可以上至第三層。第三層四面皆窗，正中東側懸鐘，西側架鼓;這既是當時的報時工具，也是報警的信號。如遇敵情或城中失火，皆以鳴鐘為令，按照南三、北四、東五、西六的規矩，或集合隊伍出兵拒敵，或召集民眾，救火解難;這個規矩自譙樓建成至拆除,城中百姓始終自覺遵守。譙樓為歇山頂，雙檐疊出，七層斗拱，四脊八岔。主脊的東、西兩端飾有吞脊獸，四角副脊上各有七尊守護神，檐頭瓦當上皆有字，非福即祿。檐下四面懸掛木匾，其額南曰云天咫尺.，北曰皇陵形勝，東曰海山一覽，西曰華夷雄鎮。巍峨的譙樓落成之后，永安城內有了新的地理標志，同時也成為城內的商業和新聞中心，主要街道由此向四方輻射;較大的店鋪都集中在譙樓四周;每有重大事件官府皆在譙樓及三個城門張貼布告。五百多年來，永安城譙樓上因負載著許多皇家的御用之物而被昌平區人引以驕傲自豪。廖鏞終生在昌平為官，因其職責重大，政績甚佳，深受朝廷信任,故其晚年官秩已升至正三品，授予昭勇將軍，卻仍任天壽山守備之職。他為官三十余年，家中所藏不過是幾件常用的兵器和幾箱書籍，是封建社會中比較典型的清官廉吏。成化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1480年3月8日)，廖鏞因病逝世，終年66歲。廖鏞病逝之日，永安城中的百姓無論遠近，都停商罷市，前往其家中哭奠，足見其德澤惠民之廣，感人之深。在譙樓存世的513年間，只是在明朝得到過較好的養護，曾于萬歷年間進行過修葺;此后的300余年間，任憑風吹日曬，雨打雹砸，至民國初期已殘破不堪，時常有殘瓦腐木被風吹落，威脅著行人的安全。1932年，當時的縣長張樹森出面募捐，重修鼓樓，但由于吏治腐敗，全縣各界人士的捐款用至工程上的微乎其微，工程承包商也乘機偷梁換柱，中飽私囊。譙樓的磚石基座只是表面上見了新，所用磚石是從東西南北四座城樓上拆下來的，并將鼓樓上的楠木換成了東北地區黃松，轉手倒賣，發了橫財。四座城樓被拆后，只在原址上各建了三間平房，敷衍了事。重修后的鼓樓保留了城堡式的磚石基座，上面建了5間磚木結構的大殿;當時位于縣城內的真武廟(在今八街呂祖閣東，昌平區醫院內)已岌岌可危，遂乘鼓樓重修之機，將真武大帝的泥塑神像移人譙樓殿內。當時鐘表已較流行，銅壺滴漏遂棄置在鼓樓的北面的磚梯旁。在鼓樓的東南、西南兩隅，各建了一座八尺見方的亭子，小瓦飛檐，古樸雅致。東南亭內懸鐘，仍是明天順年間的舊物，重約4000斤，上細下粗，高約2米，底口直徑約1米，鑄有銘文。西南亭內架鼓，是將舊鼓油飾一新，新換的羊皮，鼓身長6尺，兩端鼓面直徑均為3尺。由于譙樓重新修繕后，只剩下五間大殿，原來樓檐下的四塊木匾無處懸掛，就在鼓樓東西北三個門洞上方砌筑了三塊漢白玉匾，四個匾額是:南仍為譙樓，東為迎旭，西為樂成，北為拱辰。新蓋的五間大殿中，除了正中實際上成了真武廟外，其余四間被辟為民眾教育館，內置圖書報刊，供百姓閱覽。抗日戰爭中，侵華日軍將譙樓改造成碉堡，成為城中的軍事制高點，虎視眈眈地監視著老百姓的一舉一動。1948年秋天，中國國民黨政府為了維護他們搖搖欲墜的反動政權，在城中及附近村中抓壯丁，給國民黨軍隊補充兵員;為了防止逃跑，就將壯丁關押在鼓樓上。他們的親人推測此去兇多吉少，都跑到鼓樓下邊呼喊著壯丁的名字，期盼再見一面，作最后的訣別;當時，百姓們稱鼓樓為望兒樓。解放后，鼓樓改作昌平區文化館，成為人們學文化，長知識的娛樂場所o 1958年文化館遷到政·府街新址后，鼓樓就成了昌平縣農機局(今北京汽車轉向機廠的前身)的單身宿舍。1971年夏末，因鼓樓附近接連發生了幾起交通事故，市里撥款14000元，責成昌平鎮房管所將鼓樓拆除。同年9月至11月，100多名工人奮戰2個月，具有513年歷史的譙樓從昌平人民的視野中消失了。銅鐘現在存放在北京大鐘寺博物館內，皮鼓因皮面殘破，放人昌平縣房管局的倉庫里。斗轉星移，永安城中的譙樓已被拆除了32年了。昌平區的老百姓提起鐘鼓樓，不分男女老幼，無不搖首慨嘆，許多人從空蕩蕩的鼓樓遺址上走過，都會浮想聯翩。由于當時縣里缺少紀錄手段，鼓樓的壯觀景象未能留存下來，只有在觀看電影《平原游擊隊》時，才能見到昌平鼓樓的英姿。
工作經歷
景泰七年七月十五日(1456年8月15日)，廖鏞出任守衛明十三陵的最高官職——天壽山守備；不久，又兼任黃花鎮提督。
天順年間(1457年——1464年)，因事事勤勞，朱祁鎮皇帝朱祁鎮曾經兩度頒布諭旨對他予以褒獎，并兩次派遣特使專程到永安城守備衙門饋送白金內幣，以示嘉勉。
參考資料 >
姚善·廖鏞·周璿·高不危:朱棣對待朱允炆舊臣的非人道與無人性.搜狐網.2024-09-10
一座被譽為昌平靈魂的地標建筑 竟因影響交通被拆除·下.網易.202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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