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繼堯，字伯唐、化名老胡，1901年5月13日生于山西省定襄縣王進村。1915年就讀于縣立第二高小，1918年考入定襄中學，次年，轉學于五臺川至中學，畢業后考入北平平民大學新聞系。1926年5月，王繼堯由同鄉學友胡熙庵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擔任中共北平平民大學黨支部宣傳委員。1935年11月，王繼堯慘死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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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一度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不少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捕殺害。北京地下黨組織屢遭奉系軍閥破壞，在反革命的腥風血雨中，王繼堯不顧個人安危，擔任了中共北京西郊區委宣傳部長，和區委其他同志齊心協力，在險惡的環境中勇敢機智、沉著、細心、緊張地工作，在較短的時間內，不僅恢復了原有的黨組織，還在一些學校中發展了新的組織。他對那些士氣不振、情緒消沉的黨員進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鼓起他們斗爭的勇氣。在他和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全區的革命斗爭又恢復了生氣。
1928年8月，他奉命到天津市，與張友漁等組織北方書店，秘密地出版進步刊物《人言周刊》、《初陽》等雜志。同時，他又擔任中共順直省委(北方局前身)直屬特別黨支部書記，與陳潭秋、彭真等一起開展革命活動。為籌集活動經費，經同鄉薄永濟介紹，王繼堯到天津造幣廠任科員，所得薪水，全部交給組織。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炮火和全國反蔣抗日斗爭浪潮驚醒了山西省民眾，三晉大地又一次掀起了反蔣抗日的熱潮。但是，閻錫山為了鞏固其反動統治，置民族和國家的利益于不顧，大肆搜捕、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瘋狂地鎮壓抗日救亡活動，致使山西黨的組織遭到嚴重的破壞。1932年，王繼堯奉黨中央指示從天津市回到太原市，以山西經濟統治處職員作掩護從事革命工作，著手恢復和建立了“山西革命互濟會”“教聯”(即教職員工聯合會)“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即左派作家了盟)等群辦革命組織，開展秘密活動，并擔任了山西革命互濟會黨團書記，參與和領導了全省“一二一八”學潮，對推動山西革命形勢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4年1月，中共山西特委秘書處遭破壞，秘書處負責人王光甫叛變，公然帶上便衣特務捉拿特委領導成員。在此情況下，中央決定原特委成員離開山西省，由黃彝、王繼堯、郭進忠(又名李啟華)組成臨時太原工作委員會，代替山西特委，堅持斗爭。同年3月，黃彝不幸病故后，山西黨的領導工作落到他的身上。他審時度勢，及時領導了太原市各中等學校學生發起的反會考斗爭。為了取得這場斗爭的勝利，他日以繼夜地奔波在太原市各校，與學生領袖研究行動方案，積極做好準備，并通過“互濟會”“社聯”等組織到大同市、長治市、臨汾市和運城市等地進行聯絡，使“反會考”斗爭成為全省各城市學生斗爭的統一行動，并以取得局部勝利而結束。反會考斗爭，使一部分學生受到了鍛煉和教育，其中不少人先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有的加入了“互濟會”“社聯”等革命群眾組織。從此，全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軍閥閻錫山的斗爭一浪高過一浪。
1934年10月，經請示黨中央同意，中共太原工委改為中共山西工委，由王繼堯任工委書記。為把山西省革命群眾日益高漲的斗爭熱忱變為具體行動，他一心撲在工作上，深入各地了解情況，及時指導，并根據中央指示，成立了“中華民族抗日武裝自衛委員會山西分會”，發展會員數十人，為山西黨組織領導開展武裝斗爭奠定了基礎。他還利用閻錫山為實施“十年建設計劃”研究炮制假社會主義學說，主張所謂“學術自由，真理戰勝”，允許在一定范圍內介紹外國共產黨理論書刊這一機會，組織黨員開展革命理論宣傳活動，出版了進步刊物《中外論壇》，翻印、轉載《共產國際通訊》和歐洲各國共產黨發表的理論專著等文章。這在當時白色恐怖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黨的革命理論起了很大的作用，為山西省黨組織堅持斗爭提供了有力武器。
1935年7月，山西工委跑中央的交通曾延偉在上海叛變，直接影響到山西黨組織的安全。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北方局通知山西工委領導成員立即轉移。在危急關頭，王繼堯以黨內的事業和同志們的安全為重，先安排省工委成員張伯楓、郭進忠分別離開山西，并想法通知有關人員立即轉移，他自己則被敵人抓獲。在監獄中，王繼堯受盡了慘無人道的醢刑。他咬緊牙關，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在他臨終之前，仍不忘同志們的進步與安全。當時去看望他的栗再溫告訴他，張伯楓和郭進忠已順利到達天津市時，他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告訴栗再溫說：“有一個青年叫李子直，關于他參加‘建設救國社’的事，只有特委少數幾個人知道。他是黨組織派遣打入進去的，這個青年表現很好。到時，你給他證明一下。”接著，他又說：“我已為黨流盡了最后一滴血。我是不行了。但是，我們黨將會前仆后繼，直到勝利。最后的勝利是屬于我們的。希轉告諸位同志努力!”
1935年11月，王繼堯慘死獄中，時年34歲。
參考資料 >
王繼堯.中華英烈網.2015-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