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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延安市五老是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駐于延安時，中央領導和全體機關干部對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尊稱。1934年10月，除了吳玉章同志被黨派到國外工作外，其余四位均參加了長征。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后，他們五位繼續擔任了黨和邊區政府的重要職務。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禮堂為吳玉章隆重舉行了六十壽辰慶祝會，毛澤東在慶祝會的祝詞中列舉了中國共產黨內德高望重的五位革命老人，號召廣大革命青年向他們學習，因此被有的學者視為延安“五老”稱謂的由來，并一直沿用。

延安五老是將馬克思主義學術由“理論傳播”轉入“實際運用”的關鍵性人物，還是中國共產黨內兼有“政治家”和“學者”雙重身份的特殊性人物。他們均參與黨的領導工作，但又能夠以更多精力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其中董必武的法學研究、謝覺哉的政治學研究、林伯渠的經濟學研究、徐特立的教育學研究、吳玉章的歷史學研究均頗具特色，其思想和觀點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016年2月，中共延安五老研究會在薊縣萬豪召開工作會議。在會議上吳潤澤秘書長表示，中共延安五老研究會與董必武思想研究會3月份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話劇《董必武》演出、話劇學術座談會、董必武詩詞書法展活動。2016年2月29日，“中共延安五老”革命家風座談會在南開大學召開。5月22日，由中共延安五老研究會主辦的紀念董必武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暨中共延安五老功勛碑林啟動儀式在洛陽市舉行。

定義

延安市五老是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駐于延安時，中央領導和全體機關干部對徐特立、林伯渠、謝覺哉、董必武、吳玉章五位德高望重老同志的尊稱。

稱謂由來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禮堂為吳玉章隆重舉行了六十壽辰慶祝會，毛澤東在慶祝會的祝詞中提到“吳老、林老、徐老、董老、謝老”，分別是吳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號召廣大革命青年向他們學習，因此被有的學者視為延安“五老”稱謂的由來，并一直沿用。

成員簡介

參考資料

共同特點

“延安五老”是將馬克思主義學術由“理論傳播”轉入“實際運用”的關鍵性人物。還是中國共產黨內兼有“政治家”和“學者”雙重身份的特殊性人物。“延安五老”均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參加革命的老黨員，早在1933年中央革命根據地根據地時，他們就擔任了黨和蘇區政府的領導工作。1934年10月，除了吳玉章同志被黨派到國外工作外，其余四位均參加了長征。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市后，他們五位繼續擔任了黨和邊區政府的重要職務。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又投入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之中。

貢獻與影響

延安五老雖屬“辛亥”一代知識分子，但后來均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他們不僅積極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還致力于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進程。五老在各自領域靈活應用并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董必武在法學、謝覺哉在政治學、林伯渠在經濟學、徐特立在教育學、吳玉章在歷史學的研究上，均展現出了各自的風格和成就，其思想和觀點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發展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在法學領域，董必武對其研究最深、影響最大。他早年留學日本專攻法律，回國后更是將法學研究與革命實踐緊密結合。他不僅提出了諸如“法律是政權的一部分”等深刻見解，還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中國化作出了歷史性貢獻。而政治學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也深受“延安五老”的重視。吳玉章、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和林伯渠等人，都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吳玉章的《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1926)、董必武的《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1937)、謝覺哉的《邊區政府的組織與建設》(1937)、徐特立的《政黨與政府》(1938)、林伯渠的《論新民主主義政治》(1940)等，皆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重要文獻。特別是謝覺哉，他的政治學研究成果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則，又緊密結合中國實際，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發展。

在經濟學方面，林伯渠和吳玉章對經濟學的研究最多。早在1928年12月，他們在莫斯科學習期間就合作寫出了《太平革命以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的分析》一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剖析舊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及其封建性質，以論證中國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確性。此后他們也一直關注經濟問題，但由于林伯渠的求學及革命經歷與經濟學的聯系更為緊密，其貢獻也相對突出。在長期的經濟工作中，林伯渠被譽為“紅色理財家”，其思想和觀點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教育是“延安五老”共同關注的問題。他們不僅共同籌劃創辦了陜北公學，還在各自的崗位上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其中，徐特立被譽為“人民教育家”，他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教育原理，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教育思想，豐富了毛澤東教育思想的理論體系。歷史學方面，吳玉章和徐特立的研究最為深入。他們不僅共同探討了史學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還各自在歷史學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吳玉章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開拓者之一，其論著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中國問題研究相結合，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紀念與傳承

2016年2月，中共延安五老研究會在薊縣萬豪召開工作會議。在會議上吳潤澤秘書長表示，中共延安五老研究會與董必武思想研究會3月份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話劇《董必武》演出、話劇學術座談會、董必武詩詞書法展活動。2016年中共延安五老研究會還邀請老紅軍王定國、朱德家屬代表、延安五老家屬代表、老革命后代等舉行著名書畫家、愛國僑領王德水藝術人生、為黨工作30年感恩會，中共延安五老與開國建國座談會暨全面啟動紅色資本集團，延安五老家鄉行，紀念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誕辰130周年座談會等紅色活動。

2016年2月29日，“中共延安五老”革命家風座談會在南開大學召開。愛國將仕酒業與王定國慈善基金、中國政法大學謝覺哉教育基金、朱德公益基金、南開大學中共延安五老教育基金、教育部徐特立文化傳承教育基金、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基金、林伯渠教育基金會共同創建中共延安五老研究會。5月22日，由中共延安五老研究會主辦的紀念董必武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暨中共延安五老功勛碑林啟動儀式在洛陽市舉行。

“五老”的不同提法

在中國共產黨史文獻中，關于“五老”的不同提法主要有三種，分別是董必武提到的蘇區“五老”、毛澤東提到的延安市“五老”以及朱德提到的南泥灣“五老”。

董必武提到的蘇區“五老”

根據董必武回憶，早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之前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內，就已有“五老”稱謂。1936年8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到達陜北地區后，毛澤東、楊尚昆曾給參加長征的各部隊將士發出電報和書信，為出版紅軍《長征記》征稿。董必武應約撰寫了題為《長征紀事》的一組三篇文章，其中在《出發之前》一文中寫道：“在中央根據地，因叔衡、特立、覺哉、伯渠和我五個人年齡稍大，諸同志都呼我們為‘五老’。”這是目前見到的中國共產黨內關于“五老”的最早提法，因為當時是在中央蘇區，所以又被稱為蘇區“五老”。其中，年齡最大的是何叔衡，被稱為“五老”之首，后面依次為徐特立、謝覺哉、董必武和林伯渠。蘇區“五老”中之所以沒有吳玉章，是因為吳玉章在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被派往蘇聯學習和工作，當時并不在國內，后來又在1935年11月被派到法國巴黎負責出版《救國時報》，直到1938年4月才回國。

毛澤東提到的“五老”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禮堂為吳玉章隆重舉行了六十壽辰慶祝會，毛澤東親自出席，并在祝詞中指出：“青年人歡喜老年人，就像我們的吳老、林老、徐老、董老、謝老，都是很受青年們歡迎的。”在這里，由于毛澤東明確列舉了中國共產黨內德高望重的五位革命老人，號召廣大革命青年向他們學習，因此被有的學者視為延安市“五老”稱謂的由來，并一直沿用至今。當時，毛澤東之所以沒有提及何叔衡，是因為何叔衡沒有隨著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到達陜北地區，而是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并于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長汀縣壯烈犧牲。否則，中共延安“五老”就會理所當然地成為“六老”了。

朱德提到的“五老”

1942年7月10日，在紀念七七抗戰五周年結束后，朱德邀請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和續范亭同游南泥灣，并賦詩一首，其中寫道：“紀念七七了，諸老各相邀。戰局雖緊張，休養不可少。輕車出延安市，共載有五老”在這里，朱德明確使用了“五老”一詞來概括同行的五人，這被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朱德傳》稱為“延安五老”。但是，時任晉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的黨外愛國民主人士續范亭先生，只是應邀同游南泥灣的五人之一，作為“五老”的實際認可度并不高。此外，與董必武、林伯渠同齡并且同樣德高望重的朱德，后來也沒有成為眾所公認的中共延安“五老”之一，具體原因尚不清楚。

參考資料 >

“延安五老”的讀書經.中共山西省委組織部.2024-11-18

“延安五老”的崇高風范.河北共產黨員網.2025-10-06

中共“五老”稱謂的由來.百家號.2024-11-18

延安五老:重理論傳播，更重實際運用.百家號.2024-11-19

中共延安五老研究會在薊縣召開2016工作會議.國際在線新聞.2024-11-19

“中共延安五老”后代南開座談“革命家風”.環球網.2024-11-19

中共延安五老研究會紀念董必武并啟動功勛碑林.鳳凰網.2024-11-19

精神如炬，信念如磐:延安五老的初心之路.百家號.2024-11-18

董必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2024-11-19

學者專家紀念董必武逝世25周年.光明網.2024-11-19

林伯渠:“老戰士”始終站在革命最前列.百家號.2024-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