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齡（1868年－1934年）字禮遐，廣東香山縣翠亨村人（今中山市南朗街道翠亨村）。與孫中山同村，自幼相識。
1886年入廣州算學館，與尤列同窗，又與孫重逢相聚。1888年畢業后到香港，住在父親開設的楊耀記商店里，與志同道合的孫中山、陳少白、尤烈昕夕往還，“高談造反覆滿”。1895年加入興中會，在港澳一帶協助籌募起義經費和開展反清宣傳。辛亥革命后在澳門過著平民的生活，孫常寄錢接濟。1919年5月16日楊鶴齡致函孫求職。孫批答他日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1921年9月14日被孫聘為總統府顧問。1923年4月4日任港澳特務調查員。
1934年8月29日在澳門病逝。
人物生平
童年時代
楊鶴齡是廣東省中山市翠亨村人，與孫中山先 生、陸皓東烈士是同鄉好友，三家相距不遠，且是年齡相伯仲的總角交，從小玩在一起。三人之中父親與陸皓東同庚，孫中山先生年長兩歲。他們童年時代正值太平天國失敗不久，聽到人們講述洪楊革命故事，對洪秀全的英雄行為，幼小心靈燃起無限向往的火苗。
1878年孫中山先生隨母赴檀香山讀書，接受西方新興資產階級教育，則隨祖父在港澳讀書。1882年，楊鶴齡又到廣州算學館讀書，以尋求新思想、新科學。在算學館里，楊鶴齡與尤烈有同窗之雅，兩人從而結成莫逆之交。1886年孫中山先生回到廣州市進美國基督教長老會主辦的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學堂讀書，就在這時，與孫中山先生久別重逢，倍感親切，因均具新思想，所以他們談論起來非常投契，彼此間的友誼遠遠地超過童年時代的感情。
支持革命
楊鶴齡是孫中山先生最早的戰友之一，也是早期的興中會會員之一，為人亢爽不羈，為了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毅然放棄富家子弟的優裕生活，投身革命。18歲那年，祖父去世，遺留給楊鶴齡一大批產業，但他寧愿自食其力，先后把這批產業變賣掉，用作提供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活動的經費，辛亥革命以后，家住澳門水坑尾斜巷十四號，還是從舅父曹氏家族中租來的。1921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市就任非常大總統后，聘請楊鶴齡為南京總統府顧問，并囑許崇智撥款三千元把越秀山南麓的文瀾閣修一新，改名為“三老樓”，廷請我父和陳少白、尤少紈三人前往居住，日夕共敘昔年“四大寇”的手足情誼。
退隱澳門
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后，楊鶴齡見到內政逆轉，革命事業遭受很大挫折，深感違背了革命初衷，不符合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目的和理想，內心痛苦，乃退隱澳門，淡于名利，深居簡出，但他沒有消沉，卻把過去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混進煙館而浸染阿芙蓉之癖戒掉，從而使原先面黃骨瘦的身軀，逐漸變得肥胖起來。他念念不忘孫中山先生為爭取祖國的“自由平等”奮斗了一生，更向往著一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風范衷心敬佩，對孫中山先生的遺訓，雖只字片言，亦珍如拱璧，不只作為座右銘，并親筆仿書，懸諸壁上，時時舉以教示勉勵，現家里仍掛著楊鶴齡親筆書寫的兩張條幅，一張寫的是“天下為公”，下款有一行小字：“昔孔子言之，而志焉未逮，吾友逸仙言之，有志竟成，逸仙賢于仲尼矣。”另一張寫著：“博愛”二字，下款也同樣有這樣的一行小字：“中山先生喜書此二字，蒙作效顰也，亦景仰景流風之意耳。”這二張條幅，歷盡艱險，才得保存到今天。還有許多當年孫中山先生發給楊鶴齡的文件及有關革命活動的書信，十年浩劫中被燒去了。
不幸逝世
1934年8月29日，楊鶴齡突然患腦沖血搶救無效病逝于澳門，享年67歲。
當時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西南執行部有如下褒恤令：楊鶴齡同志，性行高潔，器識遠，早歲勤總理，倡導革命，厥功甚偉，民國肇造，退隱家園，功成不居，尤足矜式，茲聞逝，悼良深，特給治喪費一萬元并派秘書處第一股長黃泳臺前往治喪，用示篤念革命同志之意。此令！遺骸運回故鄉葬于中山翠亨金檳榔山。墓前豎立碑志，以表彰革命前輩的功績，藉慰九泉之靈。當時中山縣長唐紹儀曾作挽詩一首，較中肯地概括了我父的一生，茲抄錄如下：總理有耆舊，名門出宏農，香江吟梁甫，契合比臥龍，同時陳與尤，少年氣如虹，革命稱四杰，足當萬夫雄，公尤豐于家，夙家任俠風，慨以滿金，來助軍儲供，談笑決良圖，緘默不言功，鄉園杖履輕，淡泊明其衷，國帑周歲費，濟困為酬庸，優游三十年，鏡湖一畝宮，古物時摩挲，俯仰皆從容，方冀期頤，長為海上鴻，天限古稀齡，返蓬萊峰，憶公少壯日，誰當干莫峰，伏櫪豈初志，蟄居寧道窮，祝公賢子孫，鳣堂亢其宗。
軼事典故
??四大寇
孫中山先生的自傳，《孫文學說》卷一第八章“有志竟成”其中的一段，對這一時期的鼓吹革命活動，亦有明確透徹的記述：“予在廣州市學醫甫一年，聞香港特別行政區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肆業，數年之間，每于學課余暇，皆致力革命之鼓吹，常往來于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交游，聞吾言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往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會也”。前排左起：楊鶴齡、國父孫中山、陳少白、尤列。后立者為關景良并不是四大寇之一。
從孫中山先生這一段話，就可以知道孫、陳、尤、楊“四大寇”，在革命初期的密切關系，然而革命的真理，初期不特未為人所認識，所接受，所支持，所同情，所理解，反而受人諷刺，不敢與之交談結友，深感認識革命真理之不易。他們四人竟志同道合，意氣相投，膽敢在一起聚談反清抱負，抨擊朝政，倡言革命，提出“勿敬朝廷”等口號，所以這四個金蘭兄弟，被很多人視為可怕的危險人物，所以港、澳間的親友皆呼之為“四大寇”，而他們四人亦居之不辭，可見“四大寇”并非寇，實為中國革命之元勛也，后來還把家族堂名，命名為“楊四寇堂”，以四寇堂老主人自稱。“四大寇”的形成，最初濫觴于孫中山先生與楊鶴齡的總角之交，后來幾乎同一時期，孫中山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結交陳少白，楊鶴齡在廣州市結交尤列，彼此同以抨擊朝政，暢談革命為快，四人相投相依，志同道合，交往、越來越密切，終乃締成堅強的核心，在革命發軔時期，最初給這個堅強的核心提供物質基礎，使其得以存在，得以發展，楊鶴齡盡了不少力量。孫中山先生出身于貧苦農民家庭，雖賴大可提攜完成學業，但赤手空拳，初在港澳地區未有社會基礎，楊鶴齡首先把自己的家“楊耀記”提供為結納同志，鼓砍革命活動的“總部”，其次是1892年，孫中山先生畢業醫校后，懸壺于澳門，在澳門籌借款項開創中西藥店，須找借款擔保還銀人，當時（即楊鶴齡的七妹夫）吳節薇是澳門的豪富，通過楊鶴齡介紹和極力說項，吳節薇終于同意了作擔保還銀人，從而使孫中山先生在澳門大街的中西藥店得以開設。
紀念場館
楊鶴齡墓，位于翠亨村金檳榔山山腰，建于1934年，是當地傳統的“圈椅式”墳墓，花崗石石板筑砌而成，墓前有寬闊的墓坪，左右置有抱鼓石及華表兩柱，墓前可俯瞰翠亨村。墓碑陰刻“楊鶴齡先生之墓，鄒魯敬題”字樣，碑額鑲嵌楊鶴齡半身瓷片遺像。墓右側樹有石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1934年9月3日所立的褒恤令，由陳濟棠等人聯名。2004年楊鶴齡墓被列為中山市不可移動文物單位。
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一僻靜角落，有楊鶴齡紀念展覽室。展室內，陳列著33幅珍貴的歷史資料照片，既濃縮了流變的時代風云，也展示了楊鶴齡這位愛國志士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事業的一生。
參考資料 >
楊鶴齡墓.孫中山故居紀念館.2024-08-28
楊鶴齡:忠貞不貳的“四寇堂主”.新浪網.2024-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