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輯錯了的故事》是茹志鵑創作的短篇小說，首發于《人民文學》1979年第二期，曾獲得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小說通過正反對比手法，把現實（“大躍進”時期）與歷史（解放戰爭時期）、現實與夢幻（未來的反侵略戰爭）加以對照，以一個普通農民對解放戰爭時期的干群關系、干部作風和“大躍進”時期的干群關系、干部作風強烈對比式感受，揭露了極“左”思潮泛濫時期造成的虛假浮夸給黨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尖銳地批評了“左”的指導思想下的高崗饒漱石事件指標”“高征購”和瞎指揮、放衛星、華而不實的形式主義等對國家、社會的危害。
作者簡介
茹志鵑是浙江杭州人，中國共產黨員，當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創作以短篇小說見長。筆調清新、俊逸，情節單純明俠，細節豐富傳神。善于從較小的角度去反映時代本質。曾用筆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市。家庭貧困，幼年喪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換錢過活。11歲以后才斷斷續續在一些教會學校、補習學校念書，初中畢業于浙江武康縣武康中學。1943年隨兄參加新四軍，先在蘇中公學讀書，以后一直在部隊文工團工作，任過演員、組長、分隊長、創作組組長等職。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從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在《文藝月報》做編輯。195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四幕話劇《800機車出動了》（合作），小說集《百合花》《高高的白楊樹》《靜靜的產院》等。
小說簡介
“大躍進”時期，到處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捷報四傳，甘木公社也放出一顆畝產一萬六千斤的“特大衛星”。事實上，這顆“衛星”是冒牌貨，不是畝產，而是十畝產。如果國家按產征購，社員的口糧就要低到一天只有八大兩的凄慘境地。共產黨員老壽對“榮繳高產糧”的虛假行為表現了強烈的憤慨。他一會兒奔到公社，一會兒又直奔縣委，要找甘書記說說百姓的難處。在戰爭年代，當甘書記還是“老甘”的時候，他是老壽的老戰友。以老壽為首的窮鄉親們勒緊褲腰帶，為老甘帶領的人民軍隊送干糧、運柴草，而老甘也把鄉親們比作衣食父母，留下一半的糧食給百姓做口糧。然而，“大躍進”時期，“老甘”變為“甘書記”，他為了“放衛星”不惜損害群眾的根本利益。面對甘書記砍掉梨園種麥的所謂“三天三夜改變面貌”的決定，老壽這個跟黨從沒二心的老貧農再也壓抑不住激憤的感情，挺身而出，要為百姓鳴不平，堅決抵制錯誤領導。因為他從親身實踐中認識到，以前的革命為了“窮百姓”；如今，老甘下令砍鄉親們的梨園種麥子，革命已經摻了假，有點像變戲法，為的是變給上面看。甘書記撤了他的職，把他當絆腳下石一樣踢掉了。老壽一下子變老了，整天坐在門前的棗樹下，雙眼蒙朧，似睡非睡呆著不動。在老壽的幻覺中，反侵略戰爭爆發，他不辭勞苦去尋找老甘，因為他與老甘是同患難的人，他信任老甘，希望老甘能帶領群眾斗爭。可是，當他聽到老甘熟悉的敲門聲，開門一看進來的卻是“甘書記”。盡管甘書記后有追兵，而且彈盡糧絕，但老壽再也不愿掩護他，不愿把糧食給他。老壽再也不信任這樣的領導干部，因為“老甘”變成了“甘書記”，從與群眾同命運、共患難的人，變成了向群眾發號施令、踐踏群眾利益的官老爺。
《剪輯錯了的故事》作品力圖從國家政策同人民利益間的沖突關系，去追究所謂國家政策執行人兼人民利益代言人老甘們在這場浩劫中所發揮的可疑作用。到了張賢亮，反思的深度則被推進至一個新的水平。
茹志鵑《剪輯錯了的故事》表現出革命戰爭年代曾經同人民群眾骨肉相連、患難與共的好干部老甘，是怎樣在“大躍進”中變成不顧群眾死活，“變著法兒讓領導聽著開心、看著高興”的“甘書記”的，這也是一種人性的異化。
所獲獎項
《剪輯錯了的故事》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創作背景
1978年，沉寂多年的茹志鵑重新開始創作。在經歷了十年內亂后，繁紛復雜的社會現象引起茹志鵑的深思，她感到作者不僅要歌頌，也要鞭撻，因為不鞭撻，就無法更好的歌頌，不鞭撻也可能會掩蓋一些腐敗的東西。此后，其創作方向隨之發生改變。
抗日戰爭特別是解放戰爭中，茹志鵑親身感受過中國農民為革命勝利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解放后，公社化、大躍進，“放衛星”“共產主義風”刮遍中國，干群關系遭到極大破壞，但中國農民始終默默地、堅決地跟著共產黨走。茹志鵑震驚于中國農民的溫良馴服，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沖動。第一，她想探求一下農民經過許多年的折騰，又加上黨的某些干部在獲得政權后工作不再像戰爭年代那樣依靠群眾，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再發生戰爭，中國農民是否還會像解放戰爭那樣舍出身家性命來支持共產黨。她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農民是講理的，也是現實的。第二，她在“大躍進”時真誠地相信了畝產一萬六千斤的謊言，創作了歌頌“放衛星”的文章。當知悉真相后，她非常內疚，想借小說來表達歉意。于是，《剪輯錯了的故事》應運而生。
影響
《剪輯錯了的故事》寫于1979 年，發表以后影響很大，并榮獲全國首屆短篇小說獎。在發表之初，該小說被歸為“傷痕文學”，但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界正式將“反思文學”和“傷痕文學”進行區別，《剪輯錯了的故事》被公認為第一篇“反思”小說。
它反映了作家茹志鵑經過十年“文革”煉獄，復出之后在藝術風格上有了很大的變化，——“從微笑到沉思”，清新優美的筆調中開始出現“憂傷的恢諧和辛辣”。這篇小說在當時幾乎是第一篇正面接觸、重新認識文革以前的某些歷史教訓的問題。
作者對生活的深刻思考是通過歷史與現實的鮮明對照進行的。
一方面通過對現實的描寫深刻地揭示當時左的虛假放衛星給黨和人民帶來的巨大危害：政治上破壞了黨的崇高威信、破壞了黨與人民的血肉聯系；經濟上影響和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使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
另一方面又通過歷史的回憶，用歷史的光榮來鞭策現實的丑惡。作家熱情地贊揚老甘在革命戰爭時期為革命出生入死、處處事事為群眾利益著想的優良革命作風，以此來喚醒甘書記蛻變的靈魂，使之重新回到人民中間，重新做黨的好干部。作品中的老壽在尋找老甘的途中，站在山頂上放開雙臂高聲呼喊——“回來，黨的光榮！回來吧！咱們勝利的保證！”
主題
這出自肺腑的心聲實際上就是全文的主旨，就是作者要表達的主題?！謴秃桶l揚共產黨的革命傳統，使她更加光榮偉大。這篇“小說所包含的歷史內容、所體現的作家思考、以及讀者感受到的力透事物的實質的深刻都顯示了茹志鵑的膽識和潛在的力量”。與此深厚內容相適應的是表現手法的創新。
在結構上，作者打破了過去截取一個生活橫斷面的方法，選取七個生活場景，每一個場景自成一體，幾乎是一篇篇獨立的小小說。這七個生活場景的組接，采用一種意識流的形式，”有意略去情節之間的連貫性，打破正常的時間和空間順序，跳躍式地在現實、歷史和夢幻之間巧妙地交織與相互間隔。這其中老壽的心理活動成為各篇連接的內在紐帶，把所有的場景、生活片斷統一在一個鮮明的主題之下。這種時序的顛倒、自由聯想和突兀多變的跳躍式的敘述故事的方法加大了現實和歷史的對比幅度，使作品的主題在強烈的對比中更加突出。
“七個生活場景各采用一個新穎的小標題：如“拍大腿唱小調，但總有點寂寥”。“也不知是老壽背了‘時’，還是‘時’背了老壽”。“‘大地??！母親’，不是詩人創造的”等。這些標題大都引用各節正文中的對話，既有提示作用，又生動活潑，古拙質樸，透有一種農民式的幽默，為全文那種溫和敦厚的諷意和詼諧的風格增色不少。
作品中老壽這個人物寫得較為成功。這是一個純樸的農民，又是一個正直的黨員，性格果斷又帶有倔強。當年為支援去新區開辟工作的縣大隊，他拿出一家人賴以過冬的僅有的全部口糧；為支援淮海戰役前線戰斗，他砍倒心愛的棗樹充做柴草。但是，當他看到“虛夸風”、瞎指揮等錯誤作法使“革命”成了“變戲法，變給上邊看”時，他的思想便起了很大的變化，先是不解、困惑，后是憤怒、不能容忍，最終因為成了”革命“路上的絆腳石，被打成右傾分子。老壽陷入深深的憂慮之中。他更加懷念革命戰爭時代的干群關系，呼喚黨的光榮傳統歸來，以致產生夢幻。作者極有層次地刻畫了老壽的心理活動，小說依據老壽意識的流動，將現在、過去和未來的生活交替疊出，真實地表現出戰爭年代軍民之間的血肉深情，深入地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搞所謂“大躍進”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巨大災難，并暗示如果再不扭轉這種不良風氣、改善干群關系，在未來的反侵略戰爭中，將會出現群眾和干部分道揚鑣的嚴酷局面。在老壽這一形象上，寄托了作者對人民的無限熱愛之情。至于老甘-甘書記這一形象，作者的處理則比較巧妙。正如小說第二節的標題所標：“老甘不一定就是甘書記，也不一定就不是甘書記”，作者在具體描繪中有意斬斷人物的歷史聯系，將老甘和甘書記放在兩個不同背景的事件上，寫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形象。從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甘到將革命視為變戲法的甘書記，這中間是一片空白，為讀者留下想象和思索的余地。
作品評價
美籍華裔作家聶華苓：《剪輯錯了的故事》在小說創作手法上是一個可喜的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說所表現的人物是多面的，所寫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所揭示的社會問題是客觀的。這一切不是平鋪直敘的手法可以表達的。這篇小說所表達的是客觀的藝術“真實”，而不是作者現身說法主觀的“真實”。它在結構、人物刻劃和觀點上都是創新的，而且，整篇小說充滿了溫柔敦厚的諷意和詼諧。
參考資料 >
《剪輯錯了的故事》茹志鵑.豆瓣.2023-11-07
茹志鵑《剪輯錯了的故事》 的藝術勇氣.中國作家網.2024-08-26
懷舊文學資料：1978——1988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獲獎名錄.豆瓣.2024-08-26
茹志鵑.豆瓣.2024-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