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Lily）是茹志鵑創作的短篇小說，首發于《延河》1958年第3期，是其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投稿之初，因其不符合當時革命題材作品的風格被多家雜志社退回。幾經周折，1958年第3期《延河》雜志發表了這部小說；同年，《人民文學》刊登了茅盾贊揚《百合花》的評論性文章，并全文轉載。
《百合花》的故事背景是解放戰爭初期。發動總攻前，“我”作為文工團的女同志，被一位年輕通訊員送去前沿包扎所幫忙。到達目的地后，通訊員幫“我”去向群眾借被子，遇到阻力，與一位剛過門三天的新媳婦發生了小小的摩擦，后來得知那條棗紅底色上撒滿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妝。戰爭爆發后，“我”與同在包扎所幫忙的新媳婦接到一個為保護戰友而犧牲的戰士——正是那位年輕的通訊員。下葬時，新媳婦將那條撒滿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蓋在了通訊員的遺體上。
題目“百合花”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因為作品中那條棗紅底色上撒滿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是通訊員和新媳婦（軍民之間）感情交流的紐帶；二是象征了主人公具有像百合花一樣純潔而美麗的心靈、品格。小說語言清新、俊逸，結構巧妙。
《百合花》擺脫了當時“英雄”概念的束縛，使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現，曾獲得茅盾等文學評論家、學者的高度評價。在評論《百合花》的過程中，文學界開始對革命戰爭這一敏感話題進行反思。現被收入部編版高中語文教材，為廣大學生所熟知。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1949—1966年間的文學在當代文學史上被稱為“十七年文學”。這“十七年”中，文學的政治性成為判斷作品是否成功、是否有價值的重要準繩。這一時期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內容雷同，風格單一，高大的英雄人物、激烈的矛盾沖突、宏闊的歷史場面、高亢激昂的格調成為品質小說的“必備”元素，塑造、歌頌高大完美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成為一種時尚。
當時的文學作品經常將英雄人物拔高為理想化的超人，缺乏現實的生活基礎，導致不少人物形象類型化、模式化，缺少較高的審美價值。人性基本上從文學中消失盡，造成了人的心靈、情感的“荒漠化”。
在這種主張的倡導下，作家的自由創作受到束縛。同時，過分強調文學的政治功能，對一些表現人情味、人道主義的作品進行錯誤的批判，打擊了作家的創作積極性。《百合花》寫于1958年初春，當時的“反右”斗爭正處于高潮時期，許多作家、知識分子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
個人背景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并非來自真人真事，但小說里描寫的戰斗及戰斗的時間地點是真實的。1946年中秋節，總攻海岸之戰打響，茹志鵑在總攻團的前線包扎所做戰勤工作。她在包扎所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去借被子。戰斗開始后，她負責記錄那些犧牲的戰士的姓名單位，在這過程中不禁設想他們的家庭親友、他們生前的愿望，以及他們心中的秘密。當時的情景和想法她一直沒有忘記。
當時，茹志鵑正在總攻團的前線包扎所里做戰勤工作，而她到包扎所的第一個工作也是“借被子”。戰斗打響后，隨著戰況的激烈，傷亡越來越慘重，甚至有的重傷員剛被抬到救治的院子里就去世了。傷亡者中有很多年輕戰士，茹志鵑在登記犧牲者的信息時，不免會想到他們的家人、朋友以及生前的種種愿望，感觸頗多，這種感受一直存在在茹志鵑的心中。
1958年，反“右派”斗爭正處于緊鑼密鼓之際。同年3月，茹志鵑的丈夫王嘯平無端被補劃為“右派”，在丈夫岌岌可危之時，茹志鵑無法救他。社會遭遇和家庭的變故使茹志鵑倍加思念戰時生活和當時淳樸真摯的人際關系，“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警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里，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百合花》正是在這種匝匝憂慮中緬懷追念時的產物。
1958年春，在對自己部隊生活的回憶過程以及真情實感的催生下，茹志鵑決定寫一個關于普通年輕通訊員的故事，她將自己真實的部隊生活素材打碎、糅[róu]合、重組之后，創造出來一個似生活中但非生活中的形象，并且在確定小通訊員的性格、特點之后，用一個女性角色“我”來串聯起整個故事。《百合花》的整個創作過程很短，連謄帶寫共用了大概一個星期。
出版歷史
由于受到當時文學大環境的影響，《百合花》從發表到被評論界認可，道路并非一帆風順。作品前兩次寄出后，以“感情陰暗，不能發表”為由被退了回來，第三次寄給《解放軍文藝》后依然無法發表，幾經周折，最終《延河》雜志在1958年第3期的顯著位置發表了這篇小說。同年，茅盾在《人民文學》雜志發表了《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一文，文章以五分之一的篇幅分析并高度評價了《百合花》，使其在文壇脫穎而出；同時，《人民文學》雜志轉載《百合花》全文。
1960年，《百合花》被翻譯成英文。
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選了茹志鵑的18篇小說，出版了小說集《百合花》，由茅盾作序。
2000年7月，再版。
內容情節
1946年中秋節，解放軍部隊決定晚上發起總攻。戰前，作為文工團創作室的一名女同志，“我”被分配到前沿包扎所幫助工作，團長派了一位年輕通訊員護送“我”。
到達包扎所之后，“我”自告奮勇地領了新任務——去群眾家里借被子，并且請小通訊員一起幫忙動員，但是他出師不利，還抱怨群眾“封建”，“我”猜測他可能說錯了話，于是跟他一起去了不肯借被子的群眾家里。喊了幾聲之后，出來了一位漂亮的年輕媳婦，“我”趕忙替通訊員道歉，年輕媳婦不說話，卻一直咬著嘴唇笑。“我”再次提出借被子的請求，并且講了“部隊打仗是為了百姓”的道理。年輕媳婦聽完“我”的話，經過思索，抱出被子交給了我們。那是一條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緞的，棗紅底，上面撒滿白色百合花。通訊員拿到被子準備走時，衣服掛住了門鉤，撕開一個不小的口子。年輕媳婦笑著找針要幫他縫上，小通訊員卻執意不肯。剛走出門不遠，有人告訴我們，那位年輕媳婦是剛過門三天的新娘子，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妝。
因為包扎所人手不夠，鄉干部動員了幾位群眾來幫忙，那個新媳婦也來了。半夜，擔架隊員又送下來一位重傷員，并告訴“我”，這位同志是為了保護其他隊員撲在了手榴彈上。“我”和新媳婦發現這位重傷員正是小通訊員。醫生宣布小通訊員已經犧牲，但新媳婦依然在拿著針線幫他縫補衣服上的口子。
衛生員將小通訊員的尸體放進棺材時，想要揭掉他身上蓋著的百合花新被子，新媳婦劈手奪過被子，狠狠地瞪了一眼衛生員，并將被子平整地鋪在棺材底部。衛生員感到很為難，解釋說這被子是群眾的，新媳婦氣洶洶地嚷道：“是我的——”
角色介紹
通訊員
通訊員是一位十九歲的年輕戰士，奉團長的命令護送“我”去前沿包扎所。他與“我”是同鄉，參軍才一年，涉世未深，天真質樸，身體強壯有力，有著“高挑挑的個子”，“塊頭不大，但從他那副厚實實的肩膀看來，是個挺棒的小伙兒”，在借被子時與新媳婦發生了小小的沖突，最后因掩護戰友而犧牲。
從通訊員護送“我”路上的動態，以及與“我”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他質樸、憨厚、不善言辭，特別怯于與異性交往，但他的害羞靦腆中又隱含著對于戰友和群眾的體貼和善良：去包扎所的路上，發現“我”走不動時，他就“自動在路邊站下”等著；因為沒有借到被子而生悶氣，卻在得知被子是新媳婦唯一的嫁妝之后充滿愧疚，想將被子還回去；回團部之前，不忘留給“我”兩個饅頭當飯吃；在戰斗中，當敵人投下的手榴彈在人縫里冒著煙亂轉時，他能臨危不懼、毫不猶豫地撲在手榴彈上，為保護戰友獻出了他寶貴而年輕的生命。通訊員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正是他平時關心他人的高貴品質發展的必然結果。作品通過通訊員這一人物形象歌頌了人民解放軍戰士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勇于舍己為人的崇高品格。
“我”
“我”是文工團創作室的一名女同志，由于部隊馬上要進行作戰，團長派“我”到前沿包扎所幫助工作，并派一個通訊員護送，由此“我”認識了通訊員。因通訊員在路途中刻意與“我”保持距離，而對他產生了濃厚的好奇心。“我”的性格開朗活潑，在看出通訊員的害羞與靦腆之后，故意坐到通訊員對面，連珠炮似的向通訊員問話。善于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在通訊員借被子遇到阻力時，“我”替他給新媳婦道歉，并且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地說服新媳婦出借被子。戰斗開始之后，“我”在登記傷員信息時，一直擔心通訊員的情況。在交流和交往過程中，“我”對通訊員的感情由最開始的生氣，到親切，再到一種無法言說的熱愛。
新媳婦
新媳婦是一個淳樸、堅強、感人的年輕勞動婦女的形象，她剛出嫁三天，生得俊俏，“高高的鼻梁，彎彎的眉，額前一溜蓬松松的劉海”。她在通訊員來借被子時給了他氣受，不肯出借被子；后來被“我”說服，經過思索后，答應借出被子。她前后行為對比很明顯：開始，在包扎所幫助照顧傷員時，她又羞又怕放不開手，后來卻主動、虔誠地給通訊員解衣服、拭身子，流著淚為通訊員縫補肩上的破洞；開始，她舍不得將自己唯一的嫁妝——那條嶄新的棗紅底色上撒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借給傷員蓋，后來卻主動地將它蓋在通訊員的遺體上。她前后行為的轉變飽含著她對通訊員的無比崇敬、痛惜之情，也包含著她對“同志弟”無盡的歉疚、追悔之意。
新媳婦的最后半句話“是我的——”，雖然不多，卻不容置疑，擲地有聲，這表現出她不僅有羞怯的一面，也有剛烈的一面。從這里，可以體察出新媳婦對通訊員非同尋常的情感，然而這種感情至真至純。
作品賞析
主題思想
對于《百合花》主題的解讀，文學界有不同的觀點。主流觀點認為作品通過描寫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近于圣潔的感情交流，表現出“戰爭中令人難忘的、而且只有戰爭中才有的崇高純潔的人際關系，與通過這種關系體現出來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作品取材于戰爭生活而不寫戰爭場面，涉及重大題材而不寫重大事件，戰爭的槍林彈雨只是為了烘托小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詩意化的“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
茅盾將這篇小說的主題概括為“反映了解放軍的崇高品質和人民愛護解放軍的真誠”，王慶生評價這篇小說“著意去表現戰爭環境下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初衷”。這種解讀將通訊員和新媳婦當作主要人物，把“我”當作一個穿針引線的線索性人物，從而得出“人民愛護解放軍的真誠”的軍民魚水之情的主題。
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這種解讀“窄化”了《百合花》的闡釋空間，具有局限性。洪子誠認為“戰士的崇高品質和軍民的魚水關系不過是外在的，用以遮蓋人物之間模糊暖昧的情感關系的框架”。這種解讀認為新媳婦這一形象是作者“要寫一個正處于愛情的幸福之旋渦中的美神，來反襯這個年輕的尚未涉足愛情的小戰士”的功能性人物，用來遮蔽“我”對通訊員羞澀的感情。作品主要通過“我”對通訊員的情感變化來表現戰爭背景下的一場愛情悲劇，即愛情之花還未開放便已凋零。
藝術特色
通過生活的側面寫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家務事”“兒女情”，是茹志鵑短篇小說的一個重要特點。《百合花》也不例外，雖然寫的是戰爭，卻包含了刻畫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學追求，展現出女性作家獨有的明朗秀麗風格。
善于運用細節的描寫來表現人物的精神面貌，是這篇小說為人稱道的藝術特色，茅盾認為《百合花》“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濃，好比一個人迎面而來，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讓我們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內心”。
結構上，這篇小說既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也沒有驚心動魄的沖突，但是起承轉合，呼應陪襯，應有盡有。語言上，精煉，流暢，委婉，而又飽含感情。歐陽文彬評價這篇作品“與其說是小說，還不如說是抒情散文”，讀起來讓人感到親切、有味，娓娓動聽。
作品評價
《百合花》發表之初，一些“左”派評論家認為它“缺乏陽剛之氣”，風格過于纖細，已經“走到危險邊緣”。后經茅盾贊揚，這篇小說才受到評論界的重視。
茅盾認為這篇小說風格“清新、俊逸”，是“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間最滿意，也最感動的一篇”，“結構上最細致嚴密，同時也是富于節奏感的”。陳思和認為《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麗，在五六十年代的戰爭小說中是絕無僅有的”，作品擺脫了“英雄”概念的束縛，使主要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現。李健指出《百合花》“啟示著人們在歷史、社會和人生更高層次上的感悟和認識”。
作品影響
文學意義
《百合花》作為新中國文學的重要收獲，是文學教育中常談的經典。這篇小說的出現說明，表現莊嚴的主題，除了常見的慷慨激昂的筆調，還可以有其他的風格。
作品從個體角度，對當時文壇排斥人情、人性而導致的“荒漠化”提出了質詢。文學界也在評論《百合花》的過程中，開始對革命戰爭這一敏感話題進行反思。
收入教材
《百合花》現被收入部編版高中語文教材必修上冊，為廣大學生所熟知。
衍生作品
1981年，北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制片廠拍攝了電影《百合花》。由張昕、錢學格擔任導演，崔新琴、葛建軍、沈丹萍等聯袂主演。
參考資料 >
普通高中教科書·語文必修 上冊.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2022-12-22
百合花 全部版本(2).豆瓣讀書.2022-12-22
百合花.1905電影網.2022-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