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米炸彈客》是卓立執導的劇情，黃健瑋、謝欣穎主演，于2014年2月9日在德國柏林電影節首映。
該片根據臺灣發生的真實事件及楊儒門所著書信集《白米不是炸彈》改編，講述了青年農民楊儒門自制“不傷人炸彈”放置于鬧市，以求全社會關注開放稻米進口后農民的生存困境、政商勾結等問題的故事。
劇情簡介
臺灣以農為本，短視麻木的政府長期以來卻犧牲農業，勾結財團與地方勢力，追求短期經濟利益的發展。為了喚醒官員和人民的冷漠，沉默寡言、來自彰化二林的農家子弟，秘密制作、放置17枚“炸彈”，地點遍布各地，引發各界震驚。媒體稱他“白米炸彈客”，他是楊儒門。
“炸彈勿按。一、不要進口喜米。二、政府要照顧人民”斗大的字樣貼在飲料包上。楊儒門從小與阿公阿嬤在彰化務農，農田對他們來說是這一生僅有的財產，也是世代不變的信仰。然而，政府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哄騙農民休耕，原本賴以為生的農田變成政客與財團交易的籌碼，綠油油的良田沃土變工業區。楊儒門看著艱苦一輩子的祖父母，到頭來一無所有。他投書各大媒體，希望藉由媒體的力量報導臺灣農民的困境，卻注定石沉大海。他奔走拜訪各級政府，卻處處碰壁，被官僚體系相互踢皮球、推卸責任。體制內的改變已然無望，楊儒門知道，唯有革命，才能為臺灣的農業找到未來。
角色介紹
幕后花絮
??黃健瑋在為扮演楊儒門做準備時，也像楊一樣騎自行車進行了環島游。
??謝欣穎所扮演的攪和角一角作風很強悍，但謝欣穎不擅長講閩南話，平時更不會講臟話，于是，黃健瑋教她一句一句地念，她最后練到可以隨時“出口成臟” 。
??劇組在2013年5月22日開拍，那時稻穗的成長程度與劇情中涉及的“520農民運動”是相符合的。但是，6月7日拍攝楊儒門和弟弟東才在院外拆恐嚇包裹的戲時，制作人員發現鏡頭的背景里可以看到巷子口一片綠油油的田，而這場戲的發生時間是在農會催債員到楊家催債的幾天后，催債那場戲中墻上的日歷根據劇本設定寫的是11月27日，按常理，那時稻田已經該收割完了。為此，特效人員把所有涉及日歷的鏡頭都改成10月27日。
獲獎記錄
幕后制作
創作背景
導演卓立和楊儒門是彰化同鄉，但是，與楊不同，卓立從小不喜歡故鄉，很早就遠離農村到大城市求學和工作，特別是她發現彰化的農田逐漸消失，慢慢開始發展工業，形成各種污染，而當地人的生活根本沒有起色，農業衰敗了，工業發展卻也沒有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這種狀況讓她對故鄉更加失望。當“白米炸彈事件”爆發時，卓立正在海外拍片，對事件也沒有過多關注。然而，當決定由制作人轉行做導演時，她忽然很想知道自己的“同鄉”楊儒門為什么會制造“白米炸彈”，同時也覺悟到故鄉彰化是自己“過不去的結”，她終究得面對對于彰化的“愛”和“恨”。在研讀了楊儒門的獄中書信集《白米不是炸彈》及其他相關作品后，她產生了把楊的故事拍成電影的想法。但她當時覺得自己還是先有點票房成績后再拍社會議題比較好，于是她嘗試拍了兩部較有商業性的劇情，結果票房失利，于是，她抱著如果失敗就退出導演行業的想法，決定把“白米炸彈客”的故事拍出來。
決定投拍后，卓立前去拜訪楊儒門。楊儒門開出兩個條件：電影一定要有助臺灣農業；一定要尊重作家吳音寧的意見（是吳鼓勵他撰寫了《白米不是炸彈》） ? 。卓立的確遵守約定與吳音寧詳談，甚至考慮請吳擔任編劇，后因吳另有工作計劃而作罷。對于楊儒門的第一個條件，卓立希望電影可以給農民帶來一些警醒，從而有助于臺灣農業的發展，所以她特地在電影中帶進2002年“農漁民大游行”事件。
故事改編
盡管故事取材于《白米不是炸彈》，但由于該書跳躍性較強，而且卓立也不打算把影片拍成傳記片，而是更傾向于把影片定位為社會議題電影，所以，她在楊儒門的人生經歷中加入了虛構成分。比如，她虛構了楊家的農田被人倒廢土的情節，盡管卓立不知道楊家有沒有過類似的經歷，但她知道當時很多農民遇到過這樣的。另外，由于無法與書中重要人物攪和角見面（原書中對攪和角的身世交代也比較模糊），主創人員虛構了攪和角的家世背景，還把她的父親身份設定為立委，從而將其與“1123農漁會大游行”聯系起來，還虛構了攪和角持槍到父親辦公室掃射的情節。另外，她刪減了楊儒門騎自行環島游的情節，雖然環島游對楊的思想轉折有重要影響，而且，他在環島游時認識了死囝仔，但卓立不想把電影拍成公路片，所以她放棄了這段情節，把楊與死囝仔相識的地點改在彰化。
影片評價
《白米炸彈客》沒能表現出事件本該有的的緊迫性。卓立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手法來表現這一農業事件，沒有運用過多激烈的視角。反而主角和一個虛構的自我對話使得電影充滿幻想，并甚至引發一個疑問：麻煩制造者是否真實存在。該片對于風景大量蒙太奇的運用以及主人公零星的思緒充滿了詩情畫意。在攝像機里藍天白云與充滿活力的鄉村風景與在政策下被破壞而塵土飛揚的同一片土地形成鮮明對比。 （《好萊塢評論家》評）
該片的主題本可以寫出吸引人的劇本，編劇鴻鴻和金篤蘭試圖將嚴肅題材和喜劇結合為一體。但影片沒有營造出楊的個人掙扎和政府壓制及商業腐敗之間的沖突。卓立在片中運用了韓國導演趙龍奎《秘密陽光》、《仇人》以及導演柳升完一些電影的經驗，使城市和鄉村看起來都富有吸引力。但卓立似乎無法（或者不愿）構造一個真實的政治影片。 （《亞洲電影資訊》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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