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布蘭特（Anthony Blunt，1907年9月26日—1983年3月26日），活躍于30至50年代的蘇聯特工，英國藝術史學家、英國藝術權威，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擔任教授，曾獲得英國皇家維多利亞勛章（KCVO）。1979年身份暴露后被剝奪克利夫蘭騎士隊頭銜。
人物簡介
1979年11月，剛當選英國史上第一任女性首相不久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公布了一條消息：安東尼·布蘭特騎士（Sir Anthony Blunt），英國藝術史領域的權威的學者，曾經在大約1930s-1950s, 也就是剛好橫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為當時的蘇維埃政府整整做了20年的間諜。這個消息毫無疑問就像是一顆被引爆的炸彈，舉國震驚。消息公開話音未落，白金漢宮方面就宣布，剝奪Blunt的猶他爵士隊頭銜，此人從此身敗名裂。
藝術史學者和間諜，背后可以說有一段比勒卡雷小說還精彩的故事，這段往事現在仍然是英國很多人茶余飯后的談資，也有不少文學影視作品是以這件事兒為背景所創作。安東尼·布蘭特也有一段非常傳奇的人生。
個人經歷
安東尼·布蘭特（Anthony Blunt）1907年生于英國伯恩茅斯市，在童年時期，因為父親工作的關系，全家遷址巴黎好幾年，布蘭特從小就能說流利的法語，同時受巴黎的藝術氛圍影響極深，經常出入于盧浮宮，并且小小年紀就被那些藝術品特別是油畫吸引。童年的經歷對人生的影響很深，也為他以后的事業打下最原始的基礎。
后來，布蘭特去了英國著名的私立學校Marlborough College念中學，在那個年代，這個算是名副其實的變態學校，學生們要學習很枯燥的拉丁文和希臘文，學業和紀律方面出了問題要接受嚴酷體罰，低年級學生要給高年級學生跑腿打雜，1年甚至都洗不上一次熱水澡。英國在那個年代的保守和古板是出了名的，這樣的環境自然會和處于最叛逆時期的年輕人格格不入。Marlborough College也不例外，校園里有的學生開始組成小團體，自己辦諷刺刊物啥的，也暗地里搞一些能施展自己個性的活動等等。
據當時有的學生回憶，說布蘭特是個頭腦非常好，但是極其克制冷靜，甚至是有些冰冷，總是在思考各種問題，是個純正的搞學術的材料。冷靜克制，withdraw,在我看來，布蘭特基本是死理性派的代表了。
這樣的人進入名校自然不在話下，布蘭特拿到了劍橋大學的獎學金，進入三一學院攻讀數學專業，后來轉了專業，改讀Modern Language并且最后畢業時拿到First Class學位（英國大學學位最高的等級）。
畢業后，布蘭特留校教法語，2年之后成為三一學院的院士。與此同時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法國藝術史。在當時，西方藝術史作為一個系統的學科，歐洲大陸，特別是德國，要領先于英國。布蘭特也經常因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前往歐洲大陸。
從學風上來講，牛津大學相對來說比較保守傳統，英國的很多主流國家，社會機構的頂層人物都是畢業于牛津大學，而劍橋大學則正好相反，這個在自然科學，創意學科方面領先于世界的大學免不了各種離經叛道，尤其是在那個戰爭一觸即發的年代，那里的年輕人們開始各種組成俱樂部和團體。他們當中很多人都同性戀，而且相信馬克思主義（其實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純粹的學術達人，對政治的了解不過蜻蜓點水，他們這么做純粹是出于對自己保守的家庭，保守傳統的國家制度根深蒂固的怨念）
話雖如此，但這是個既定事實，這群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被蘇聯政府盯上了。他們開始邀請這些學者前往蘇聯，讓他們親眼見到“蘇聯模式”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這些人當中，當然包括布蘭特。他在1933年訪問了俄羅斯，本人也表現出了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傾向。
后來戰爭爆發，布蘭特參與了英國軍隊情報單元的工作，駐扎法國，并且在同一年加入英國情報部門軍情五處（MI5），為之后的事情買下了伏筆。
普遍認為，布蘭特其實在大學期間就已經被蘇聯聘用，他當時負責在學生當中尋找合適的人，拉他們入伙。那是誰拉布蘭特入伙的呢，一個叫Guy Burgess的人，性格幾乎和布蘭特完全相反，此人毫無節制，愛冒險，極其情緒化，酗酒，戰爭結束之后于1951年叛逃蘇聯，最后客死他鄉。
當時劍橋大學有5個人組成了著名的間諜五人組，人稱“劍橋五杰”（Cambridge Five），除了布蘭特和Burgess之外，另外還有哈羅德·菲爾比（Harold Kim Philby）、Donald McLean以及John Cairncross。
據說布蘭特在MI5工作期間，向蘇聯提供了上千份文件，這些文件動輒上百頁，其中甚至包括關于諾曼底登錄的絕密資料，由于他和整個間諜小組的存在，約瑟夫·斯大林比丘吉爾消息靈通多了。
后來戰爭結束，Guy Burgess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叛逃到了俄羅斯。據說他經常各種派對，然后喝醉了酒就會開始吐真言，說自己是間諜啥的。
Burgess這一舉動，讓布蘭特也開始受到懷疑，因為這兩個人從大學期間關系就很密切。布蘭特因為這件事也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不過因為向來克制，所以從未有人見過他情緒爆發。而且，只是有嫌疑沒啥用，MI5并沒有決定性的證據證明布蘭特做過間諜，直到1963年，一個叫Michael Straight的美國在謀求到美國政府部門的職位時候，單位審核他的過往經歷時候，Straight證實了這件事兒，因為他是布蘭特親自招聘來做間諜的。
其實在之前，MI5的人就多次找到布蘭特，不過并不是審訊的性質，拿布蘭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很友好的聊天而已。現在證據有了，MI5卻不敢輕易曝光這件事兒，因為招來一個蘇聯間諜本身已經非常丟人，這個情報部門也因為各種低效率，運作糟糕而被人詬病。于是MI5以對這件事情保密，并且承諾不起訴Blunt為籌碼，換取了全部真相。英國公眾自然是完全被蒙在鼓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還發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布蘭特秘密前往德國的Fredirichshof城堡，取回了一些包含高度敏感內容的信件。這些信件是溫莎公爵，也就是之前的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與阿道夫·希特勒和其他納粹高級官員的通信。溫莎公爵在戰爭前和納粹德國走得很近眾所周知，但是這些信件都是什么內容，就沒人知道了。
在那個年代英國大眾的心目中，布蘭特是非常出色的學者。他還是三一學院做院士期間所發表的論文很多都是關于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1945年，布蘭特被聘為英國王室藝術品管理員。也就是說，英國王室招了個蘇聯間諜，而且他在這個崗位兼職工作了27年。
英國王室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油畫藝術品private collection,但是王室這幫人好像對藝術感興趣的不太多。然后布蘭特可能是性格的原因，和王室的人（包括女王）都保持著完美的距離，但是貌似和伊麗莎白·亞歷山德拉·瑪麗·溫莎皇太后關系不錯，王太后經常請他喝茶。然后老太太有一次在和別人說笑的時候，隨口來了一句，大概說“打賭，信不信布蘭特是個蘇共分子！”
1947年，Blunt開始在倫敦大學就任藝術史教授的職位，同時擔當考陶德藝術研究所（Courtauld Insititute of Art，倫敦大學下屬的學院，只有藝術史一個專業）的所長，直到1974年為止。他在擔任院長期間培養了大批的優秀學術，其中他最喜歡的學生之一叫Neil MacGregor。
布蘭特在法國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史領域頗有建樹，對相對現代一點的藝術比如巴勃羅·畢加索的作品也很有研究，但是他最擅長的應該是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法國畫家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如果是在倫敦的朋友，可以在National Gallery 看到他的好幾幅作品。普桑生活在巴洛克藝術最興盛的時代，巴洛克油畫呈現方式包括各種鮮明的色彩，夸張的表情動作和空間等等。而普桑則是開創了自己的風格，他的作品色彩相對要淡很多，從里到外透露出一種古板，甚至是刻板的感覺，所以很多人覺得他的作品很無聊。他的作品像是在用最純粹的理性來表達哲學的想法,這人甚至有個頭銜叫philosopher-painter。但是尼古拉斯·普桑其實在17-18世紀幾乎是法國藝術家的代表性人物，直到法國革命開始人們對他才慢慢失去興趣。
1960年，巴黎盧浮宮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普桑作品展覽，布蘭特是策展人。展覽大獲成功，也再次點燃了學界對這個畫家的熱情。
英國著名的莎士比亞研究學者A.C Bradley在自己的著作Shakespearean Tragedies 當中寫過：莎士比亞悲劇中的人物，通常都是在自己的人生和地位處于頂點的狀態下，由于自己的性格或者是命運的原因，導致急轉直下，最終的結局是毀滅。這段話，完全適用于布蘭特。
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曝光了布蘭特蘇聯間諜的雙重身份。第二天，他的家就被各種媒體記者圍的水泄不通，National Gallery 剛剛離職的館長Nicolas Penny形容他當時要使勁的把記者擠開才能勉強進屋。對于一個性格內向，喜歡安靜，不太社交的人來說，這個打擊簡直是致命的。布蘭特甚至考慮過自殺。他在一次英國廣播公司采訪的時候當場落淚。
爵士頭銜被剝奪了，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榮譽院士也沒了,是他的一個得意子弟布萊恩·修耶爾（Brian Sewell）悄悄把他轉移到了別的住處，然后新的住處后來被媒體獲悉，布蘭特不得不像個小偷一樣翻墻逃跑。如此落魄，讓人不得不感慨命運的無常。
雖然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風波慢慢平息，記者們也逐漸散了。布蘭特卻成了被唾棄的對象，他是同性戀的事實更是雪上加霜，現在的英國，年年搞盛大LGBT游行，那時候的社會對非異性戀的容忍度更是今非昔比。布蘭特后來最恐懼的就是在大街上被人認出來，自己平時也只能靠把自己埋在學術研究和威士忌里才能忘掉這些。后來身體每況愈下，1983年3月底去世，享年75歲。
布蘭特后來說，選擇投靠蘇聯政府并且當間諜是他這輩子犯過的最大的錯誤。在不少人的眼里，他這么做的動機是劍橋大學五杰當中最難揣摩的，很難想像一個如此冷靜克制的人會做毀掉自己一生的選擇。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這段往事，他也不會成為傳奇人物。不過在讀他寫的尼古拉斯·普桑著作的時候，有一段話也許會給我們一些啟迪，這些話的大意是：很多人們說普桑的作品太過于古板理性單調，但是在我看來，這些作品的背后是他最強烈的感情和對理性的熱愛。
參考資料 >
劍橋使徒·蘇聯間諜(圖).網易新聞.2024-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