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科爾是1990年普利策釋義性新聞獎得主，1989至1992年，作為《華盛頓郵報》南亞站主管前往阿富汗報道，1998年起任《華盛頓郵報》執行編輯。
個人作品
科爾的著作包括《主干道上》（On the Grand Trunk Road）、《爭奪蓋蒂石油》（The Taking of Getty Oil）和《幽靈戰爭》（Ghost Wars）。《本·拉登家族》是他的最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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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有人說，郵報是一份恰巧位于首都的地方報紙，你怎么看？
科：我個人不會那樣說，我認為我們是一份肩負地方、全國和國際三重使命的報紙，發行本身體現了這一特點。我們的報紙在地方、全國乃至國際都有讀者，而在過去一年，我們的網站在為上述使命服務方面正變得越來越重要。當然，華盛頓作為總部所在地，我們也會致力于覆蓋全部本地新聞，使本地讀者能在這里讀到他們在其他地方讀不到的內容。
《21世紀》：在你看來，正確的報道方式是什么？比如，現時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加緊對新聞發布的控制，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甚至說要把向記者泄露消息的人投入監獄。在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和公眾知情權之間，媒體應該怎樣進行決斷？
科：首先，我們是一份獨立的報紙，我們會就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獨立地作出自己的判斷。一旦政府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會在報社內部公開進行討論，我們的政策也稱為“有所側重地刊登”，這與憲法確定的媒體獨立性一致，也是這一體系奏效的根本原因。與此同時，我們還會不斷對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的應對方案進行評估。
《21世紀》：不過，怎樣才能界定什么可以見報，怎樣做才是正確的呢？
科：就事論事，逐一進行個案的分析評估，舉個例子：我們的一個具體原則是：不會在明知某個消息見報后可能危及美國人或其他人生命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發表它，比如：直接泄露軍事計劃或國家安全行動等等；其二，我們不會在明知對方是美國政府情報部門工作人員的情況下公布他的姓名，除非我們確信公布其姓名符合公眾的利益。
如果我們得到指令，我們偶爾也會考慮（根據指令）扣住涉及軍事計劃或國家安全行動的某些細節，假如透露這些細節并不符合公眾利益，而且那樣做可能給這些計劃帶來重大危險。當然，這樣的問題并不經常出現，大概每年只有三四次。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我們會逐一進行個案分析，我們仍會保留自行作出決斷的權力，同時政府應該尊重我們的這一權力。
此外，我們強烈傾向于發布消息，因為這是作為媒體所承擔的職責。
《21世紀》：如果堅持發布消息而惹惱了政府，你會怎么辦？
科：這樣的事情不會經常發生。因為我們不必依賴政府而生存，我們不靠政府取得紙張、印刷設備、彩釉玻璃、廣告收入，我們是依法獨立地存在。
《21世紀》：但政府有信息。
科：不錯。一旦他們生氣了，要懲罰我們，他們就會對我們封鎖信息，有時甚至會提供給我們的競爭對手，一心讓我們難堪，等等———不過，長遠而言這一策略的效果好不到哪里去。我們（作為處于首都的報紙）實在太靠近各類政府信息的源頭，任何一個政府機構的懲罰措施都不可能管用超過一兩個星期（笑）。因此，盡管類似的政府部門的講話、威脅或行動確實成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地區日常新聞報道當中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但還算不上嚴重。
《21世紀》：記者與編輯是如何溝通的呢？比方說，洛杉磯記者站的一個負責商業的記者有了一個題目，他應該向誰征求意見？記者站站長還是商業版塊的編輯？
科：問得好。實際上各個版塊在各個記者站都有自己的記者，假如這些記者有了一個題目，他們會跟商業版塊的編輯商量；反過來，假如我們有了一個題目想讓記者站的記者去做，也會按版塊類別進行劃分，然后由負責的編輯跟相應的記者商量。當地記者直接向具體的版塊編輯匯報。當然所有記者都可以為其他版塊寫稿，但他們都有一個基本版塊需要優先照顧。
商業社會的媒體職責
《21世紀》：這個問題應該算是熱點：為什么媒體未能執行監管職能，而讓安然丑聞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
科：美國媒體的實踐之一就是自我報道，包括對媒體未能履行職能的現象進行批評。而在郵報，我們對此是相當認真的。我們聘請全職作者負責監控我們、批評我們，每個星期天都會發表有關的專欄文章，批評我們做錯了什么事情。現在這個作者是邁克爾．蓋特勒，他同時接受讀者對郵報的投訴，讀者可以通過電話或電郵聯絡他，表達對郵報的不滿，或者請他調查其他一些不滿的事情，然后寫成文章。此外，還有另一個保證我們可信度的途徑，那就是，其他很多報紙都在報道郵報的做法，他們會不斷評估我們的行事方式，質問我們所做的各種決定，批評我們的某些決策———當然，這也是新聞工作的一個部分。
《21世紀》：在類似安然此類丑聞中，報紙本來應該擔當監管角色，為什么這次沒能及時覺察到出了問題？
科：媒體現在確實在非常深入地報道整個失察事件，尤其是未能預見安然丑聞以及企業違規的失職情況。實際上，這并非一個安然的問題，而是整個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泡沫破滅的后果。
我們的現行體系確實有得有失：我們沒有一個政府機構擔當檢察官的角色，專門監控媒體失職的情況，而從整體而言，我們認為，這樣一個政府機構的監督可能會壓制媒體自由，而給社會帶來的好處抵不上害處。不過，同樣存在的情況是：由于媒體的可信度只受到公眾的閱讀行為和批評的監控，這樣的評估就難免有所局限。比如，曾經贊美過安然的記者現在可能會名聲受損，不過損害程度一定比不上失職政府官員將要接受的懲罰。
如果要為媒體辯護，我只會說，整體而言，這樣的失察或監控失敗，都還不是道德問題。如果屬于媒體腐敗現象，比如記者收錢為別人做報道或發表評論，這樣的行為就會受到非常嚴厲的懲罰。
而在安然事件上，我們說的不是媒體犯錯，而是我們沒有做好我們的工作。
《21世紀》：作為一個記者，你會不會在公眾責怪媒體時感到不公平？
科：會的（笑）。不過我仍然認為這是一個好的過程，媒體需要聽到批評的聲音，知道下次應該更加警覺，提出更加深入的問題。現在你會經常聽到大家說：我們可不能再放過下一個安然了。這就好比一支軍隊，你不會說要打最后一仗，而是為下一仗做好準備。
這個案子，實際上這并非安然或泡沫那么簡單，而是整個國家的樂觀主義高燒，對于互聯網，對于技術革新，等等，這種情緒不僅感染了華爾街的商界人士，也感染了記者。已經變成一種社會現象。
《21世紀》：究竟是誰決定這份報紙是不是主流報紙？誰決定讀者想讀什么？
科：編輯們通過他們最好的判斷力決定讀者想讀什么，同時聽取讀者們的意見。我們一直培訓編輯們，促使他們參加討論，發表自己的意見，最后綜合不同的聲音，達成一個決定，從而確定報紙的模樣。我們還會在獨立的基礎上評估我們的工作，對自己提出挑戰，我們沒有一個既定計劃，而是每天進行討論和判斷。
《21世紀》：不過，有一個投資者在背后的事實會不會促使你們努力迎合讀者，希望增加銷量？
科：我們當然會致力盡量擴大讀者群體，同時注意利用我們的獨立判斷，決定什么事情比較重要，二者缺一不可。事實上，郵報之所以具有影響力，成為讀者的一個主要信息源，也是因為我們認真行使獨立的判斷。我們相信讀者希望我們行使這個判斷，哪怕今天的新聞并不火爆。要知道，我們的文化里已經有很多娛樂來源，有很多五花八門的分散注意力的東西，而嚴肅新聞卻寥寥無幾，我們不想失去正在擔當的這個角色。當然，我們還要注意避免刻意變得深奧或沉悶，避免閉門造車。
《21世紀》：一些小報不惜代價討好讀者，以聳人聽聞的故事引起注意，對這樣的做法，您又怎么看？
科：慶幸的是，郵報已經不必那樣竭力走極端，我們的所有人家族讓編輯們自主行事，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報紙在美國也沒有幾家。我們不想失去讀者，因為讀者對報紙的前途至關重要，但我們也不想單純為了討好讀者而改變我們的報紙。
《21世紀》：說到讀者與報紙之間的相互作用，你們的專欄作者塞巴斯蒂安·庫爾茨在另一篇文章里總結了近期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盡管發生了9．11事件，大部分美國人仍然覺得國際新聞不易理解，也不感興趣。是否因為報紙留給國際新聞的空間相對有限？
科：我們一直非常強調國際新聞。反過來，你說的現象也是存在的，美國國內愿意撥出資金建立海外記者站的報紙確實屈指可數，而我們的海外記者站則超過20個之多。我們之所以這樣做，主要因為我們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讀者要求看到嚴肅的詳盡的國際新聞。華盛頓作為美國首都，是一國中心，也是國際戰略決策之地，對國際新聞的需求很大，因此我們很有必要投資國際新聞版塊，而我們一貫的辦報方針也決定了郵報必須具有一種真正國際化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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