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時，駱安靖正在長壽縣重屬聯合中學讀書，他和廣大熱血青年一樣積極投入了救亡運動，并于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夏任中共長壽縣委宣傳委員。1940年，黨實行“隱蔽精干”的方針后，駱安靖考入朝陽學院（校址在今重慶市下半城的陜西街），并于1945年畢業。
早年經歷
1946年初，駱安靖任中共重慶地下市委委員、廣安工委書記；1947年10月，中共川東臨委成立后，駱安靖被調任上川東地工委委員，1948年1月兼任上川東第五工委書記。他離開重慶后，到廣安縣以中學教師為掩護，協助王璞開展農村武裝斗爭的發動工作。
守口如瓶
1948年7月4日中午，漆玉麟帶領特務行動員孫樹森、包全程和廣安縣自衛中隊長蘭東書等人，在廣安北倉溝駱安靖家中將其逮捕；然后又去縣城新南門外的“南園茶社”，將中 共上川東地工委聯絡員馬正衡逮捕。當晚，特務們又準備去廣安代市鎮抓捕五工委委員談劍嘯，被代市鎮隊附、地下黨員秦華得知后，立即轉告談劍嘯出走，因此特務們撲空。駱安靖和馬正衡被捕后，特務將他們一起關押在縣政府內，連續數日酷刑逼供，企圖從他們口中獲取線索，以擴大破壞，抓捕更多的“共黨分子”。
在特務對駱安靖的刑訊中，實事求是地講，這位自稱有著“十年黨齡的地委級干部”的最初表現是堅強的，經受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的考驗。當特務追問王璞在什么地方時，駱安靖回答：“他是我的上級，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只有他可以知道我的地址，我不能問他住在哪里。”特務又追問曾林、談劍嘯、楊玉樞等黨的負責人的去向及上川東地工委的組織情況，駱安靖一概推脫不知，守口如瓶。
叛變投敵
但是在后來的刑訊中，駱安靖卻有些動搖了，提出了想見家屬。漆玉麟答應了他的要求，并采取“軟化”的方式，讓手下的人對他勸降，說什么“你的上級劉國定早就把你出賣了，還交代了一切問題，現在他不但恢復了自由，官做的比我們還大”，“你既然被抓到這里，就賴不過去了，早些交代，免得自討苦吃。”盡管如此，這時的駱安靖仍然采取拖的辦法，沒有立即叛變，他的思想在激烈的斗爭著，動搖著。
漆玉麟本想在廣安市將上川東的“共黨分子”一網打盡，但卻只抓到了駱安靖、馬正衡二人，而且又斷了線索，便不甘心地每天帶人在廣安縣城和附近的鄉鎮搜尋，可是仍然一無所獲。于是，特務們只好在7月28日秘密押解駱安靖和馬正衡回重慶市。由于駱安靖分管組織工作，對廣安、岳池縣一帶的黨組織情況比較清楚，如果叛變將會產生很大的危害，因此王璞十分焦慮，指示第七工委要千方百計地營救他。第七工委立即組織武裝小分隊，埋伏在羅渡鄉下面渠江邊，準備攔截押解駱安靖和馬正衡的船只，戰士們潛伏了三天三夜未見船影，待小分隊剛撤離，狡猾的特務們押解的船只就過去了。到重慶后，馬正衡仍寧死不屈，被關進了渣滓洞監獄；駱安靖因表示愿意“自新”，則被囚禁在白公館監獄的優待室。
為了將駱安靖拉入叛徒的行列，徐遠舉不惜兩次移尊屈駕，親自找他談話勸降，又命叛徒劉國定在“戴公祠”現身說法。
劉國定先是裝作無奈的樣子說：“我原不想扯出你來，后來冉益智供出涂孝文，涂孝文被捕后我怕他先供出你來，徐處長掉轉頭來問我，我只好被迫講出你來。”見駱安靖沒有吭氣，劉國定又啟發道：“聽說你不肯多談。不談，你能過關嗎？徐處長能不拼命擠你？我知道你在廣安市下面有做鄉長的黨員，有搞經濟組織的黨員，還有不少統戰關系，你要講得讓他們相信，他們才會放你。像我和冉益智，不都是很快恢復了自由。”徐遠舉見駱安靖已經被劉國定說服，便又走出來，他一改往日的兇相，和顏悅色地說：“你愿意自新，你岳父（歐元書，曾任四川軍閥楊森部的軍需處長）也在保你，我可以允許你同他會面，但你一定要交出組織。今后，你如果對政治有興趣，愿意為我們工作，我們歡迎。如不愿過問政治，可仍去教書或干文化工作，決不勉強。”
經過徐遠舉和劉國定的勸降，駱安靖的最后一道防線崩潰了，為了茍且偷生地活下去，他出賣了中共上川東第五工委委員談劍嘯、楊玉樞和下屬兩個特支、十多個黨員，后來五人被捕，其中二人犧牲。
然而，徐遠舉并未給駱安靖選擇職業的自由，和劉國定、冉益智叛變后“留處察看”三個月一樣，駱安靖被軟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楊家山特務駐地，最后終于參加了軍統特務組織，任國民黨重慶綏靖公署偵防處少校專員。
根據駱安靖叛變的口供，漆玉麟、郝崇斌等特務于1948年8月10日再次到廣安市，抓捕了中 共廣安縣代市地下特支書記豐偉光和段定陶、謝嘯冬、黃三仲、陳夢非等黨員。楊玉樞、雷曉輝、聶士毅等上了特務黑名單的6名黨員，聞警后迅速隱蔽，僥幸脫險。
晚年懺悔
叛徒駱安靖是重慶市地下黨叛徒中唯一一個既未被特務處死，也沒有被人民政府處以死刑而得以壽終正寢的人。他寫過大量的回憶材料，并這樣剖析過自己：“我被捕后既不愿出賣組織，也不想淪為可恥的叛徒，但又缺乏堅貞不屈和自我犧牲勇氣——”解放前夕，駱安靖充滿負罪感，在重慶各界群眾收殮歌樂山烈士遺骸期間，當時尚未歸案的駱曾悄悄到現場查看，慘烈景象讓他受到了強烈刺激，他對自己的叛變行為表示了悔恨。上世紀70年代，駱安靖刑滿釋放后，他選擇了在監獄就業，跟一位老中醫潛心于醫術，改革開放后，他轉到江北一家蔬菜商店工作，于上世紀末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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