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天驤，字飛卿，號藏齋，出身于世居長安之故家舊族。由于駱天驤在仕途上不甚得意，最高作過京兆路總管府的府學教授，所以《元史》中沒有他的傳記。
正文
其生卒年已無從確考，不過根據他在“石刻”卷小序中所說“垂六十年，集成編，附長安志后”一句，可知元貞二年成書之時，他至少已有七十多歲，向上推溯，他大約出生于完顏珣（公元1213-1223年在位）后期。又因書中著錄有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由他篆額的碑刻，其卒年當在此后，大概活了八十歲左右，可謂高壽。
駱天驤出生于金末亂世，成長于蒙古國初占關中之時，長大后所能見到的長安古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說，已經“兵火相焚蕩，宮闕古跡，十亡其九，僅有存者，荒臺廢苑，壞址頹坦。”好在“兵后關中前進士碩儒故老，猶存百人，為士林義契耆年，文會講道之暇，遠游杜牧、韋杜，近則雁塔區、龍池，其周秦漢唐遺址，無不登覽，或誦詩文，仆每從行，故得耳聞目睹，每有闕疑，再三請問。”作為世家子弟，駱天驤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傳統文化的氛圍中，耳濡目染，對長安地區遺蹤故跡十分熟悉。至元十年建安西王府，安西王相兼營司大使趙炳，曾請駱天驤陪同遍訪周秦當唐故宮廢苑。這一切都為他日后編《類編長安志》打下了基礎。
在《類編長安志》之前，關于古城長安的志書，已有北宋人宋敏求《長安志》二十卷，南宋人程大昌《雍錄》十卷，當時駱天驤深感兵火之余，長安古跡已“難以詰問，故老相傳，名皆訛”，而已有的舊志“故事散布州縣，難以檢閱”，于是決心編寫一部新志，以使“覽之者不勞登涉，長安事跡，如在目前”。他采用的是近乎類書的騙纂方法，“引用諸書，檢討百家傳記，門分類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賢詩文，長安景題，及鴻儒故老傳授，增添數百余事，裒為一集，析為十卷，目之曰類編長安志”。這就使他的新志在體例上與宋敏求《長安志》這樣的地志著作有了很大的不同。當然，我們沒有必要在這里討論它們孰優孰劣，也不必計較駱氏新志對宋氏舊志的增刪是否得當，對我們后人來說，它們都是先輩留下的珍貴文獻，在許多方面是可以互補的。尤其是《類編長安志》增補了不少金元時期有價值的史料，其中包括對長安地區碑刻和當時碑林區藏石的著錄，為我們今天研究碑林歷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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