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數化是一種將投資（investment）或合約與廣為人知的公司或指數相互結合的做法。它代表將股票價格的上揚與全國性的指標（例如通貨膨脹率）相互串連，或是將勞工契約中的工資上漲與生活成本這樣的指數相互串連。在經濟學中，指數化特指根據物價指數對工資的校正，以確保公眾在通貨膨脹后保持相同的購買力。當指數改變時，價格或工資也會以相同比率改變。
基本介紹
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指數化有四個主要類別：工資指數化，證券利率指數化，稅率指數化和匯率指數化。前三個是通貨膨脹指數。最后一個通常是以美元外幣為主的指數。任何這些不同類型的索引都可以顛倒（deindexation）。
將生活費用遞增的COLA條款應用于定期付款流程，可以保護這些付款的實際價值，并有效地將通貨膨脹風險從收款人轉移到付款人，付款人每年必須支付更多錢以反映價格的上漲。因此，通脹指數通常適用于養老金支付，租金和其他不受市場定期重新定價的情況。
COLA不是CPI，這是一個綜合指標。使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作為應課稅收入的COLA薪資調整，未能認識到增加的稅率通常是按照最高的邊際稅率征稅，而個人的成本上漲則是用稅后的美元 - 美元與個人的平均稅后水平相稱。索引稅法并沒有解決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但它確實有效地消除了“括號內漏洞”。
指數在高通脹環境中非常重要，在1964年到1994年間在巴西被稱為貨幣調整“correc?omonetária”。一些國家在使用指數化和生活費用升級條款方面已經大大減少，只有對價格上漲采取部分保護措施，并在通貨膨脹率降至個位數時最終完全消除這種保護措施。
保護一方免受通貨膨脹風險意味著價格風險必須轉移到另一方。例如，如果國家養老金因通貨膨脹而調整，則價格風險從養老金領取者轉移到納稅人。
工資指數
當政府決定將政府雇員的工資指數化為通貨膨脹時，就是把通貨膨脹的風險從政府工作人員轉移到政府。這樣的政策是試圖降低通貨膨脹預期，反過來通貨膨脹在迅速上升。經濟學家的研究對這種政策的成功是矛盾的。一些人認為它是成功的，其他人則認為這種做法不太成功，因為他們指出，指數化會產生通貨膨脹的惰性（政府的減少和國家銀行對付通貨膨脹的努力，導致通貨膨脹率高于目標）。
經濟學家對指數化的優點分歧通常取決于他們所看到的數據。特定時間序列的特定國家可能已經成功進行指數化。而另一個國家在另一個時間可能不太成功。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指數化（當通貨膨脹真的很高時）和解除指數化的時間（通貨膨脹在指數化后緩和，但仍然與中央銀行的通脹目標相比仍然過高）是適當的。
近年來，巴西，智利，以色列和墨西哥通過實行工資的指標化，實施了成功的通貨膨脹策略。
政府債務指數化
政府債務對通貨膨脹的指數化與將通貨膨脹風險從儲戶轉移到政府以試圖降低通貨膨脹有關。一些國家的政府最終將短期債務工具用于去除指數化，以便國家銀行從貨幣政策的角度重新控制短期利率，更好地對抗通貨膨脹。對于某些通貨膨脹率已經很低的政府而言，指數化的另一個目標是通過向存款人支付較低的利率來換取承擔通貨膨脹風險來降低借貸成本。英國和美國都發布了通脹指數化政府債券來降低借貸成本。當英國和美國等政府發行通脹指數債券和常規名義債券時，羅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對政府債券指數化的所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稅率指數
稅率指數化是為了避免由于通貨膨脹將納稅人的應納稅所得額提高到更高的稅率，即使他們的稅前購買力沒有改變，有效稅率和邊際稅率也會增加。各國的稅碼可能非常復雜。因此，即使主要稅率結構不是，某些類型的稅收可能部分或全部受到索引的影響。在美國，標準稅率與通貨膨脹掛鉤的情況就是這樣。但是，它的平行替代最低稅率（AMT）代碼不是。因此，納稅人的比例越來越高，預計在原先實行的僅對富人征稅的AMT中將承擔責任。在加拿大，最近稅率的下降部分是由于某些信貸的部分解除指數（信貸被上調了通貨膨脹率-3%）。
貨幣指數化
貨幣或匯率指數化通常指的是一個國家將貨幣與美元掛鉤。換句話說，這樣的國家的國家銀行會買入或賣出美元，以維持與美元的穩定匯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幾個國家都采取了這樣的政策。如果不是上述掛鉤，由于美國與這些國家的長期經常賬戶赤字，這些國家的貨幣會兌美元上漲。但是，亞洲國家在維持美國對出口的需求上有著既得利益。這就是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地方。中央銀行的掛鉤通常很分散，在任何正式的政策聲明中都沒有披露。掛鉤也可以是相當有彈性的。中央銀行將維持在一個可接受的范圍內的匯率，而不是在特定的水平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可接受的范圍可能會擴大或縮小，取決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總體上依賴出口來推動增長。因此，清楚地觀察貨幣的去除指數是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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