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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楊淑慧，祖籍湘潭市，周佛海第二任妻子，其父親楊卓茂曾是上海總商會主任秘書。

楊淑慧出身名門世家，生活在開放的大城市里，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是一位追求自由婚姻的女性。楊淑慧家與李達家相距不遠，因此楊淑慧經常到李達家玩，因此認識了周佛海。兩人很快相戀。在周佛海與楊淑慧關系密切之時，上海市報紙披露了周佛海已有家室的情況，引發爭議。楊淑慧的父親看到報道后，反對女兒與周佛海繼續交往，但楊淑慧卻與周佛海一同前往日本。此后，他們育有一子一女。1924年，周佛海回到廣州市，就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后又兼任廣東大學的教授。按照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規定，周佛海應按累進額每月交納黨費70多元，楊淑慧認為每月交這么多錢較為可惜，就鼓動周佛海脫黨。抗日戰爭期間，楊淑慧跟隨周佛海投靠日本。抗戰勝利后，周佛海因漢奸罪被國民政府逮捕并判處死刑。楊淑慧為其奔走營救。最終，蔣介石頒布特赦令，把針對周佛海的死刑判決更改為無期徒刑。上海解放后，楊淑慧曾協助找到中共一大舊址。楊淑慧晚年獨自生活在上海市，1962年去世。

人物生平

與周佛海相識

楊淑慧，祖籍湘潭市，父親楊卓茂是上海總商會的主任秘書，在當時的上海小有名氣。楊淑慧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氣質非凡，與普通女子大不相同。楊淑慧的家位于上海市卡德路富里106號，與李達居住的老漁陽里相距不遠。她與李達的妻子王會悟是啟明中學的同學，關系十分親密。因此，楊淑慧經常去李達家中玩。

周佛海在出席中共一大期間，擔任代理書記并暫居上海。他常去湖南省老鄉李達家中做客，也因此結識了楊淑慧。楊淑慧對周佛海的印象深刻。盡管周佛海當時穿著一身臟兮兮的白西裝，顯得瘦削而清貧，但他對政治有著濃厚的興趣。楊淑慧曾讀過周佛海發表在《解放與改造》上的文章，認為他是個有潛力的年輕人，未來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周佛海對年輕貌美的楊淑慧一見傾心，最終拋棄了已為他生育一子一女的結發妻子鄭妹，與楊淑慧走到了一起。

然而，在周佛海與楊淑慧關系密切之時，上海市《時事新報》刊登了一則未指名的新聞，大意是：“一位湖南省青年，自稱是進步的社會主義信徒，已在家鄉結過婚且有子女，如今卻在上海與一位商界人士的女兒熱戀，似乎又要成為新郎。”楊淑慧的父母看到這則消息后，感到名譽受損，便拿著報紙去找周佛海理論。當時周佛海不在，劉仁靜便將楊卓茂帶到張國燾的住處。楊卓茂對周佛海的行為極為憤怒，指責他誘騙良家婦女，并表示要將他告上法庭。好在張國燾極力勸解，周佛海才免于被起訴。

為了阻止女兒與周佛海繼續交往，楊卓茂夫婦將楊淑慧關在自家閣樓上。然而，在被關的第三天，楊淑慧跳窗逃出，找到周佛海。1921年11月初，二人悄然離開上海市，前往日本鹿兒島縣的日本第七高等學校繼續學業。此后，他們育有一子一女，生活尚算和睦。

鼓動周佛海脫黨

1921年7月底，周佛海回國出席黨的一大的行蹤早被日本警察知道了，回到日本后的周佛海即被日本警方嚴密監視，學校方面也以開除學籍威脅周佛海，這些讓周佛海感到極度不安。

1924年5月底，周佛海回到廣州市，就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月薪200塊大洋。同年9月份，時任廣東大學校長的鄒魯又聘請他兼任廣東大學的教授，月薪240塊大洋。照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規定，周佛海應按累進額每月交納黨費70多元，楊淑慧認為丈夫辛辛苦苦賺錢不容易，每月交這么多錢太可惜，就鼓動周佛海脫黨。于是周佛海就給中共廣州區執行委員會寫信，要求脫離共產黨。當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廣州區委執行委員的周恩來曾經多次找周佛海做思想工作，都被周佛海拒絕。

營救周佛海

日本投降前夕，周佛海在戴笠的庇護下，被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市行動總指揮，指揮國民黨軍中央稅警總團和第十二軍所屬三個師，以及上海和浙江省的保安隊、警察等軍警，負責維持上海市及滬杭一帶的治安。1945年8月19日，周還在上海宣布上海行動隊司令部的成立，并親就司令之職。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國各地開始了抓捕漢奸的行動。而周佛海被軟禁在白公館中，嚴密保護，備受優待，引起了群眾不滿。

不久，楊淑慧和兒子被軍統從上海押到重慶市，與周佛海一同囚禁。楊淑慧對軍統的處理方式極為不滿，她曾在上海市多次表示，周佛海在抗戰期間為中國國民黨和軍統立下不少功勞，這些工作都是冒著生命危險完成的，只有她知曉。她原本以為自己會被允許與周佛海一同坐牢，但軍統的真實目的是懷疑她藏有大量財產，押她到重慶是為了勒索財物。

楊淑慧在重慶決定與周佛海共同面對困境，但軍統很快要求她交出財產，并將她押送回上海，從銀行保險柜中取出大量金條、美鈔等財物，價值數百萬美元。她還交出了許多房地產，這些是之前未被軍統發現的財產。然而，即便如此，她仍未被允許返回重慶市陪伴周佛海，這讓她感到極度不滿，經常表達自己的憤怒。一些特務人員也不斷對她施加壓力，試圖從她那里獲取更多利益，她因此深刻體會到作為“漢奸家屬”所面臨的困境。

1946年春，嚴懲漢奸賣國賊的社會輿論高漲，戴笠墜機摔死后，中國國民黨當局才將周佛海從重慶押回南京，關禁在羊皮巷陸軍監獄內。關押在陸軍監獄的人，大多數是大名鼎鼎的漢奸，除周佛海外，還有上任不久的山東省偽主席兼濟南綏靖主任楊毓珣等人。楊淑慧在周佛海被押回南京的前幾天，從上海市趕到南京進行活動。

周佛海曾擔任偽財政部長、上海市偽市長等重要職務，積累了巨額財富，因此成為南京羊皮巷陸軍監獄獄吏們敲詐的主要目標。楊淑慧為了搭救周佛海，不惜投入大量黃金和美鈔，但具體數額難以統計。

1946年11月7日上午11時15分，國民黨首都高等法院宣布判處漢奸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自持“協助”抗戰和維持上海治安有功，對判決不服，乃向高等法院抗告。經高等法院駁回抗告，并核準原判決。這時只有家屬可以抗告，周妻楊淑慧十分焦急，即各方奔走，向周佛海的朋友、時居中國國民黨中樞地位的陳立夫、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機要秘書陳方、還有實力派的許孝炎、顧祝同等人托情，請向蔣介石予以進言，請求特赦。次年1月25日，陳果夫、陳立夫即以周佛海于抗戰勝利前后，能按政府計劃，暗中布置軍事，不無微功，請蔣介石將其緩刑或減刑。楊淑慧還花了兩根大金條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周皋去找以“曲線救國”為名投敵的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張嵐峰，吳化文和郝鵬舉6人簽名，證明周佛海在抗戰時期在軍餉、軍械、駐防、情報、交通聯系和日軍辦理交涉等方面給他們的幫助。杜月笙也寫了大致相同的證明。1月27日，楊淑慧的抗告被駁回。

楊淑慧威脅陳布雷，若周佛海被處死，她將公布蔣介石給周佛海的嘉獎和手諭照片。陳布雷回應稱蔣介石不會讓周佛海死，但楊淑慧不信，堅持要求蔣介石親自告知。蔣介石召見楊淑慧，承諾會想辦法救周佛海。隨后，蔣介石通過公文程序將周佛海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周佛海因此躲過死刑。

協助尋找中共一大舊址

1949年5月27日上海戰役，陳毅出任剛成立的上海市軍管會主任職務。5月28日下午3時，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陳毅就任上海市市長。隨著上海局勢的日趨穩定，在1950年夏末的一次會議上，由陳毅市長提議，經上海市委討論同意后，決定開始布置尋找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的工作。因為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1951年7月1日又是建黨30周年紀念日，于是中共上海市委把尋找中共一大紀念館看成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直接負責這項任務的是當時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姚溱。姚溱在接到任務時，先給沈之瑜打了個電話，沈之瑜當時是上海市軍管會文藝處干部。

沈之瑜在接受任務的時候，姚溱曾告訴他，一大是在法租界召開的，并準備讓市公安局局長楊帆把周佛海的老婆楊淑慧請來協助他們尋找一大會址。中共一大召開期間，周佛海曾帶楊淑慧去過開會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過信。不久，楊淑慧在楊帆的授意下找到了沈之瑜。楊淑慧告訴沈之瑜，她當年曾去過李漢俊的家，但印象不深，而她曾在位于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的陳獨秀家住過，記得比較清楚，建議先去環龍路尋找。第二天，沈之瑜、楊重光和楊淑慧3人前往南昌路。因為南昌路基本保持當年的模樣，楊淑慧很快就找到了老漁陽里2號的位置。

幾天后，為了盡快完成任務，沈之瑜和楊重光決定分工協作，沈之瑜負責尋找“貝勒路李漢俊家”，楊重光負責尋找一大代表們住宿的博文女校。最緊要也是最難找的就是貝勒路李漢俊的家。楊淑慧陪同沈之瑜沿著當年的貝勒路尋找，努力搜尋當年的記憶。之后幾天，楊淑慧獨自一個人前往貝勒路，繼續尋找。一天，當她來到貝勒路與一條馬路的交叉口，看到一處白墻上刷著個巨大的“醬”字以及砌著“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很像當年的李公館。她問過路人，得知這條路叫興業路，可她當年從未聽說過有這條路。于是，她到路口附近詢問了一些年紀大的人，得知興業路原來叫“望志路”。經過反復查看，她感覺有一定的把握了，便迅速將這個好消息告訴沈之瑜。

通過多方努力，沈之瑜等尋訪人員找到了房東陳老太太，了解到這排房子興建于1920年夏秋之間，沿馬路共有5幢，即望志路自東向西門牌號分別為100、102、104、106、108號（今興業路70、72、74、76、78號）。望志路106、108號這兩幢房子租給了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作住宅，人稱“李公館”。為了走動方便，李書城請人把隔墻打通了。李漢俊從日本回來后就住在這里。李書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這5幢房子全部租下來，并把100、102、104號改為三樓三底，把106、108號改成二樓二底，將清水墻改為混水墻。106號天井改成廂房，僅留108號大門，租給他的親戚居住。后來，他的親戚在106號開起了當鋪，后又改開“恒昌福面坊”。1951年6月，上海市方面確認“興業路七十六號系當時的會址，此處當時是興業路一零六號，后門由黃陂南路（黃陂南路）樹德里出入”。至此，中共一大召開的地址終于尋獲并得以證實。

晚年時期

“潘楊案”牽連到她的兒子周幼海，楊淑慧也被株連入獄，1957年1月被釋放出來。此后一個人獨自生活在上海一個小閣樓上。1962年冬去世。

家庭關系

人物軼聞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對周佛海進行初審。起訴書指控他犯有投敵叛國、組織偽政權、擔任偽政權高級官員、殘害地下抗戰人員等多項罪行。在庭審中，周佛海辯稱，他組織偽政權是為了使本國不受戰爭之苦，且后來又效忠本國，認為自己“有功”于本國。然而，與其嚴重的漢奸罪行相比，這些所謂的“功勞”顯得微不足道。因此，1946年11月7日，法院初審判決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不服判決，上訴至最高法院，但被駁回。他的妻子楊淑慧是個非常能干的女性，在探監時，夫妻二人商議如何逃避死刑。楊淑慧隨后再次提交上訴申請，試圖拖延時間。在此期間，她四處奔走，找到周佛海的老朋友陳果夫、陳立夫、陳布雷等人，請他們幫忙說情。陳果夫兄弟確實出面幫忙，聯名向蔣介石請求免去周佛海的死罪。蔣介石不便親自出面為周佛海開脫，于是希望司法部門設法解決，但司法部門也不愿承擔開脫大漢奸的惡名。1947年2月，楊淑慧的第二次上訴被駁回。至此，周佛海夫婦陷入了絕境。

楊淑慧對陳布雷表示，他們曾將蔣介石過去給周佛海的嘉獎、手諭等拍成照片，藏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某家銀行的保險柜里。如果周佛海被處死，她將公布這些文件，讓全世界看到蔣介石的真實面目。陳布雷回應說，蔣介石不會讓周佛海死，只是需要等一段時間，等風頭過去再說。楊淑慧不信，堅持要求蔣介石親自告訴她。陳布雷將情況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不得不召見楊淑慧。

楊淑慧見到蔣介石后，長跪不起，不發一言，只是默默流淚。蔣介石見狀，讓她起身，并表示他知道周佛海的情況，也承認周佛海過去確實做過一些貢獻。他告訴楊淑慧，現在主要是在想一個合適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讓楊淑慧放心，讓周佛海在監獄里先休息一兩年，再設法讓他出來。楊淑慧聽后，向蔣介石叩了幾個頭，然后高興地離開了。

隨后，文官處行文司法院，要求司法院呈請減刑。最終，蔣介石簽署文件，將周佛海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通過一系列的公文往來，《準將周佛海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令》正式出臺，周佛海因此躲過了死刑。

此后，周佛海成為了一名特殊犯人。由于蔣介石的特令減刑，他在獄中的待遇極為特殊：他可以開小灶，住在套間，甚至在獄中唱戲。看守人員成了他的勤務兵，聽從他的差遣。然而，命運無法逃避。1948年2月，周佛海因心臟病復發，死在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