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匡（1917－2003），東莞市人。1946年在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任周恩來秘書。籌備新華出版社臨時總社。參加劉鄧大軍前線記者團，發表了《南征散記》、《躍進大別山》、《蔣管區農村見聞》等著名新聞通訊。解放后歷任新華通訊社華南總分社社長，南方日報社社長，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委員、宣傳部部長，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候補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宣傳部部長、中共港澳工委書記。參與創辦《羊城晚報》。1977年起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局長，后任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長、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顧問。
人物簡介
王匡（1917－2003），東莞市人，從少年時起，就參加愛國進步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后，才20歲的他，立即奔赴延安市，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學習，其后又先后在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學習和工作。
人物經歷
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40年代，任中共中央研究院哲學研究員。抗戰后期，他隨同部隊到中原解放區，歷任江漢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科長、部長。
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往中共南京辦事處任秘書，兼任南京新華分社采訪主任。解放戰爭期間，他到太行山解放區任新華社臨時總社國內部副主任，并參加劉鄧大軍前線記者團，隨軍三路大軍挺進中原戰役，進軍江漢。在革命戰爭時期，他是新華社的四大著名記者之一。
1949年夏、秋間，他跟隨葉劍英同志南下，隨軍解放廣東省后，擔任葉劍英為首的廣州軍管會的文教接管委員會新聞出版處副處長（后任處長），領導對中國國民黨報紙的接管工作，同時擔任新華通訊社華南總分社第一任社長。為了創辦南方日報，他在南下途中，就與曾彥修、曾艾荻、徐峰等同志一起準備南方日報創刊頭三天的大量稿件，從而使得南方日報得在廣州市解放之初的1949年10月23日順利出版。1952年8月，他被調到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擔任副部長，并兼任南方日報的第三任社長。直到1955年1月，他升任華南分局宣傳部部長。同年7月，華南分局撤銷，改設廣東省委后，他仍擔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之后，又升任省委候補書記，分管宣傳工作。在1957年，他奉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和省委之命，主管籌備創辦羊城晚報的工作。后來他被調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委員、宣傳部長后，仍一直關心羊城晚報的工作，特別是當羊城晚報轉由中南局直接領導后，他經常指導羊城晚報的辦報事宜。“文革”期間，他成了廣東省最早被揪出來的“走資派”代表人物，倍受長達十年的迫害。粉碎“四人碎”后，1977年，他得到“解放”，復出到中央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局長。之后又被調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擔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長，回京后又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顧問。離休后，他仍一直關心國家大事和黨的思想宣傳、新聞出版工作，晚年長期患病，終年87歲。
1957年初，當時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同志提出廣東應辦一份晚報，作為省委機關報的兄弟報。王匡同志對此表示贊同，還把當時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候補書記、曾任中央新聞總署署長的胡喬木同志說過的“各家報紙面孔雷同，這是新聞界的恥辱”的話轉告了陶鑄。于是以陶鑄為首的廣東省委決定把創辦羊城晚報（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創辦的第一份晚報）的任務交給省委宣傳部，并由王匡同志主持領導此事。之后，在王匡同志統一領導下，由南方日報派人成立籌備工作組。應該說，羊城晚報的得以創辦，首先應歸功于陶鑄和王匡同志。1966年“文革”開始后，早已交由中南局直接領導的羊城晚報，被廣州市的“造反派”強行封閉。王匡當時之所以成為要被打倒的“走資派”，其中有兩條重要“罪名”，就是他參加創辦和經常“遙控”《羊城晚報》以及重用、包庇秦牧、紅線女等著名的“資產階級文化界人士”。記得在他于1977年被“解放”，從拘留所回到廣州后，他曾對我談起，他因與《羊城晚報》有關而大受批判的經過。在那次談話中，他還開玩笑說：“當年看文稿，我常修改，累得我聞得臭氣陣陣！”原來他指的是過去大家寫字都使用毛筆，而且用的是質量很差的墨汁，寫起字來晾干了，紙上仍然不免存有一股臭味。從他這番話中，卻可見他對文稿是怎樣認真和嚴格修改的。他還回憶起，當年為了準備紀念廣州起義30周年，省委決定由宣傳部寫一本正確反映廣州起義經過、意義及其經驗教訓的名為《廣州起義》的書的經過。“文革”后，羊城晚報復刊，我到了晚報工作。
80年代初，我和路平同志曾被當時已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局長的王匡的提名，經省委派遣，上京參加對一位中央領導同志遺作的文選的編輯工作。在那段時間里，我經常前往王匡的寓所拜訪，他也喜歡與我談論他在廣東省工作時的往事。他認為，編輯那位中央領導同志的文選時，應持“一分為二”的態度。對當年這位領導同志在世時的事跡應“一分為二”地看，對他的遺作也應“一分為二”地挑選。公開、正式出版文選時，應選用那些經得起歷史考驗，對當前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仍然適應的講話、文章，至于那些曾受錯誤路線影響，帶有嚴重“左”的色彩的內容就不要選用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對廣大讀者有利。至于要對一些人的生平、功過進行全面評價，那就要根據和參考各種材料，這另當別論。羊城晚報復刊后，王匡雖已不在廣東省工作，但每當他從北京、香港特別行政區回粵時，他都很關心羊城晚報的發展。1992年，他正式回到廣州市休養。他在羊城晚報創刊35周年紀念時，與曾任省委宣傳部長的陳越平同志一起蒞臨羊城晚報社，暢談晚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使得報社的同志們大受啟發。1992年4月26日，王匡同志到白云山移葬與他同命運、共奮斗一生的戰友、愛侶田蔚同志的骨灰于山麓，植以相思之樹。并作“種樹歸來”一詩，充滿了真情實感。田蔚同志是我黨在延安建立廣播電臺時的最早幾位廣播員之一。
廣東省解放后，曾先后擔任廣東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副臺長、臺長，離休前還擔任過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和省廣播電視局局長，對廣東廣播電視事業曾經作出重要貢獻。田蔚同志逝世后，王匡同志大為悲痛，后來王匡長期患病，恐怕與他對其妻子的深切懷念不無關系。1993年，王匡同志經親友們的多番勸告，才決定出版他的《長明齋詩文選錄》一書，這實際是他多年作品的自我選集，于1994年正式出版。從書中的詩文，我們可以看到他一生著作中的若干精華，使讀者看后得益不淺。在該書中，收集有多篇有關新聞工作的論述，這些都是當年他向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的工作人員所作的專門講話，至今仍有指導意義。
尋覓足音
南方日報：白手起家創辦的產業
王匡是南方日報社的第三任社長，為這份報紙的發展也是傾盡心血。帶著對王匡的敬意，記者重新走訪了南方日報社以往的辦公地址，希望從這些舊址中，一窺這位老領導當年的工作痕跡。
《南方日報》創刊時的地址，是1949年10月20日接管的原中國國民黨《中央日報》社址。這座破舊、狹窄的四層樓房，坐落在廣州光復中路（后改名為光明中路）48號。1950年5月1日，軍管會增撥了沙面復興路42號前萬國寶通銀行舊址給報社，作辦公和排字之用（印報仍在光復中路48號）。1953年，斥資100萬元，在西堤新基路37號建了一幢新樓，同時在西堤二馬路新建了印刷廠，這才開始有自己的產業。
印刷設備也是從無到有逐步添置的。創辦時，接管了國民黨《中央日報》未及撤走的3臺對開活版鉛印機和一臺抗戰勝利后便沒有使用的舊低速輪轉機。印刷工人發揚了當家做主精神，迅速修復好這臺輪轉機和另一臺接收《前鋒日報》的低速輪轉機。這兩臺“老爺機”便擔負了1952年前的報紙印刷任務。
據報社的老同志介紹，在這之前，經過朱德總司令批準，于1950年用黨費從香港特別行政區購進原天津市《大公報》一臺美國司高脫鉛印輪轉機（理論時速24萬份）。這臺輪轉機于1951年運抵廣州市時，由于美帝國主義封鎖，不給安裝圖紙，使安裝工作遇到很大困難。后來，在廣州廣重集團公司的大力支持下，終于把機器安裝起來，于1952年勝利試機投產，成為當時遠東印報能力最強、印刷機時速最高的印刷廠。
電話通信設備初期只有接管中國國民黨《中央日報》的一臺20門電話總機，1954年更新了一臺上海市產的50門總機。這個時期的交通工具也較少。只有舊的福特、霍素小房車各一輛，美制威利士JEEP一輛，大貨車只有兩輛，一輛為斯蒂蓓克舊車，另一輛是由大客車改為貨車的道奇T118.記者外出采訪，往往要靠步行。
家鄉情懷
兩萬多冊藏書捐贈給東莞圖書館
身為東莞市人的王匡十分關心家鄉的文化建設。王匡生前最喜歡買書，在晚年，他把自己畢生最珍貴的東西留給家鄉，他把在“文革”中被抄家以后又發還給他的兩萬多冊藏書捐贈給東莞圖書館，在圖書館專設“王匡書室”，為其珍藏展覽，以育后人。王匡書室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著作、讀書筆記、名人贈書，第二部分是珍藏圖書，第三部分是珍藏的畫冊。贈書中有珍藏的圖書：《上海博物館藏畫》、《蘇加諾工學士、博士藏畫集》、《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珍藏的畫冊：《廣東省名畫家選》、《廣東書院畫集》、《關山月畫集》、《徐悲鴻油畫》、《李鐵夫》、《潮汕國畫家選集》、《明清廣東書法》、《張大千畫集》、《鄧白畫集》、《關山月旅美寫后畫集》、《美國名畫原作展》、《潘天壽作品集》等。
新中國成立后王匡多次回莞。新中國成立初期，東莞市的東莞市可園博物館曾做過敬老院、幼兒園、小學之用。1959年，王匡提出重修可園的設想。1965年在陶鑄的關懷下，由當時的東莞縣委林若直接領導修復可園。
鉤沉輯軼
曾被毛澤東單獨召見
王匡畢生曾見過毛澤東兩次，一次是王匡二十歲在延安抗大做中國工農紅軍老師的時候，毛澤東和他們幾個教員談如何教好文化課的問題。另一次就是在1958年，毛澤東在廣州珠島賓館單獨召見王匡。王匡第一次見毛澤東的時候才二十歲，到第二次見毛澤東時，已經四十歲，估計毛澤東也忘記了在二十年前，在延安曾接見過這位紅軍教員。1958年被毛澤東召見的時候，王匡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那次相當的意外，王匡沒有任何的準備，他和女兒正在家里吃午飯，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請他立即到珠島賓館去，說北京來的客人要見他。王匡問是誰，對方說你來了就知道。沒想到這位客人竟然是毛主席。王匡的習慣是將黑布鞋后跟踩在腳下，當拖鞋穿，他一見到毛主席當即狼狽萬分，第一時間蹲下去將鞋后跟提上來。誰知毛主席對他說：“王匡同志，就這樣吧”。
那次毛澤東單獨見他，但并沒有吩咐特別的任務，也沒作出工作安排，只是問他過往的經歷，問他有沒有讀過馬寅初和約翰·凱恩斯的書。王匡回來后也不太明白毛澤東的意圖，但估計是毛澤東想對負責宣傳工作的人才進行了解，量度他的工作能力，是否一個可用之才。
參考資料 >
王匡贈書專室.東莞圖書館.2023-07-02
王匡數次面見毛澤東.鳳凰網.2017-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