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人俊（1916～1993）1916年2月出生于南匯區惠南鎮，家境殷實。1935年，他在上海大同大學讀書時，在共產黨員堂兄朱人秀的影響下，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1936年，因暴露身份赴日留學，就讀于東京明治大學法學部。
人物介紹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毅然從日本返回祖國，團結一批同學創立“南匯青年戰時服務團”，積極進行抗戰宣傳、上街募捐及征集簽名等活動來支援“八?一三”淞滬抗戰。時逢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舉辦留日歸國同學訓練班，告示說明畢業后將分配到各地去工作，于是，朱人俊參加訓練班。但訓練班里特務橫行，特別是發現朱人俊和在延安的方曉有通信聯系，遂將其當作偵查對象。在訓練班由南京市撤退到武漢市途中，朱人俊借生病趁機逃脫。他輾轉回到上海市，和上海地下黨取得聯系，按照中共江蘇省委關于在上海周圍開展武裝斗爭的決定，回到浦東新區開展敵后抗日斗爭。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中共浦東工委領導下，他充分利用當地人關系多的優勢，打入國民黨南匯區保衛總團任政訓主任，以合法名義，辦起《匯報》，成為中共在浦東的一個宣傳陣地。還打入國民黨南匯縣縣政府，任縣長夏履之的秘書，1940年5月，朱人俊被任命為中共浦東工作委員會委員及華北治安軍工作委員會書記。他利用機會分批派遣黨員打入偽十三師五十團。在偽五十團內掌握6個連的武裝，建立4個連隊黨支部，使黨掌握了好幾百人的武裝力量，為掩護當時中共浦東工委的工作，配合浦委領導的游擊隊的活動，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1941年1月，日軍加緊對浦東新區“清鄉”，中共華中局決定浦東抗日游擊隊和黨在偽軍中控制的武裝南渡進軍浙東。為了繼續貫徹“灰色隱蔽”的方針，朱人俊經過對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親信、駐滬特派員平祖仁的統戰工作，取得“第三戰區淞滬游擊指揮部宗德部隊”的番號，又以夏履之的關系，爭取到“魯蘇戰區淞滬游擊隊暫編第三縱隊”的番號。朱人俊任中共“三縱”工委委員兼“三縱”司令。
1942年7月，中共浙東區黨委成立后，統一整編黨領導的抗日部隊，主力編為第三、四、五支隊，朱人俊于1942年11月任四支隊政委。不久，調區黨委敵華北治安軍工作委員會任副書記、書記。
1944年1月5日，新四軍軍部命令浙東三北游擊隊正式亮出新四軍浙東游擊隊的番號。1月15日，成立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朱人俊為秘書長。1945年1月21日，浙東敵后各界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在梁弄鎮召開。經過民主選舉產生浙東敵后抗日民主政府――浙東行政公署。連柏生為主任，朱人俊為浙東行政委員會的委員和行政公署秘書處長。
1945年5、6月，經新四軍軍部批準，新起義投誠的國民黨第三戰區挺進五縱隊改編為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第二旅，朱人俊調任二旅政治部主任。
日本戰敗投降后，浙東新四軍奉命北撤。1945年11月，浙東縱隊二旅改編為新四軍獨立一旅，朱人俊仍任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期間，新四軍一縱隊整編為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朱人俊相繼擔任華東野戰軍一縱隊直屬特務團和炮團的政委。參加了華東戰場上有名的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戰役等戰役。在孟良崮戰役中，擔任華野一縱隊炮兵團政委的朱人俊，受到縱隊首長的表揚。
1948年5月，為進軍江南，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親臨濮陽市，在一、四、六縱隊的團以上干部會上作“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會后，成立“先遣縱隊”。朱人俊任三野先遣縱隊一支隊干部隊政委、渡江工作委員會委員。
渡江戰役后，朱人俊隨同部隊接管地方，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準備委員會秘書處長、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秘書處長、交通處長、浙江省交通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后成立交通廳。朱人俊任浙江省交通廳黨組書記、副廳長兼省財經委員會委員。
1953年，國家進行156項重點工業建設，中央向各省選調40歲以下的廳局級領導干部，朱人俊主動請纓被批準。年底，朱人俊赴東北阜新市任東北煤礦第一基本建設局黨組書記兼副局長。
1957年秋，朱人俊調離工業戰線，到中國科學院南京紫金山天文臺任黨組書記兼副臺長。臺長張鈺哲是著名的天文學家。朱人俊注重團結知識分子共同工作。在當時階級斗爭氣氛很濃的情況下，天文臺卻沒有劃一個“右派分子”。
1959年，由于心臟病日益嚴重，朱人俊在上海華東醫院做了心臟手術。手術后的休養期，他發憤讀書。反復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剩余價值學說史》，作了許多眉批、邊批、筆記和卡片。在他精讀過的《資本論》第一卷的扉頁上，留下他用紅鉛筆寫下的“1960年開始讀第五遍”的記錄。
“文化大革命”中，朱人俊被批斗、關押達8年之久。無論怎樣施壓、恐嚇和誘騙，他總是不為所動。保護了一批同志，自己卻吃盡苦頭。1978年，朱人俊出任中國科學院合肥分院政治部主任。1979年調任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兼黨委副書記。他強調要研究和探索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問題，創辦理論刊物，1982年在《理論研究動態》上發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如何適應生產力》一文。1983年，又在《浙江學刊》第2期上，發表《要創造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具體形式》。
1981年，朱人俊還擔任浙江省新四軍研究會會長。為搶救浙江省的黨史資料，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支持下，先后組織召開浙東抗日根據地的敵華北治安軍工作、宣傳教育工作、統一戰線工作、政權建設等座談會，結集出版《浙東抗戰春秋》、《無形的戰線》等書，創辦省新四軍研究會《會刊》，為浙江省黨史研究提供豐富的資料。
1990年下半年，他的病情加重，但他常常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國家的困難。所以他多次拒絕用一些貴重藥品，并要求親屬轉告組織，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把遺體捐獻作醫學上的解剖。1993年3月21日，他計算自己已經七天無小便了，藥石無效，他視死如歸，去意已決，于是，拒絕飲食，連一片柑橘也不肯吃。他深情而冷靜地對愛人田井說：“用不著了！”他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痛苦。1993年3月25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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