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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陳建生，1938年7月8日出生，中國瑯岐島人，畢業于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他是中國當代天體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中國“973”項目首席科學家。同時，陳建生也是北京大學天文學系創系主任、教授。他也曾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副主任、邵逸夫國際天文獎評審委員會委員和主席等職務。

陳建生初中時期便對數理科學有較大的興趣，并在高二時就發表了學術論文《圓內線段及面積的中外比》。1957年，他以492分的成績成為全國高考狀元，并前往北京大學物理系物理專業學習，后改學天體物理。1963年，陳建生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并參與北京天文臺的選址與建設。1979年，陳建生外派出國，認識到中國天文學與世界水平的差距。1986年，他提出了大尺度、大樣本、大視場作為中國天體物理學研究的戰略方向，并設計出大樣本天體光譜中國空間站工程巡天望遠鏡系統進行類星體研究。1991年，陳建生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他在進行科學研究的同時，積極地參政議政，例如為完善中國教科文衛法律法規提出建議。1999年，陳建生在北京大學創辦中國科學院和北大合辦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天文學系，致力于推動中國天文教育的發展。而在退居二線后，陳建生仍然為中國的天文事業出謀劃策，例如2021年4月17日，陳建生在國家天文臺科學中心揭牌儀式上作了題為《光學巡天的黃金時代》的學術報告。

陳建生主要研究領域是類星體、類星體吸收線、大樣本及大尺度天文學等。他在類星體、星系等領域取得較多成就，且從戰略高度提出中國天文發展的方向和路線，為中國天文走向世界前列作出了貢獻。1998年，陳建生榮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與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后又于2000年榮獲何梁何利科學技術進步獎。

人物經歷

早年求學

1938年7月8日，陳建生出生于中國瑯岐島，4歲時父親去世，與母親一起生活。1951年，其從上海市回福州市，住在峰坊的宦貴巷，次年轉學至福州五中（1952年上海市格致中學、法海中學等合并為福州五中）。本應上初三的陳建生卻因福州五中轉學規定不允許插入畢業班，只能從初二開始讀。在此期間，陳建生對數理科學有較大的興趣，還參加了學校組建的華羅庚數學小組。高二時，陳建生在武漢大學主辦的數學學術刊物《數學通訊》上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圓內線段及面積的中外比》。

1957年，陳建生參加高考，后以492分（滿分500分）的成績成為全國高考狀元，且語文作文拿到了滿分。因陳建生的偶像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便報考了物理系，后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物理專業學習。1959年，北京大學物理系進行調整，陳建生被調往地球物理系，后又因中國科學院要成立北京天文臺，但沒有專業人才，地球物理系變成了天體物理系，而陳建生對天文一直挺感興趣。1963年，陳建生以優異成績從北京大學畢業，并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今國家天文臺）。自此，陳建生開啟與星空為伴的生涯。

建設天文臺

陳建生畢業時正逢北京天文臺籌建，而天文臺的選址工作是對陳建生人生的第一個考驗。因選址需要在荒山僻野中選擇不同的地點，經過至少一年的連續觀測才能確定址點，于是陳建生和同事們背起儀器開進了深山，住帳篷，喝山泉，開始了風餐露宿的生活。在經過陳建生等人一年的勘測后，最后選定了臺址，但該地址卻因是軍事禁區而被駁回。之后，陳建生等人又前往燕山的腹地，經過勘測，最終選定了河北興隆縣境內一座海拔960米的小山。

建設天文觀測臺不只是施工單位的事情，因為當時資金匱乏，陳建生等人需要將精密儀器背上山。為了安裝望遠鏡，陳建生等人既當裝卸工，又當電工，還要自己調試機器。又因當時的自動化遙控技術落后，夜晚觀測天象時必須在與室外同溫的圓頂觀測室內工作。冬季時，燕山山脈最低可降到零下30度。在此條件下，陳建生等人需要每天連續觀測十幾個小時。后因“文化大革命”，陳建生的科研工作遭遇各種坎坷，直到1976年后才逐步回歸正軌。

出國學習

1979年，陳建生作為中國天文界第一批出國訪問學者，被派往澳大利亞英澳天文臺工作，于次年6月回到北京。后又相繼應邀前往歐洲南方天文臺及其他十多個國家的天文臺工作、訪問。期間，陳建生主要研究課題是類星體及類星體吸收線光譜，也是當時世界上最早涉足該領域的天文學家之一。陳建生在出國訪問時，看到了發達國家大型精密昂貴的天文設備和與之伴生出的科學成果，認識到中國天文學由于經濟落后而拉大的與世界水平的差距。此后，便一直思考怎樣發展中國的天體物理學事業。

類星體研究

1986年，時為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研究員的陳建生根據中國經濟發展和天文科研隊伍的現狀，提出中國天文界可以以研究宇宙大范圍性質或天體系統的整體性質為目的，即將大尺度、大樣本、大視場作為中國天體物理學研究的戰略方向，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為實現這一目的，陳建生申請了一臺20世紀60年代引進的60/90cm施密特望遠鏡（中小型設備）。為了節約資金，陳建生帶領課題組與美國天文界合作，利用美國的技術研制出一套CCD接收系統，然后將施密特望遠鏡與這套接收系統相配，最終將這套天文觀測設備改造成國際上極富創新特點的大樣本天體光譜中國空間站工程巡天望遠鏡系統。

1991年，陳建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2月8日，中國發射了兩顆人造衛星，其中的“夸父一號模擬星”發射后地面觀測不到。其后，中國航天部門歷時七個月也沒有尋找到這顆衛星。陳建生得知此消息后，便主動承擔尋找“夸父一號模擬星”的工作。陳建生根據紫金山天文臺提供的位置預報，他于9月9日安排好觀測時間，并利用大樣本天體光譜巡天系統，觀測開始不久便找到了“夸父一號模擬星”，并在一個小時內兩次成功地對其進行拍攝。

通過這臺望遠鏡，陳建生的課題組在進行類星體研究的同時，還先后發現1400多顆小行星，在世界天文臺排行榜上名列第四。其中在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學100周年校慶之際，陳建生將他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北京大學之星”。此外，陳建生還將自己發現的小行星命名為“福州格致星”“林則徐星”“福州星”等。

政治生活

陳建生在進行科學研究的同時，積極地參政議政。自1993年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后，陳建生接連擔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九、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農工黨中央副主席、農工黨北京市委會主委等職。尤其是陳建生1998年擔任九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成員以來，為完善中國教科文衛法律法規，做了大量的調研和審查工作。此外他還是《科學技術普及法》領導小組的成員。因陳建生的科學成就和豐富的人生閱歷贏得了眾人的信任，在2003年初召開的北京市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市政協副主席。

天文教育

陳建生花了很多時間在天文教育上，且注重人才培養。1998年，陳建生籌建了一個中國科學院跟北京大學的聯合天體物理中心，即北京天體物理中心。1999年陳建生在北京大學創辦了中國科學院和北大合辦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天文學系，并擔任了12年的系主任，期間他主張中國天文要發展，必須要走國際合作的路子，還要培養天文專業的大批人才。而且陳建生開始走入中學，用自己的力量推動中學生們了解科學、了解天文和外層空間。2006年，陳建生促成美國科維理（Kavli）基金會與北京大學合作，成立了國際化的科維理天文與天體物理研究所，并成立由國內外著名學者組成的理事會和科學咨詢委員會，對研究所的運行和發展給予指導。陳建生雖已退居二線，但仍然為中原地區的天文事業出謀劃策。

主要成就

陳建生主要研究領域是類星體、類星體吸收線、大視場大樣本天文學、大尺度結構、BATC（北京—亞利桑那州—臺灣—康尼迪克）中國空間站工程巡天望遠鏡、CCD測光等，曾主持“九五”中國科學院重大基礎研究項目、國家基金委重點項目和“973”項目中的星系形成與演化。其與其他學者合作首次得到類星體吸收線光譜中萊曼α與萊曼γ的強相關，以及萊曼α與萊曼β強相關的最好結果，從而確證了高紅移宇宙空間原始氫云的存在，并與同事合作通過分析類星體吸收線證明了高紅移星系的存在，并通過對元素豐度的測定和比較顯示出星系化學組成在百億年內的演化在國內率先開展類星體物端棱鏡中國空間站工程巡天望遠鏡，發現上千個類星體候選者。結合中國具體條件，發展了實測手段并開展研究，首次提出并與同事一起實現了在施密特望遠鏡上用CCD進行多天體同時快速測光的方法，開辟了一條大樣本天文研究的新途徑。

食變星光度變化曲線Kopal迭代法

20世紀70年代，陳建生對流行40年之久的食變星光度變化曲線Kopal迭代法收斂性進行研究，首次指出該迭代法何時收斂，在什么情況下收斂的結果不是正確解，發展了用優選法來替代Kopal迭代求解食變雙星的軌道參數。

類星體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陳建生開展類星體吸收線研究及類星體中國空間站工程巡天望遠鏡的工作。類星體吸收線是研究星系際物質，特別是高紅移星系際空間的最重要手段，陳建生從觀測上證明了，在高紅移宇宙空間，存在有豐富的原始氫云，他得到最好的In/邛及Ia/LY譜線的強相關，從而為In云的存在確定了堅實的基礎，并系統地研究了Id云的物理性質，以及在宇宙時標下的演化。他還通過類星體吸收線研究高紅移星系的化學組成在百億年跨度上的演化。類星體作為離人類最遙遠的天體，是研究宇宙早期物質分布、星系形成、宇宙大尺度結構的起源與演化的重要天體。陳建生的工作涉及許多類星體中國空間站工程巡天望遠鏡與樣本的建立，早期利用物端棱鏡光譜進行類星體巡天，近年來發展基于15色測光基礎上的天體光譜能量分布（SED）的類星體巡天方法，可望更好地克服類星體樣本選擇性問題。

星系研究

陳建生還研究了關于星系之間的相互作用是觸發星系活動性的重要環境因素：利用CFA紅移巡天樣本，他得到活動星系的出現與它的環境有密切的關系，活動星系以很高的比例出現在有相互作用的星系環境中，這個結論得到了近年來眾多觀測事實的支持，尤其是紅外衛星上天后，所發現的一批紅外極強的星系，以極高的比例存在于相互作用的環境中，成為當代天體物理的熱點問題之一。為了研究星系的結構，需要天文照相底片的特性曲線信息，陳建生和合作者最早提出恒星的光度（對不同亮度恒星亮度的測量）應當包含有底片特性曲線的信息，并可以反解出來，由此發展一套計算機算法，這個方法后來成為20世紀90年代哈雷彗星回歸時，國際天文學會指定的哈雷彗星大尺度光度結構標準定標方法。

大樣本、大尺度天文學

陳建生在國家財力以及技術水平都無法與國際強國競爭時，提出了大樣本、大尺度天文學，走出一條窮人搞大科學的路線，這一思想成為“九五”國家大科學工程LAMOST望遠鏡的科學基礎。陳建生著手改造現有的小型望遠鏡，用創新的科學思想在國際上最早將CCD探測器引入大視場施密特望遠鏡，并發展了15色大視場高精度多色測光系統，它的建成開辟了眾多新的研究方向。如：對側向星系 NGC 5907的觀測，極限星等達到29米每平方角秒，達到了哈勃空間望遠鏡的極限星等同水平，但視場比哈勃空間望遠鏡大900倍，為星系暈中是否存在正常物質的暗物質暈這樣重大問題的研究提供觀測證據。還利用這套系統發現了許多H-H天體，提供這類天體的大尺度分布，為恒星形成的研究打開新路子；獲得對恒星演化有決定性作用的疏散星團M67的赫羅圖。此外，建立在這套系統上的類星體中國空間站工程巡天望遠鏡是目前國際上惟一的用15色系統尋找類星體，改善了樣本完備性；且這套觀測系統在小行星巡天方面，發現了若干重要的近地小行星，即國際上所關注的對地球有潛在性毀滅性威脅的天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