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傳》是由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撰寫，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于2006年4月1日出版的書籍。該書是一部學術性的人物傳記，詳盡描繪了20世紀著名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的生活軌跡及其深遠的經濟影響。
人物經歷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在印度事務部擔任過短暫的文官職務。他的首部作品聚焦于印度的金融問題。盡管未曾親訪中國，但他通過朋友查爾斯·艾迪斯爵士和阿吉·羅斯獲得了有關中國的信息。1912年，凱恩斯在《經濟學雜志》上發表文章評論中國學者陳煥章的作品《孔門理財學》，其中提到中國學者早在明朝時期便理解了“格雷欣法則”和“貨幣數量說”。
凱恩斯的職業生涯始于貨幣經濟學，他主張實行穩定的貨幣政策。他曾提出1910年中國“金匯兌本位”計劃，強調不應在中國發行紙幣，以免造成經濟不穩定。他還建議采用銀本位貨幣制度，并鼓勵中國在倫敦保持生息存款，以便在對外支付時兌換黃金。這一計劃在他去世后才為人所知。
約翰·凱恩斯對W.S.威廉姆·杰文斯描述的亞洲情有獨鐘，尤其是亞洲作為貴金屬儲存地的形象激發了他的經濟史研究興趣。他認為，雖然西方貴金屬流向亞洲導致了西方的貧困，但歐洲在16世紀和18世紀利用來自南美和印度的黃金資源開啟了商業和工業革命。凱恩斯的流動性偏好理論可能就是在考慮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形成的。
凱恩斯在多個場合關注中國，包括1918年反對將“庚子賠款”作為德國賠款的先例，1937年敦促英國和美國中斷與日本的貿易關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討論對華貸款事宜?？偟膩碚f，他是中國的朋友，盡管對中國了解有限。
約翰·凱恩斯的《和平的經濟后果》雖已翻譯成中文，但不清楚其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具體影響。凱恩斯主義主要關注短期就業問題，而非經濟發展所需的結構性變革。他的學生瓊·羅賓遜和羅伊·哈羅德在其理論框架內加入了長期發展視角，但未知其理論對中國的影響。
對于當今中國面臨的轉型挑戰，凱恩斯的政策可能有所幫助。他提倡通過基礎建設項目的臨時工作促進經濟結構調整，類似于20世紀20年代英國的新舊產業交替過程。盡管英國未采取此類政策，但對于因傳統工業或社會主義經濟失靈而導致總需求長期受壓的經濟體，這類政策仍有意義。
自90年代初以來，凱恩斯主義一度被視為過時，但隨后發生的全球經濟事件如日本和德國的長期停滯、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1年華爾街股市崩盤等，顯示了經濟潛在能力未能充分發揮，經濟穩定性堪憂。約翰·凱恩斯若健在，可能會就此發表見解。
除了經濟思想，凱恩斯還在其他領域留下了深刻印記，尤其是在哲學方面。他認為經濟發展不僅是為了提高物質生活水平，還應該提升道德層面。他堅信經濟學和倫理學應相互促進，但在特定條件下兩者會分離。面對當代西方的消費主義浪潮，凱恩斯可能會感到不滿。
在哲學上，凱恩斯是一位直覺主義者，相信人類對善惡、真理與錯誤有著超越經驗的直觀認知。他更傾向于康德主義而非功利主義。他的朋友奧斯瓦爾德·福爾克曾質疑他的思維方式是否典型，約翰·凱恩斯則認為自己的分析僅是表面現象，深層則是藝術家般的直覺。
個人特質上，凱恩斯兼具審美的感性和管理才能。他的經濟學著述帶有詩意，但這源于他對社會秩序的守護使命。他經常愿意妥協，以獲得他認為可行的結果。他深諳：“文明是少數人個性和意志構建的脆弱外殼，唯有通過精心制定和堅決維護規則和習俗才能維系?！?/p>
主要觀點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對當今中國或許不再那么適用，中國正面臨著從低效的國有企業轉向融入全球市場經濟的轉型。然而，假設政府是稱職且誠信的，約翰·凱恩斯的政策可以通過提供臨時工作機會來幫助經濟結構轉型，這種方式被稱為“公共工程”。在20世紀20年代的英國，隨著老式出口行業被新的消費品出口行業取代，產生了大量失業。凱恩斯認為，政府額外支出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能夠加速新型工業的發展速度，最終能夠吸收老式出口行業的剩余勞動力。盡管英國并未實施這項政策，但它對于那些由于傳統工業領域的失敗而導致長期需求不足的經濟體仍然有用。
經濟理論的影響
盡管凱恩斯的《和平的經濟后果》已被譯成中文，但我不清楚他的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影響如何。約翰·凱恩斯本人留下的凱恩斯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短期的就業理論。他將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視為“既定條件”，僅僅追求對該社會工業產品有足夠的有效需求。因此，凱恩斯主義似乎與經濟發展所涉及的問題沒有太大關聯，因為經濟發展要求對傳統經濟結構進行大規模改造。凱恩斯的學生瓊·羅賓遜和羅伊·哈羅德在凱恩斯經濟學的結構中增加了長時段的發展視角：我不知道他們的理論對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思想有什么影響。
90年代初，“華盛頓共識”似乎已經把凱恩斯主義徹底埋葬。但從那以后發生的大量事件某種程度上駁斥了90年代初的那種簡單的思路。我在這里只需要指出日本和德國經濟的長期停滯，1997—1998年間的亞洲金融崩潰以及2001年的華爾街股市的崩盤。這些事件尚不足以表明“資本主義已進入全面的危機”，但它們也顯示出在很多領域里，經濟潛力得不到發揮，經濟狀態十分不穩。約翰·凱恩斯如果還活著，對此一定有話要說。
凱恩斯的三個信條同今天特別有關系。第一，他從來都不是一個充滿激情的自由貿易鼓吹者。他認為，由于沒有保障充分就業的國內政策，很多國家不得不過分依賴出口推動的發展方式，最終引起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強烈反應。他寫道，在推動一個國家同國際經濟的融合過程中， “強有力的自我節制”是必要的。在中國快步奔向全球化的時刻，凱恩斯的這個警告是適宜的。
第二，他相信工商業活動受到無法降低的不確定性的制約。生意上的決定取決于長遠預期，而對長遠預期“不可能找到科學根據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可預測的概率”。這就意味著，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金融市場的波動是一種特有的流行病。
最后，在匯率問題上經濟學界至今似無定論。約翰·凱恩斯本人信任用國際協定來調節的固定匯率制。他經歷了20年代和130年代的貨幣戰，親眼目睹了國家操縱匯率以達到貿易上的競爭優勢的手段。他把英國在1921年的經濟衰退歸罪于東亞貨幣的大幅度貶值。因此，他必定會反對一個國家利用匯率偏低的貨幣來不斷積累外匯儲備以達到出口推動型經濟發展的目的。他不厭其煩地指出，外匯儲備不是為了囤積而是為了使用。因此我認為他一定會敦促中國多花少省。
正如我在本書的結尾部分中所說的，“只要這個世界有需要，約翰·凱恩斯的思想就會一直存在下去”。然而，一本凱恩斯的傳記不可能只描述他的經濟思想。正如他的夫人莉迪婭·盧波科娃用她那種帶俄羅斯腔的英語所說的，他“不僅僅是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貢獻，特別是哲學。他在這些領域里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記，而這些領域也對他思考經濟學和經濟問題的方法產生了影響。盡管經濟學家都致力于“做至善的事情”，很少有人把倫理學當成一回事。經濟學家們以為，只要能讓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改善，就是對他們有好處。然而約翰·凱恩斯堅持認為，經濟發展只有在當它能夠使人們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時，才算是正當的事業。從某種程度上講，經濟學和倫理學應當攜手并進。但當人們的收入水平超出一定的標準時，經濟學和倫理學就開始分道揚鑣。今日的西方出現了失控的消費主義浪潮，文化和精神價值成了“酷愛金錢”的犧牲品。凱恩斯對此一定非常不快。
參考資料 >
凱恩斯傳.豆瓣讀書.2024-08-24
為什么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卻幾次瀕臨破產？ .36Kr.2024-08-24
凱恩斯與哈耶克丨對二十世紀影響最大，卻被誤讀最多的兩大經濟學家 .搜狐.2024-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