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內容
左派和右派的稱呼最初起源于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各類立法議會中，特別是1791年法國制憲議會，溫和派保王黨成員通常坐于議場右側，激進革命黨成員則坐于左側，由此衍生出“左派”與“右派”的稱呼。這種議會席位的排列方式后逐漸發展為政治立場的象征。在剛開始，這個政治光譜的定義是以人們對“舊政權”（Ancien Régime）的態度為判斷標準，“右派”也因此代表著支持貴族、或教士利益，而“左派”則代表反對這些階級的利益的人。在當時，支持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人也被視為是左派，然而這樣的立場在現代大多數西方國家則被視為是右派。不過即使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極端的左派也會要求政府干預經濟以支援貧窮人民。而在大不列顛島的同時，愛德蒙·伯克（他在現代通常被描述為保守派）也抱持著和法國大革命中自由市場左派類似的觀點，不過，他也強烈批評他們的反教權主義立場以及他們鼓吹暴力革命推翻長期政權的傾向。伯克在他的《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書中批評左派的理性主義過于極端、以及對于傳統智慧的侮蔑。在法國大革命中，左派和右派的定義往往在不到一年內便完全轉變。最初，在制憲議會上，安東尼·巴納夫（Antoine Barnave）和亞歷山大·拉梅特（Alexandre de Lameth）等主張限制君主權力和建立一院制議會的領導人被視為是左派，而那些希望建立和英國類似的君主立憲政體的保守派領導人、以及徹底反對革命的人則被視為右派。到了1791年的立法議會，前述的這些黨派—被稱為斐揚派（Feuillant）由于支持君主政體和有限的選舉權而被改視為右派。而在僅僅一年之后的國民大會上，原本因為支持透過戰爭將革命散布至國外、以及厭惡國王而在立法議會上被視為左派的吉倫泰黨人，現在則因為他們對于推翻君主政體的矛盾心理、反對處決路易十六世、以及對于巴黎的厭惡而被視為右派。應該注意的是，在法國大革命當時，各形各色的政治黨派都很少有經濟政策上的差異。被視為左派的山岳派（Montagnards,1792-1793）和右派的?；逝桑∕onarchiens,1789）在經濟政策上都是屬于正統的自由主義者，盡管在1793年山岳派的確比其他黨派更為愿意支持（暫時的）經濟控制以爭取群眾支持、而且在山岳派內部也有一些左派的經濟激進主義者以Egalité—重新分配財富作號召。相反的，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意識形態差異主要是針對革命本身的態度：將革命視為是一場毀滅上帝和自然的可怕災難、而這一切應該被結束才能恢復好的政府，又或者將革命視為是法國政治生活的必然特征。就大部分時候而言，幾乎所有革命中的法國政治人物都對此抱持接近中間派的立場，但卻在應該何時發起革命的問題上有不同意見。1794年，在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于熱月政變中被推翻后，法國大革命終于穩定下來，這時更為清晰的政治光譜開始浮現—在左派的是之前支持羅伯斯庇爾和恐怖政治、并希望恢復1793年民主憲法的雅各賓派；而在右派的是希望君主復位的保王派—包括立憲派和專制派；而被歸類為中間派的則是熱月政變中的發動者，也是他們寫下了1795年的憲法、并希望建立有限制的督政府共和制。督政府的失敗并沒有改變基本的政治生態—雅各賓派和保王派繼續存在，而大多數最初支持督政府的人則改變為支持獨裁官，最后導致了皇帝政權—拿破侖·波拿巴的誕生。也是在這個時候，法國國內有關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光譜概念開始流傳至歐洲各地。由于法國的大軍不斷攻克并強占法國之外的領土，左派和右派的分界再次改變為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這大部分是由在政治上的結盟所判定。隨著拿破侖的崛起，左派和右派的區分也變的更為復雜，因為這代表了在國外支持革命的黨派也必須決定他們是否支持拿破侖的獨裁政權。在同時，歐洲其他國家的傳統統治者—無論是拿破侖在奧地利和普魯士王國的敵人、或是在德國的附屬統治者如巴伐利亞州，通常都選擇吸收拿破侖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某些經驗，希望借由吸收那些中央集權的改革，能使他們的老舊政權轉變為和拿破侖一般的強大，而無需經歷大革命中的混亂和恐怖暴力。在拿破侖·波拿巴于1814年被擊敗后，歐洲的政治家們齊聚維也納會議以商討如何重組歐洲。會議并沒有全盤恢復之前的舊政權，維也納的保守派政治家們（例如克萊門斯·文策爾·馮·梅特涅）所希望的政治制度是以保持秩序為目標，如果必要的話也可以謹慎的采納法國大革命中的改革。而在法國，類似的潮流促成了波旁王朝路易十八世的復位，而他本人也認知到，要徹底恢復以往的舊政權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簡單來說，左派是指主張社會變革并站在地位比較低的階級一邊的人，主要是支持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弱勢群體利益；右派是指傾向維護現有階級結構并站在地位比較高的階級一邊的人，代表大資產階級等精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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