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昌（1918年生），教授，浙江杭州人。1940年畢業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機械工程系。1948年畢業于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農業工程系。1949年獲美國堪薩斯大學農業工程碩士學位。1950年回國后到華北大學工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前身）任教，是機械工程三系（今機械與車輛學院）的創始人之一，曾任教研室主任，在車輛發動機專業建設中做出重要貢獻。歷任北京工業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前身）副教授、教授，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和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
人物經歷
1936年，從杭州市來北京。
1946年7月，去美國學習農業工程。
1950年10月，從美國回來。吳教授退休后，一直待在北京理工大學老教授處，繼續研究工作，機械與車輛學院舉行2009年迎春團拜會上老教授吳大昌抽出特等獎。
2022年1月20日，參演的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第二季》在中國大陸首播。
主要著作
在車輛發動機專業建設中作出貢獻。合譯有《高速柴油機》《高速自燃式發動機理論》《內燃機工作過程計算》等著作。
作品欣賞
附吳大昌教授刊于北京理工大學校報《第736期·紀念華北大學工學院成立六十周年專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國家興旺》一文：
我上初中時發生了“九·一八”事件，日本侵占東北四省，并繼續向西擴展，有滅亡中國的野心。當亡國奴的危機感激發年輕人的愛國心。當時的國情與現在不同。1936年我從杭州來北京市，那時山海關區以外是日本扶植的“滿洲國”；山海關區以內是“冀東自治區”，也是日本扶植的。自治區轄區東起山海關，西迄通州區，共26縣，首府就設在通州，離北京很近。那時天津市市內有日本租界，有日軍兵營。日軍殘害中國人民，拋尸海河，漂流入海。海河漂尸往往是成批的，而且是常事。亡國的危機感使我盼望國家強盛，對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工業救國等各種救國論都感興趣，認為中國強盛必須走現代化之路。
1937年抗體戰爭爆發。當時的口號是“抗戰建國”。抗戰勝利要建設新的現代化的中國。這個口號對年青人是有鼓舞作用的。日本投降后，大家都希望中國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實行國共合作，成立聯合政府，建設現代化的新中國。可惜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輕視民意，發動內戰。建設現代化的新中國是民意，是潮流。內戰是違反民意，不符合潮流的，所以發動內戰的人失敗了。
1946年7月，我去美國學習農業工程，1950年10月從美國回來，本希望到東北的國營農場或拖拉機站工作。到北京市時正趕上抗美援朝戰爭，東北有被美機轟炸的風險，各大城市疏散人口。國家無意在東北辦機械化大農場或拖拉機站，只好放棄原來的設想。在教育部留學生招待所住了一段時間，曾到北京農業大學和華北農機廠參觀，最后決定來華北大學工學院。
為什么選擇來華北大學工學院。因為這里的發展前景好。當時華北大學工學院屬于重工業部，為該部培養技術人才。重工業部包括電力、機械、采礦、冶金、石油、化工以及航空、汽車、拖拉機等部門。
1950年的華北大學工學院，規模并不大，但專業卻不少。我被分到汽車拖拉機專業任教。許多課程沒有現成的教材，只能由教師自編講義，由油印室油印，分給學生復習。1951年，我擔任《發電廠》課程的教學任務，就是自編自教的。沒有實驗設備，學校就組織學生到工廠實習。1951年夏，我曾帶發電專業的學生約30人到邯鄲市峰峰煤礦的發電廠實習一個月。當時解放不久，人民生活艱苦，發電廠工人食堂總是吃南瓜。實習一個月，天天就吃這一個菜，給我印象很深。雖然吃得簡單，但工人與學生都無怨言，大家都情緒高昂，或勤懇工作，或認真學習，給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
1952年，重工業部分為電力部、機械部、煤炭部、冶金部、化學部等部門，華北大學工學院也改名北京工業大學，歸第二機械部領導，為國防工業培養技術人員。我是學農業工程的，當時可以申請去新成立的農業機械化學院，但我沒有申請，而是在北京工業學院工作到1988年退休。改革開放后，各方面發展很快，農業方面變化也很大。以前都是牛拉犁，有時缺乏牲口，還出現眾人拉犁的現象。這種悲慘現象促進我學農業機械。改革開放前，農業機械化受客觀條件限制，進展緩慢。改革開放后，農業機械化步伐加快了，機耕面積不斷擴大。耕耘、插秧、播種、收割都是繁重的農業勞動，現在已經基本機械化了。農民的生產效率提高了，勞動條件改善了，這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農業還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工業支援農業現代化，農業支援工業現代化。兩者互相促進，不斷提高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這是我年青時的希望，現已經成為習以為常的現象。改革開放30年的社會進步使人高興，感到幸福。
什么是幸福。幸福不是表示狀態的參數，它是人在狀態變化過程中的感受。人在上升的過程中感到幸福，在下降過程中感到不幸。因此，觀察社會，看到社會進步，會使人樂觀、高興，感到幸福。
最幸福的事就是看到國家興旺，社會進步。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