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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曾中生（1900～1935），原名曾鐘圣，字炎光，興寧鎮東鄉七都里（今資興市州門司鎮）牽牛坳村人，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農紅軍杰出指揮員，被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為解放軍36位軍事家之一。

1922年，曾中生投筆從戎，任桂軍沈鴻英部參謀長。1923年，曾中生離開沈部轉入湘軍唐生智部。1924年，曾中生接觸到革命思想，遂前往廣州市。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4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曾中生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9月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次年冬回國，先后任中共中央軍事部參謀科科長、中共南京市委書記、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武裝工農部部長。1930年９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蘇區，統一指揮反“圍剿”斗爭并取得了勝利。1931年2月，曾中生又指揮磨角樓、新集、雙橋鎮等戰斗，挫敗了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1932年10月，曾中生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12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參加創建川陜蘇區的斗爭。1933年9月，曾中生被張國燾以“右派首領”等罪名逮捕并監禁。1935年8月被秘密殺害并隱瞞信息。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黨中央為曾中生平反昭雪。1989年11月，被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為解放軍36位軍事家之一。

曾中生生前著有《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要訣》《與“剿赤軍”作戰要訣》等多篇軍事著作，為后來毛澤東系統總結中國革命戰爭和戰略問題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0年，曾中生出生在湖南興寧鎮（今資興市）。7歲時，曾中生到黃陽書館就讀，后進入縣城漢寧高小。民國6年（1917）秋，考入郴州第七聯合中學。民國10年畢業后，回到資興，在樂成高小任國文教員。民國11年，桂軍沈鴻英率部進駐資興，曾中生的才華為沈鴻英賞識，被委任為參謀。次年，曾中生發現這支部隊軍紀不嚴，上層爭權奪利，互相傾軋，于是毅然離開沈部轉入湘軍唐生智部。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4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曾中生參加北伐戰爭，在國民革命軍第8軍前敵指揮部政治部任組織科科長。1927年９月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次年冬回國，先后任中共中央軍事部參謀科科長、中共南京市委書記、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武裝工農部部長。中共六大后，他到中共中央軍事部及中央軍委工作，協助周恩來等指導全國中國工農紅軍，受到周恩來的高度評價。1930年4月，黨中央派他到南京市委負責組織部的工作。當時，南京市委在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指導下，舉行“飛行集會”，組織武裝暴動，致使黨員公開暴露，全市被捕黨員1萬多人，近百名黨員被殺害。為了恢復黨的組織，挽救革命危機，中共江蘇省委6月9日作出決定，調曾中生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

領導鄂豫皖根據地

1930年９月，曾中生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蘇區。同年11月28日，曾中生翻山越嶺，到達了鄂豫皖邊特委秘書處所在地——孝感市的小河溪樊家村，向當地黨組織傳達了黨中央反對“立三路線”的最新指示。曾中生的到來給大別山帶來了生機，他清算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鄂豫皖蘇區的影響，一系列侵犯中農和工商業者利益的政策被糾正，一些有利于恢復與建設蘇區的政策被提上議事日程，這是他的一人功績。而且，曾中生在嚴厲批判李立三“左”傾錯誤之時，并沒有過分追究那些錯誤路線執行者的個人責任，從而實現了鄂豫皖蘇區內部罕見的大團結。在這場“路線斗爭”中，年僅30歲的曾中生表現了高超的領導藝術。

第一次反“圍剿”

1930年12月，國民黨軍以8個師又3個旅近10萬兵力，開始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而蘇區主力部隊已去皖西，蘇區內兵力空虛，在此危急時刻，曾中生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在七里坪召開了原鄂豫皖邊特委及附近各縣縣委負責人緊急會議，果斷組成中共臨時特委和臨時軍委，統一指揮反“圍剿”，以鄂豫邊的6個特務隊和6個教導隊等地方武裝共3000余人及廣大“紅色補充軍”（軍長為王樹聲）為基礎，組成3路指揮部，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迫使“圍剿”軍不敢冒進，只得分散“清剿”。對入侵鄂豫邊中心區的國民黨軍，曾中生指揮開展游擊戰，進行襲擾和圍困，搞得“圍剿”軍提心吊膽，進展異常緩慢。不久，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軍長蔡申熙）及時由商南縣趕來，重點打擊“圍剿”軍的弱點，使其窮于應付，處處碰壁，最后不得不退守各城鎮據點，轉入守勢。

1931年1月3日，蘇區主力紅一軍（軍長許繼慎，副軍長徐向前）由皖西地區西返，在商城的四顧墩地區又殲滅“圍剿”軍一個團。至此，國民黨軍發動的第一次“圍剿”被打破，中國工農紅軍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2月初，由曾中生主持，鄂豫皖臨時特委在紅安縣（今紅安）召開擴人會議，進一步清算了李立三“左”傾錯誤路線在鄂豫皖蘇區的危害，討論了蘇區政治、經濟形勢和反“圍剿”斗爭、黨務工作、土地革命、工運、農運及財政經濟等問題，并做出了相應的決議，會后，正式組成鄂豫皖邊區特委和鄂豫皖邊革命軍事委員會，曾中生出任鄂豫皖邊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從而結束了鄂豫皖蘇區軍政分立的局面。不久，曾中生又親自創辦了中國工農紅軍軍事政治學校第四分校并兼任校長，領導根據地建設，使根據地和紅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與發展。

1931年3月，曾中生和鄺繼勛、徐向前等指揮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雙橋鎮殲滅了準備進犯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國民黨第三十四師5000余人，活捉敵師長岳維峻，這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取得全殲國民黨軍一個整師的大勝利，進一步鞏固了鄂豫皖蘇區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果實。

第二次反“圍剿”

岳維峻兵敗被捉的消息令蔣介石震怒不已，他一天內數次發電給親信將領劉峙，稱他對三十四師之敗“殊堪痛心”，責令劉峙務必在5月偽“國大”召開之前“剿滅”鄂豫皖紅軍。1931年4月，劉峙糾集了11個師的兵力，對鄂豫皖蘇區發動了第二次“圍剿”。蘇區軍民在曾中生領導下，再次合起反擊：獨山一戰殲滅國民革命軍2000余人，滸灣一役殲國民黨軍近千人，桃花一仗又殲國民黨軍近兩個營。在兩次反“圍剿”期間，蘇區面積顯著擴大：西起平漢路，東至淠河，南達黃陂、羅田北部，北至潢川縣、固始縣南部，轄區包括20余縣的全部或部分，全區人口達到200多萬。

在此期間，黨中央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并派張國燾和陳昌浩等到鄂豫皖“改造”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曾中生得知張國燾到來的消息后，立即從前線啟程，步行趕回新集，與張國燾見面。曾中生當即向張國燾介紹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大好形勢和面臨的艱苦斗爭任務。張國燾根指責“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沒有健全組織，長期執行了‘非布爾什維克路線’”，提出必須以四中全會為準則，進行徹底的“轉變”和“改造”，要求以積極擁護王明的“斗爭干部”來“改造領導”。1931年5月12日，張國燾在新集（河南新縣）召開中共鄂豫皖特委會議，宣布改組領導機構，撤銷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軍事委員會，由張國燾擔任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曾中生任中央分局委員、軍委副主席。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標志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開始統治鄂豫皖蘇區。為了使中國工農紅軍和根據地實現“徹底轉變”，張國燾極力推行“左”傾的“新政策”。曾中生和軍長徐向前一起，把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的情況和行動方向直接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明確表示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軍事方針。張國燾以“反抗中央分局”等罪名，將曾中生調任紅四軍政治委員。5月底，曾中生率領軍民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的第二次“圍剿”。5月24日，張國燾在寫給中共中央的《關于第二次反“圍剿”及其他情況給中央的報告》中攻擊曾中生等“仍是對立三路線的調和”，“當前任務是加緊兩條戰線的斗爭，并在實際中徹底的轉變”。6月28日，張國燾在新集召開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并再次向黨中央報告。對于張國燾的這些無理指責，曾中生用大量事實予以嚴正駁斥。張國燾利用職權，對曾中生進行了整整兩天的圍攻，最后給曾中生扣上“反對四中全會”等大帽子，要他檢查、交待。張國燾公然宣稱：黨委之間發生意見分歧，應以書記意見為準；知識分子干部犯了錯誤，應“罪加三分”。

1931年7月上旬，軍委在商城西南余家集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兵力使用及南下進攻方向問題時，曾中生和徐向前建議部隊應占領英山縣后出蘄春、黃梅縣、武穴市地區，恢復這一帶的根據地，使之與鄂豫皖邊區連成一片，并相機出擊武穴牽制敵人，進而威逼長江，配合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但是，張國燾卻不同意這個意見，要求紅四軍占領湖北英山，然后“攻打安慶市、威脅南京”（進攻安慶要通過200多公里的敵占區），至此，曾中生與張國燾兩人矛盾升級。7月中旬，曾中生和徐向前率領紅四軍1個月內連克英山、羅田縣、浠河、廣濟四城，殲敵7個團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斗爭。可是，張國燾卻對這個違背其“攻打安慶、威脅南京”錯誤方針而取得的勝利耿耿于懷，對曾中生更是懷恨在心。他連續發出四封指示信，命令部隊北返，反誣曾中生是“政治上重復已經破產的立三路線”，“放棄援助中央革命根據地”，與中央分局是“原則上路線上的分歧”。

1931年8月，張國燾召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軍委會聯席會議，擬定了《鄂豫皖中央分局關于鄂豫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聳人聽聞地指出：“在中央分局工作以來，全部鄂豫皖蘇區的黨，在路線方面都有所轉變，唯有四軍中這個轉變沒有開始。這里的主要負責人就是曾中生同志。在曾中生同志的領導下，四軍一般同志對于中央分局的路線是異常模糊的，對李立三路線錯誤實質是茫然不解的，曾中生同志用家長制的方式去領導紅軍，絲毫不進行戰線上的斗爭，對于傳達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線有系統的怠工，所以至今紅軍政治路線上的轉變還得從頭做起。因此，曾中生同志絕不能再繼續擔任四軍的政治委員，調到后方來考察?！?0月上旬，張國燾在潑皮河就紅軍南下問題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對曾中生進行“圍攻”“斗爭”。同年11月3日，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秦邦憲批復鄂豫皖中央分局，表示“在詳細研究了中央分局關于四軍的決議、分局的報告和四軍的報告以及四軍領導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后，完全同意關于反對四軍領導干部反抗中央局的正確路線的決議”。于是，曾中生被撤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政委職務，調到后方接受“考察”，政委一職由陳昌浩接替。

第三次反“圍剿”

1931年12月，正當曾中生被張國燾撤職、蒙受陷害時，黃安獨立團于12月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獨立師。在廣大指戰員的請求和強烈要求下，曾中生被調任黃安獨立師師長。曾中生毫不計較個人得失，勤勤懇懇地為黨工作。他看到這支部隊是農民武裝擴編起來的，新兵多、訓練差，就全身心抓部隊的軍政建設。在他的領導下，部隊戰斗力得到很大提高，曾多次配合主力部隊作戰，勝利完成任務。1932年1月，中國國民黨反動派對鄂豫皖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圍剿，國民黨軍第六十九師乘鄂豫皖紅軍主力圍攻湖北麻城之機，侵入黃安高橋地區。危難之際，曾中生指揮獨立第一師奮起迎戰，配合紅軍主力，打得敵六十九師狼狽逃竄，潰不成軍，殲敵千余名。

第四次反“圍剿”

1932年6月，蔣介石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為重點，發動了對全國各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敵軍采取“縱深配備，并列推進，步步為營，邊進邊剿”的戰術，計劃第一步攻占黃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將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主力驅出鄂豫邊境，第二步東西夾擊，進占以金家寨為中心的皖西根據地，第三步由北而南推進，將紅軍主力壓迫于英山以南之長江沿岸，聚而殲之。對此，張國燾提出“不停頓進攻”的冒險戰略，主張鄂豫皖紅軍主力第一步進逼羅山，破壞平漢路，消滅新到這一地區的敵人，第二步則沿平漢路南下，消滅宋埠、黃陂一線敵軍，威逼武漢。8月7日，國民黨發動總攻，張國燾主張由運動戰轉入陣地戰，正面硬頂，孤注一擲。當根據地內的重要城鎮和中心區域相繼被敵人占領時，張國燾由輕敵變為恐敵，無良策擊敵，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失利。

1932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轉戰豫南、皖西。在轉戰中，曾中生率領的獨立師在永家河打垮了數倍于己之敵的進攻，但他臂部中彈負傷，被送到總部醫院治療，未等傷愈，曾中生就回到部隊。這時，在敵人大舉進攻的情況下，張國燾的“左”傾輕敵一變而為右傾恐敵，完全喪失了粉碎敵人“圍剿”的信心，拉著紅四方面軍無目的、無計劃地從湖北經河南省向陜西省方向轉移。對于這樣重大的戰略行動，張國燾以保密為由，既不在領導干部中討論，又不作任何解釋工作，這引起廣大指戰員的強烈不滿。行軍途中，曾中生、繼勛、余篤三、張琴秋等一批紅四方面領導骨干認為這樣盲目流動是極為危險的。他們在一起商議，準備派人到中央反映情況，揭發張國燾的錯誤，要求中央采取緊急措施。

開辟川陜根據地

1932年12月8日，在城固縣小河口召開的師以上干部會議上，曾中生等人開誠布公，以紅軍撤離鄂豫皖蘇區以來活生生的事實，尖銳地批評了張國燾在退卻轉移中的錯誤和毫無民主的家長制領導作風。為了平息部隊的不滿情緒，張國燾表面上接受了批評。隨后，曾中生被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張國燾自任主席。小河口會議后，張國燾的家長制作風有所收斂，但他開始對曾中生等人產生怨恨心理。

1932年底，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進軍川北，開辟川陜蘇區。曾中生因負過重傷，行動極不方便。但是，他仍以頑強的毅力，越過蜀道天險，參與創建川陜革命根據地。次年2月，在四川通江縣召開的中共川陜省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上，曾中生當選為川陜省委委員。會議上，張國燾在川陜省委第一次代表人會上就指責曾中生在緊急關頭，散布群眾不滿領導，領導內部不一致以及種種瓦解中國工農紅軍的口號，來助長悲觀失望的心理。之后，曾中生參加了川陜根據地反川軍“三路圍攻”作戰。7月上旬，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進行整編時，曾中生被任命為方面軍參謀長。他及時總結入川以來的經驗，針對川軍這個新對手和四川省的山地特點，寫就《與川軍作戰要點》一文，供部隊學習，字里行間充滿紅軍必勝、川軍必敗的信心。

被害犧牲

蒙受冤屈

1933年8月初紅四方面軍在川陜地區站穩腳跟后，張國燾公開給曾中生羅織罪名，撤銷了曾中生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職務。然后，曾中生被張國燾以“右派首領”等罪名逮捕關押，嚴刑拷打，強令他寫所謂的“自首書”，交代小河口會議和在鄂豫皖時期所犯的“錯誤”，曾中生毫不屈服。在被關押的日子里，曾中生雖然失去了行動自由，遭受殘酷的迫害與折磨，但他仍然洋溢著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保持著旺盛的革命斗志。在被監禁期間，曾中生撰寫了《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要訣》《與“剿赤軍”作戰要訣》等3部軍事著作。

1935年3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開始長征。曾中生仍是被關押的身份，他拖著遭受嚴重摧殘的身軀，拄著拐杖隨軍行動。

被害犧牲

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與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會師，毛澤東在毛兒蓋與張國燾會見時，曾多次問及曾中生，張含糊其詞，說曾身體不好，正在后方休養。聽到這個消息，曾中生喜出望外。于是，他給黨中央、毛澤東寫信，愿接受中共中央審查，并要求重新工作。張國燾扣留了他寫給中央的信，不許他同黨中央領導同志見面。

1935年８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曾中生被張國燾派人用繩索勒死在四川卓克基北面的密林中，然后故意放出“曾中生通敵逃跑快追”的假消息，并組織武裝人員到附近山上“搜索”，整整折騰了一夜。到第二天，又放出“曾中生通敵逃跑，已掉進河里淹死”的謠言，后來還將看守人員抓起來關押、審訊，以圖掩蓋事實真相。由于張國燾的封鎖，黨中央一直不知道曾中生被害的消息。1936年2月8日，毛澤東、周恩來在陜北地區不放心，特意請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名義電示張國燾，要他對曾中生“須保全其生命安全，并給以優待”。

沉冤得雪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黨中央為曾中生平反昭雪，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并肯定他的一生是為中國人民解放、尋求真理、英勇戰斗的一生。1989年11月，被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為中共33位（最終確定為36位）軍事家之一。

軍事成就

著作

1925年，曾中生黃埔軍官學校學習期間，積極參加“青年軍人聯合會”，是《青年軍人》雜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10月，北伐軍占領武漢后，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筆。

1932年12月，曾中生雖處境艱難，仍致力于加強部隊軍事訓練，注重軍事理論研究，寫下《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要訣》等軍事著述。次年，曾中生在關押期間，張國燾強令曾中生寫“自首書”，交代“錯誤”。然而，曾中生寫下的不是“自首書”，而是心系中國工農紅軍作戰的《與“剿赤軍”作戰要訣》。這篇約3萬字的論著，詳細地分析了中國國民黨軍隊的10種“圍剿”戰法，總結了關于人民戰爭、關于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以及持久戰、速決戰和運動戰等有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后來，他的這本小冊子和其它軍事著述轉送到延安市，為毛澤東系統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

軍事思想

1984年6月，由盛仁學編著、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曾中生革命生涯及軍事理論造詣的《曾中生和他的軍事文稿》出版，曾中生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得到確認。曾中生雖然沒有提出人民戰爭的概念，但其“群眾戰爭”的思想實質就是時時刻刻依靠人民的軍事思想。他認為作戰要使用“群眾戰爭”的戰略戰術，這樣不僅有群眾的擁護和配合，而且還能保證兵員的補充， “到敵后方或四周行動，無一不需要群眾力量的配合??故中國工農紅軍致勝敵人，此為一切手段之中心”?？梢娫猩呀泴⑷嗣袢罕姷淖饔锰岣叩搅藨鹇愿叨?。內線和外線的實質是防御和進攻的問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于敵人強大和紅軍的弱小，“圍剿” 與反“圍剿”成為主要的作戰形式。這就決定了紅軍大部分時間處于被包圍的防御作戰態勢，即內線作戰狀態。曾中生認為，在紅軍具備殲敵條件時，采用內線作戰的戰法。游擊戰思想是曾中生軍事思想的重要部分，他對游擊戰的認識與研究非常地系統和深入。曾中生將游擊戰爭總結為“用少數部隊，采避實就虛，飄忽無常，隨機制敵的戰術，專門去號召廣大群眾斗爭，牽制敵人弱點，截斷敵人聯絡，破壞敵人后方，騷擾敵人周圍，而不必固定一個后方或與敵作持久戰對壘防御等等?！痹猩恢睂ⅰ帮h忽自主”作為指揮作戰的最重要原則。

人物評價

曾中生同志是能文能武、智勇雙全的中國工農紅軍領導人，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對黨忠誠、待人誠懇、才思敏捷，渾身充滿著革命者的戰斗激情和力量。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身陷獄中，仍奮筆書就了《與“剿赤”軍作戰要訣》這篇重要軍事著作；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干部提高軍事理論水平的基本教材。在軍史學界，有研究者甚至認為曾中生若不死，以他的杰出才能，必能被毛澤東重用，獨當一面，成為開國元帥中的前幾位，甚至能進元帥前三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評）

曾中生是共和國36位軍事家之一，是我黨我軍游擊戰、運動戰理論創始人之一。（紅網評）

因為當時不知道敵人全面“圍剿”的來臨：而鄂豫邊區由于對反“圍剿”的準備不足，也出現了倉促應戰的局面，假如不是曾中生同志及時采取一系列應急措施和紅十五軍及時到達，支撐局面，情形還要嚴重得多。經驗又證明：隨著中國工農紅軍力量的發展，……運動戰已成為我們克敵制勝的基本作戰形式。我們的防御，是運動中的防御：我們的進攻，是運動中的進攻。有進有退，有攻有防，忽東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敵人暈頭轉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這種戰法，叫做“飄忽戰略”，所謂“飄忽”，就是來無影，去無蹤，神出鬼沒，運動殲敵。經驗還證明：紅軍的壯大和根據地的發展，離不開正確的政治領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也是（臨時）特委根據中央六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積極糾正立三“左”傾錯誤的結果。停止冒險主義的進攻武漢的計劃，取消根據地內軍隊和地方兩個平行領導機關，恢復和建立特委和軍委的統一領導，采取集中精銳擊敵弱點和群眾戰爭的戰略戰術打破敵“圍剿”，整編紅一軍和紅十五軍，充分發動群眾配合中國工農紅軍作戰，以及解散“集體農莊”，按照人口與勞動力的標準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侵犯中農利益及破壞中小工商業的過“左”政策，統一財政管理等方針和措施，都很及時，很必要。尤其是曾中生同志擔任鄂豫皖特委書記、軍委主席，相當得力。這位同志，有戰略頭腦，工作實際，善于總結經驗，也能團結同志。在反“圍剿”的關鍵時刻到來，掌握全局，開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據地遠離黨中央，獨立性大，主要領導人的選擇特別重要。后來拿掉曾中生換上張國燾，是失策的。（徐向前在1984年4月寫就的《誘敵深入，飄忽制敵》一文中評）

1931年3月，徐向前和曾中生、鄺繼勛指揮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雙橋鎮殲敵三十四師5000余人。這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取得全殲國民黨軍一個整師的大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