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雌”出自清朝末年。晚清至民國的女杰認為自古以來“英雄”這個概念是以男性群體為主要，所以當時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概念名叫“英雌”。
涵義
它在晚清開始流行時，寄寓著中國個別女性報國的責任。
引申
標志人物：唐群英、等女界代表。
柳亞子：“良妻賢母真，英雌女杰勤揣摩。”
創(chuàng)作背景
受中外女杰榜樣的感染，晚清具有壯烈情志的女子日益增多，由此使得以往用于女性的贊美詞語大有相形見細、不敷應用之勢。此時因而出現(xiàn)了一批新造用語，試圖準確概括這些新女性形象。萬昭平、秦浩之稱許創(chuàng)立“對俄同志女會”的鄭素伊等人為“女中大志士”，《云南》雜志編者之贊美只身赴日留學的女士孫清如為“巾幗而須眉者” ，終不如高旭詩中喜用的“金閨國士”更精彩。“國士”乃國之精英，世上當?shù)么朔Q號的沒有幾人。女子而為國士，自是極高的贊譽。而高氏1905年作《游愛宕山》（其四）詩所寄懷的“金閨國士” ，正是其未婚妻何昭。二人日后的結合，為柳亞子比作“羅蘭、瑪利”，并非毫無來由。
不過，無論是“女英雄”、“女志士”、“巾幗須眉”還是“金閨國士”，其構詞方式，都是把關聯(lián)女性的用語疊加在原本指涉男性的語匯上，意在指出乃其人雖為女性而有男子氣概。與此同時，也有人為了突出女性的中心地位，將上述形式倒置，而成“英雄巾幗”一詞，如馬君武之“英雄巾幗古來難”、廣東省女士同之“英雄巾幗豈無人”均此例也。其說法仍不過是具有男子一般英雄氣概的女性。此類用法，字面上不免互相矛盾，且終究脫不開男性語境的范圍。為避免這一類的尷尬，其時己有人提出徹底解決的辦法。《中國女權憤言》的作者便站在女性的立場，主張使用“英雌”一語。文章厲斥“扶陽抑陰”之說流行，而使女子成為男子的“寄生物”，也失去了獨立的表述語面：
世世儒者，贊誦歷史之人物，曰大丈夫，而不曰大女子；曰英雄，而不曰英雌。鼠目寸光，成敗論人，實我歷史之污點也。
作者為清洗歷史污點，便自我創(chuàng)意，自署其名曰“楚北英雌”，以為女界表率。而這一更改，使女性由“女英雄”之類的修飾語變?yōu)橹行脑~，并完全擺脫了與男性歷來剪不斷的語言直至潛意識的依附關系，方始畫龍點睛地揭示出晚清女子獨立自主的全新精神境界。柳亞子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英雌”一語。所言“良妻賢母真齷齪，英雌女杰勤揣摩” ，實乃其反對“賢母良妻”教育的男性中心立場，要求女子教育以培養(yǎng)女英女杰為宗旨的諸多論述的詩語表述。不過，這一次對男性中心的否定，一直貫徹到與女性相關的詞語運用上。因而，其標舉“英雌女杰”，便不只是對“賢母良妻”的語詞貶抑，還將柳姓對女性一貫的尊重愛敬態(tài)度，準確、完滿地映現(xiàn)出來。晚清少數(shù)先覺之士對于男女平等要求之強烈、思慮之深入，也在以“英雌”與“英雄”對舉的語言改造層面上得到充分展示。盡管“英雌”這一新創(chuàng)詞語日后并未流行，卻無礙于其作為歷史遺留物的價值存在。
歷史演變
楊聯(lián)芬認為，晚清英雌的生成，是女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合流。也就是說，“英雌”形象的建構中，既有她們追尋自我價值、爭取自我權益的努力，也有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民族國家話語的感召。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地位并不對等，“英雌”們能量的增長和權利的訴求，需要絕對服從于救亡圖存的大業(yè)。但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英雌”們大多服膺[yīng]這種安排，二者并無大的沖突。如蔣智由悼念吳孟班：“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銷魂是國殤”，劉韻琴吊懷秋瑾：“女權未許庸奴占，種界空嗟異類團”，都可以看出女權追求對國家命運的自覺依附。
而在革命之后，救亡的任務已經(jīng)完成，昔日的啟蒙者搖身一變?yōu)閲覚嗔Φ恼加姓撸欠N尚武的、不守規(guī)矩的、反抗既定秩序的“英雌”便不再受歡迎。一如“楚北英雌”實為女學生，沈佩貞成名之前也曾在北洋女師范學堂就讀，晚清眾多的女子革命團體，女學生亦充當了主要力量。考察清末民初的“英雌”話語，可以說，女學堂是其誕生的溫床，女學生則是“英雌”出世前的主要身份。因此，分析“英雌”的現(xiàn)實處境，追根溯源，也須從女子教育的宗旨談起。
清季各路人士競言興女學，所持宗旨也大不相同。約略言之，學務官員和一般社會輿論大多主張由日本傳入的賢母良妻主義，而激進的革命者將女學生視為后備力量，平日即注意培養(yǎng)其反清意識，灌輸尚武思想，意在使今日學堂“文小姐”成為它日戰(zhàn)場“武將軍”，蔣智由1902年在務本女學的開校式上，即認為“今開學堂，則將使女子為英雄豪杰之女子”，而柳亞子1909年更是宣言：“良妻賢母真齷齪，英雌女杰勤揣摩。”這種與賢母良妻思想截然相反的女豪杰主義，直接刺激了辛亥前后女學生的革命、參政熱情，且與晚清小說中對英雌的描畫息息相關。
但在革命成功之后，女學生們對國事的熱情與貢獻很快即被懷疑、消解，《民立報》評論此前上海市的眾多從軍女士，認為“月糜無數(shù)金錢，于國事終無一補”，作者的結論是“女子從軍，有百害而無一利”。此種批評，較此前的熱望，已相去萬里。
曾有男學生以“經(jīng)”與“權”的關系來論述女性在平日與革命中的表現(xiàn)，認為“季清之世，提倡女學，亦明定宗旨，以養(yǎng)成良母賢妻為要義，何嘗教女子以從軍乎”，女子仗義從戎，只是“權也，暫也”，民國成立，自當重歸舊職：
幸生承平無事之時，其操井臼，事翁姑，理家務，作閫范，自當紹太姒之休風，傳孟母之衣缽，又烏能舍婦德婦工而專事槍林彈雨間乎。
這篇小學生的習作，顯示了男性啟蒙者在“英雌”問題上強烈的功利性，且頗能代表民初社會對于女學生的普遍心理。《教育周報》亦有文稱：“使女子欲為軍人者，吾非所望于今日之女子也”，“使女子盡為俠客者，吾亦非所望于今日之女子也。吾之所望者，即數(shù)千年相傳之婦德”。其用意乃在勸導她們重回學校與家庭，做賢母良妻或為國家培養(yǎng)賢母良妻。
民初的女子教育，經(jīng)過1912年曇花一現(xiàn)的參政熱潮之后，很快平靜下來。辛亥前混亂駁雜而頗具生氣的女學思潮，此時已經(jīng)變得明了、劃一，保留下來的是工具性十足的、充滿男權色彩的“賢母良妻”主義。新女性的角色安排，已難見到“英雌”之身影。對女子的評判標準，很大程度又復歸于傳統(tǒng)道德。這時再返觀晚清時的“英雌”，已經(jīng)多有變形；現(xiàn)實中要求參政的女性，已幾近眾矢之的。沈佩貞、唐群英諸人，自然被目為德行有虧，而挽救之法，唯有重回校園，積累學識，砥礪女德，如1913年《大公報》之議論：
女子乎！茍欲言女權，請先修女德，女德而不張也，女權適足以亡國。吾非僅謂唐（唐群英）沈（沈佩貞）諸人之女德有缺，吾特恐繼唐沈之芳躅，而繼起以濫用女權者，尚復大有人也。所謂女德者，無他，請以簡單出之，蓋亦德言容工而已。如欲得其詳，請返而從事女學。女學者，為女權之根本問題也。茍能孳孳于女學，而勿急急于女權，是非惟女界前途之大計，蓋亦中國今日之幸福。
晚清英雌們的初衷，是想以女學為起點，通過參與國家事務擴大活動空間，并以其對國家的貢獻來換取女權。然而在辛亥革命短暫的光榮之后，她們從軍和參政的經(jīng)歷都不被認可，在輿論和文學中都遭遇譏嘲。她們的角色，最終還是被安放到女學堂——這既是起點，也是終點。
綜上所述，可知“英雌”話語是在晚清救亡圖存的歷史語境下生成的，“英雌”的主要表現(xiàn)是革命與參政。這一詞語的感情色彩與革命、女學、女權諸種社會思潮聯(lián)系密切，在清末民初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此種演變，大體可以辛亥為界：革命之前，英雌為革命啟蒙者期盼和鼓舞；進入民國之后，則多被輿論嘲弄和唾棄，并在文學作品中全面淪陷。沈佩貞的遭遇，生動地體現(xiàn)了這一轉(zhuǎn)變。她的歧途與困境，背后正是眾多新女性在“賢母良妻”的性別定位下由家庭人、學校人走向社會人的惶惑和對男性由依附走向獨立的難局。而從現(xiàn)代社會與文學敘事的走向看，女性與國族話語、男權意識、傳統(tǒng)道德、商業(yè)文化的緊張關系，在相當長時間內(nèi)還將繼續(x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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