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伊斯特林，美國著名人口經濟學家，最早對主觀快樂進行理論研究的當代經濟學家，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
人物經歷
他在斯蒂文斯理工學院學習工程學，并于1945年以優異成績獲得機械工程學學位。隨后，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1949年）和經濟學博士學位（1953年）。伊斯特林通過參與西蒙·庫茲涅茨和多蘿西·托馬斯進行的美國人口再分配和經濟增長研究項目（1953年至1955年）而對人口統計和人口研究產生了興趣。他的著作包括《生育率革命：一種供求分析》《是否需要對不發達狀況進行歷史的研究》等。
學術研究
伊斯特林的生育供求分析理論
以伊斯特林為代表的運用西方微觀經濟學供給和需求分析理論來研究生育率變化的一種理論。他認為，對孩子的供給和需求共同決定著一個家庭的生育水平。但是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對孩子的供給和需求都會產生正的和負的效應。譬如由于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嬰兒死亡的下降，使成活的孩子供給增加，撫養成本的提高使對孩子的需求下降等等。因而，現代化會使對孩子的供需發生變化，從而引起一場“生育率革命”。他提出用供求理論來分析生育率從高到低的轉變，是對萊賓斯坦和貝克爾的理論的補充。他的分析的一個突出特色是結合社會和經濟現代化過程來觀察生育率的變動。他既強調純經濟因素對生育率變動的影響，又注意非經濟因素的作用。他特別強調公共衛生、醫療條件、強制性義務教育和家庭計劃對節制生育的重大作用。從發展中國家來看，由于人們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又沒有避孕的傳統和習慣，所以，加強正規的學校教育，普及義務教育，改善公共衛生、醫療條件，重視和認真推行家庭計劃，對于實現生育率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即對降低生育率、實現人口轉變是必要的。從這些方面來看，伊斯特林的生育率革命理論是有較大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的。然而，伊斯特林的分析仍過于理論化，對于現代化過程中各種變量如何對生育率變動起作用的描述不夠，特別是對社會習慣勢力和傳統力量對節制生育的阻礙估計不足。
主要著作
理查德·伊斯特林是最早對主觀快樂進行理論研究的當代經濟學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經濟增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們的快樂》中提出了所謂的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導致快樂增加。首先，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以及長期的動態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樂水平之間沒有明顯的關系。其次，在收入達到某一點以前，快樂隨收入增長而增長，但超過那一點后，這種關系卻并不明顯。第三，在任何一個國家內部，人們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樂之間也沒有明顯的關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內的許多其他因素會影響快樂。
他的這一發現被稱為“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又稱為“幸福-收入之謎”或“幸福悖論”）。現代經濟學是構建于“財富增加將導致福利或幸福增加”這樣一個核心命題之上的。然而，一個令人迷惑的重要問題是：為什么更多的財富并沒有帶來更大的幸福？而這就是“幸福—收入之謎”或“幸福悖論”的表現。
GDP的增長，許多影響幸福的非經濟因素會下降，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經濟因素帶來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現收入增加了而人們的幸福沒有相應增加的“幸福悖論。另一類理論注重的是“比較視角”。這類理論包括相對收入理論、參照組理論或攀比理論。這些理論從收入本身出發，認為個人效用與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關，但與社會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負相關；當社會變得更富裕時，攀比水平隨之提，導致收入—幸福曲線下移，從而使得總效用水平保持不變。羅伯特·弗蘭克（RobertFrank）的“相對消費理論”為該領域經濟學家的工作提供了一個參照點。在弗蘭克看來，一個人的主觀福利與其相對地位有關。這就產生了一個零和（zero-sum）地位競爭：一人受罰，大家無趣。因此，地位競爭僅僅導致個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的幸福并沒有增加。
個人獎項
伊斯特林獲得了多項獎項和榮譽，包括1970年至1971年成為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的研究員，1978年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1980年至1981年擔任加州理工學院的謝爾曼·費爾徹爾德杰出學者，1983年當選為計量經濟學會會士，1987年獲得南加州大學的伯靈頓北方杰出教師獎，1988年獲得南加州大學的勞倫斯世界體育獎，1988年至1989年成為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的研究員，1993年獲得美國人口協會的艾琳·B·泰伯獎，1998年獲得隆德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2006年獲得南加州大學卓越教學中心的梅隆獎，2006年獲得國際生活質量研究學會的杰出研究獎，2006年當選為美國經濟學會杰出會士，2009年獲得勞動經濟研究所的IZA獎，2010年獲得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盟的榮譽獎。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