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林（1900—1932.5.30），男，漢族，原名周金堂，后改名周郁文，南昌起義后化名李文林，江西吉水水田鄉石鼓村人。他是江西地方紅軍創始人，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參加南昌起義。1930年1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第一旅黨代表。
人物生平
李文林（1900—1932），江西吉水人，1921年考入江西省立法政專門學校。1923年1月，在南昌市參與組織江西民權運動大同盟，任庶務部副主任，3月參加"江西馬克思學術研究會"任書記，是南昌青年革命活躍人物，和當時青年才俊如袁玉冰、方志敏、龍超清相當熟悉，1923年3月北洋軍閥江西督理下令逮捕袁玉冰、趙醒儂等人，脫險后隨趙醒儂、方志敏去南京，袁玉冰被俘。1923年3月至1925年7月資料不詳，可能在南京或上海市一帶參加共青團活動并加入了共青團。1925年7月在上海參加黃埔軍校第四期入學考試，入經理科，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0月4日畢業后加入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并隨軍北伐。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江西省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1923年3月，參加江西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江西民權運動大同盟，是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1925年秋入黃埔軍校學習。1926年9月回江西省開展革命活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曾在國民革命軍教導團任教官，同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李文林是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1927年8月南昌起義后，奉命在贛西開展武裝斗爭。1928年任中共贛西特委委員兼秘書長。9月奉中共特委指示，將贛西工農紅軍第七、第九兩縱隊改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任團黨委書記兼團長。1929年2月，贛南十五、十六縱隊在興國縣勞蓮塘圩會師，李文林與特委雷震根據當地革命斗爭的需要，將這兩縱隊改編為紅軍獨立第四團。同年6月，任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四團行動委員會書記兼政委。
李文林很重視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隊戰斗意志旺盛。紅二、四團在他的指揮下，接連攻下了吉水縣、峽江縣、樂安縣、于都縣、南豐縣、廣昌縣等縣城，并將這些地方的小塊紅色區域擴大，形成以東固、延福為中心的贛西南革命根據地，有力配合了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0年2月任前敵委員會委員、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贛西蘇維埃政府常委兼軍委書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常委兼黨團書記、秘書長，紅軍學校校委兼校長，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省委)書記，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1932年5月30日在萬泰縣古坪村(今泰和縣境內)被錯殺，年僅32歲。
人物軼事
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后期，一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熱血青年懷著革命的理想，面對中國國民黨的屠刀，毫不畏懼地在江西南部農村展開武裝斗爭，創建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和“中國工農紅軍”。在這些青年中，有一個人名叫李文林。
李文林，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曾在黃埔軍校學習。北伐戰爭時期，李文林在朱德的第九軍擔任軍事教官，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他潛回家鄉，與曾炳春、段月泉等中國共產黨黨員秘密恢復中共組織，并發動了東固暴動，建立起江西紅軍第七、九縱隊。1928年9月，第七、九縱隊合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紅二十六軍紅二團），李文林任團長兼政治委員。后來他們又組建了江西紅軍獨立第四團（紅四團）。李文林等人率領紅二、四團在贛西和贛州市交界各縣進行游擊戰，開創了“東固畬族鄉”。東固位于江西吉安縣縣城東南一百二十余華里處，在吉安、永豐縣、吉水縣、興國縣、泰和縣五縣交界的邊境地區，四周崇山峻嶺，地勢險要，因此成為了“東固革命根據地”的中心。
1929年2月22日，毛澤東、朱德率領從井岡山市突圍出來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主力一路艱苦轉戰到達江西龍崗，李文林聞訊帶了一個連特地從興國蓮塘坪趕來迎接，并自告奮勇當“向導”，陪同朱、毛紅軍前往東固與紅二、四團會師。當朱、毛紅軍在李文林的引導下翻山越嶺來到這里時，這里的村村寨寨已是充滿了節日氣氛。家家戶戶打掃得干干凈凈，官兵們分別被領到各自的房東家，300多名傷病員也得到了悉心的安置。這里的人們挑著整豬整羊慰勞遠道而來的朱、毛紅軍，并湊集了成擔成擔的棉花給他們御寒。自從1月4日離開井岡山市以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且戰且走，一直沒有得到較充裕的休息和補充，已是疲憊不堪了，忽然來到這么個“根據地”，受到如此熱情的接待，官兵們的欣喜之情真是難于言表。后來陳毅在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匯報時說：“后到了寧都縣，發現有兩團中國工農紅軍，這是過去所不知道的。”他所用的“發現”二字，正可表達毛澤東、朱德等紅四軍領導人到達東固后的驚喜之情。陳毅當時還寫了一首詩，盛贊道：東固山勢高，峰巒如屏障。此是東井岡，會師天下壯。
當時，在了解了東固地區的情況后，毛澤東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領導人對根據地的“斗爭經驗”和成就極為贊賞。毛澤東在兩個月后給湘贛邊界特委的信中寫道：“這番我們到東固，則是另一種形式，反動勢力已驅逐了，政權完全是我們的，……邊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沒有，……敵人完全奈何他們不得。”陳毅在1929年9月1日寫給中共中央的《關于贛南、閩西、粵東江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中，一開頭就說道：“在本年2月紅（四）軍到贛南與特委發生關系，看著贛南群眾斗爭有兩個最紅的地方可以為贛南群眾斗爭的代表，一個是東固，為江西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團之根據地，另一個是于都之橋頭，為江西紅軍第四團之根據地。”以上兩個報告，充分地表達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領導成員對李文林等人的高度贊譽。而猶為重要的是，通過對紅二、四團和東固根據地經驗的研究和總結，紅四軍前敵委員會領導成員的思想認識有了新的發展，“乃決定拋棄固定區域之公開割據政策，而采取變定不居的游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對付敵人的跟蹤窮追政策。”這實際上就是后來名揚中外的“游擊戰爭十六字訣”的雛形。而后來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就是在東固根據地的基礎上逐步發展、擴大并最終形成的。由此可見，作為紅二、四團和東固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李文林堪稱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
李文林由于工作突出，自然就受到了中共江西黨組織以至中共中央的器重。1930年2月，在贛西、贛州市兩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贛西南特委的大會上，李文林當選為五位常委之一。在當時，贛西南特委實際上就是根據地黨的最高領導機構，特委常委也就是根據地黨的最高領導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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