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鐵嶺事件”是由于日本憲兵在鐵嶺清樂茶園滋事尋釁而引起的。清樂茶園建于清代光緒年間，位于鐵嶺市縣城內(nèi)廣裕大街西側(cè)，是當(dāng)時鐵嶺最大的劇場之一。
事件概述
Tieling Event
1929年9月23日，駐鐵嶺的日本憲兵隊六、七名憲兵酗酒后來到清樂茶園，故意尋釁鬧事。他們抬手就打，張口便罵，把個清樂茶園攪得一片混亂，營業(yè)被迫中斷。清樂茶園的老板見狀不妙，急忙報告了鐵嶺市公安大隊，請他們出面制止。鐵嶺縣公安大隊長盧振武，是個有骨氣的中國人。他立即派軍警數(shù)人前往出事地點，予以制止。驕橫跋扈的日本憲兵根本不把中國人看在眼里，他們不但拒不服從中國軍警的勸阻，反而大打出手，拳打腳踢，中國軍警因而受傷。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中國軍警進行了自衛(wèi)還擊。幾個憲兵回到憲兵部隊，立即調(diào)來大隊人馬，在日軍第19旅團長汾陽市少將的指揮下，將鐵嶺市公安大隊部團團圍住，還封鎖了廣裕大街。日軍在“大街兩旁，滿布陣式，阻斷交通，一時城市行人斷絕。”（《東北年鑒》，第343頁）。面對荷槍實彈、殺氣騰騰的日本侵略軍，盧振武大隊長命人將大門掩閉。不久，日兵將大門撬開闖入，將隊兵繳械，且將全隊帶走。并拘得附近商民百余名，排跪平地，百般凌辱。復(fù)大事（肆）搜翻，臨行綁去官兵三十余名，大槍五六十支；又將隊部文卷器具與附近居民楊雨奇、張仁政等數(shù)家所有物件，多數(shù)搗毀，衣服亦被搜掠盡；又將城西門外分所大槍搶去四支，始將街市日兵撤回。鐵嶺縣公安大隊長盧振武只身避于鐵嶺縣公署，幸免被捕獲。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蓄意制造的“鐵嶺事件”。
“鐵嶺事件”的出事地點清樂茶園所在地廣裕大街，本是中國領(lǐng)土，并非日本“滿鐵”附屬地，也不是日本“租借地”。中國軍警在這里行使主權(quán)和治安管轄權(quán)是完全正當(dāng)?shù)摹＞哂袗蹏庾R的中國軍警直接出面維護治安，并且阻止了日本關(guān)東軍憲兵隊的不法行為，這在近代中日關(guān)系史上也是比較少見的。關(guān)東軍絕沒有想到，中國軍警竟然有如此膽量，敢于管轄它們的憲兵隊。他們認為這一事件觸犯了“大日本帝國皇軍的尊嚴(yán)和利益”，豈肯善罷甘休? 尤其是日本關(guān)東軍一直在尋找機會，妄圖為發(fā)動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提供借口。如今，它們怎能放過這—時機?
于是，在“鐵嶺市事件”發(fā)生后不久，駐沈陽市之日軍守備隊當(dāng)即開來一部，以增援鐵嶺滋事之日軍。鐵嶺、開原市、昌圖縣一帶的日軍亦蠢蠢欲動，加強戒備，大有劍拔弩張、一觸即發(fā)之勢。
9月25日，沈陽遼寧交涉署和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分別向日本總領(lǐng)事館，日本駐華公使館交涉此案。第二天，鐵嶺交涉局奉令向鐵嶺日本領(lǐng)事提出嚴(yán)重交涉和立即釋放被綁走之中國軍警等條件。日方不但態(tài)度傲慢，迄不承認事實，而且還在9月26日“派官兵多名，到公安局恫嚇，種種行為，蠻橫已極。”(引自《東北年鑒》，第343頁。)9月27日，被虜之鐵嶺公安大隊官兵在日本憲兵隊俱受長跪毆打之辱。日軍不但大肆虐待和殘害中國軍警及附近平民百姓，而且捏造事實，反誣中國軍警挑釁，竟向鐵嶺市公署索要公安大隊長盧振武，意欲加害于他。日方這一無理要求，遭到鐵嶺市公署的拒絕。正在避難的盧振武，見屬下久未獲釋，心急如焚；自己欲挺身而出前去交涉，據(jù)理力爭，定會被拘押、受迫害，他“不堪凌辱”，遂憤而自殺。為此，遼寧交涉署交涉員向沈陽日本總領(lǐng)事再次提出撤懲肇事日官兵等要求。日方見盧振武已死，只好于9月28日將被拘捕之公安隊員及槍械釋還一部分。9月30日，日方又無理取鬧，反提出要中方賠償30萬元為4個被打的日本憲兵治傷，將出事地點廣裕大街劃為“滿鐵”附屬地等蠻橫無理的要求，遼寧交涉署予以嚴(yán)詞拒絕。從此，“鐵嶺事件”遂成懸案，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仍無結(jié)果。
參考資料 >
東北年鑒.知網(wǎng)空間.2015-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