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27日，是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字五十周年紀念日。這場震動全球的東亞戰爭結束半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史學家們紛紛著書立說，或回憶，或評論，或敘史，或爭議，從未間斷。關於這場戰爭的研究成果，確如汗牛充棟。人們之所以熱衷於研究一場戰爭，而且不厭其煩地從各個方面進行探索，不僅是因為它對1950年代及以後的遠東和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制約著中國、美國、大韓民國、朝鮮和蘇聯等一系列國家的對外政策走向；也不僅是因為引發這場戰爭的基礎，即朝鮮半島的分裂局面依然如故，圍繞東亞的危機時常困擾著鄰近大國的首腦和半島南北雙方的領導人；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時至今日，關於朝鮮戰爭仍然存在著許多未解之謎，其中既有研究者之間爭論不休的問題，也有尚無法對事實本身做出確切描述的懸案。
內容簡介
研究歷史，探索歷史事件的謎底，首先應該依靠檔案文獻。實際上，關於朝鮮戰爭研究的兩次高潮，也正是伴隨著歷史檔案的開放和利用而形成的。
第一次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首先是美國杜魯門圖書館國際關系研究中心在朝鮮戰爭25周年之際召開了一次大型討論會，出席會議的除一批歷史學家外，還有許多當時參與決策的美國軍人和政客，如駐朝鮮聯合國軍總司令馬修·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格羅斯(Ernest A. Gross)、杜魯門(Harry Truman)的特別顧問哈里曼(Harry Truman)、美國陸軍參謀長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美國駐韓國大使穆喬(John J. Muccio)等。會後編輯出版了《朝鮮戰爭：25年後的觀察》一書，引起了人們對朝鮮戰爭研究的再次關注和興趣。與此同時，從60年代起，美國國務院分年分卷陸續出版的《美國外交關系文件》，70年代中期開始公布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特別是在《1950年，第6卷，遠東和太平洋》和《1950年，第7卷，朝鮮》中，載有大量的「絕密」、「機密」和「秘密」文件，使人們對戰爭期間美國的決策內幕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據。英國外交檔案也根據保密30年的規定陸續開放。於是，從70年代後期開始，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活動便在英語世界開始升溫，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僅1981年便出版了4部頗具影響的專著，西方國家隨後掀起了一場規模不小的朝鮮戰爭研究熱。
然而，嚴格地講，對於了解這段歷史事實真正有價值的研究，到了20世紀90年代才陸續問世。個中原因就在於，作為戰爭一方的蘇聯和中國，其有關戰爭的歷史文獻始終隱藏在鐵幕背後，直到十幾年前，由於中國和俄羅斯歷史檔案的逐步開放，這些秘密才開始展現在世人面前。第二次研究高潮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延續時間長──直到今天尚有新作不斷問世；其二是波及范圍廣──研究者已經大大超出了英語世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此期恰逢朝鮮戰爭爆發40周年和50周年，吸引了各國研究機構和學者注意力，另一方面就是中國和俄國的檔案文獻不斷地披露出來。
1987-1990，年中國陸續出版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4卷、《彭德懷軍事文選》、《周恩來外交文選》和其他一些文獻。這些文件集公布了大量有關朝鮮戰爭問題的電報、信件、指示、報告等（大約300余件）；軍事科學院編寫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1988年）和當代中國叢書《抗美援朝戰爭》（1990年）也引用了大量檔案材料。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版了一批回憶錄、傳記和訪談錄。此後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1994年）、《周恩來年譜》（1997年）、《周恩來軍事文選》（1997年）、《彭德懷年譜》（1998年）以及《抗美援朝戰爭史》（2000年），也發表或使用了大量有關朝鮮戰爭的中國檔案文獻。
90年代初，俄羅斯開始大量發表有關朝鮮戰爭的回憶錄和采訪錄，其中包括在蘇聯政治避難的前北朝鮮高級領導人，如朝鮮人民軍作戰部長俞成哲(Yoo Song-chol)、朝鮮內務省副相姜相鎬(Kang Sang-ho)、朝鮮駐蘇大使李相朝(Lee Sang Cho)、朝鮮勞動黨書記處書記林云(Im Un)等人，以及當年參與朝鮮戰爭和了解內情的前蘇聯外交和軍事官員，如蘇聯駐朝大使捷連季·什特科夫(T. F. Shtykov)、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M. S. Kapitsa)、第64防空集團軍司令格奧爾基．洛博夫(G. A. Lobov)、擔任駐朝軍事專家領導工作的格奧爾基．波爾特尼科夫(Georgi Poltnikov)、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南日的首席顧問瓦倫丁．索濟諾夫(Valentin D. Sozinov)等人。有關這些回憶和采訪的文章在俄國、韓國和美國的報刊雜志上以不同文字大量刊出。
這一時期，特別在研究者中引起轟動性反應的是有關朝鮮戰爭的俄羅斯檔案開始大量公諸於世。如果說中國有關的檔案文獻完全是經過國家有關機構挑選和編輯後公布出來的，那么俄國檔案則幾乎都是未經編輯加工的原件。雖然剛開始披露的一批文獻是政府有關部門挑選的，但以後更大量的檔案則完全是學者們直接從檔案館中發掘出來的。無論在其數量上，還是在使用價值上，都是目前中國相關檔案無法比擬的。1994年，俄國政府解密了一批關於1949-1953年朝鮮半島問題的檔案文件，其中包括史達林與金日成、史達林與毛澤東的會談紀錄，中、蘇、朝三國領導人之間以及蘇聯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往來函電。這些原始檔案材料分別來自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和對外政策檔案館。當時的鮑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總統把其中216件檔案（548頁）交給了來訪的韓國總統金泳三(Kim Young-sam)，不久韓國外交部東歐局就根據這些文件編譯出《韓國戰爭文件摘要》（韓語），隨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便出現了這個摘要的中文本。
與此同時，美國獨立學者凱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專門在俄國檔案館工作數月，又復印了數百頁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文獻。這批文件的俄文復印件存放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喬治．華盛頓大學格爾曼圖書館的第七層），研究者可以自由使用。威瑟斯比還將收集到的部分檔案（約130余件）譯成英文，陸續發表在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研究該中心編輯的《冷戰國際關系史專案公報》上。此外，俄羅斯學者沃爾科格諾夫、巴加諾夫、托爾庫諾夫、曼紹洛夫等人也收集了不少朝鮮戰爭檔案，并通過他們的論文或專著披露出來。
目前在國際學界朝鮮戰爭研究中使用的俄國檔案還有兩個來源，其一是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根據該館收藏的文獻編寫的《朝鮮戰爭前夕及初期（1949年1月至1950年10月）主要事件年表》，該文件是由檔案文獻摘錄、縮寫或編輯而成，對於戰爭期間蘇聯對外政策的研究價值不言自明；其二是韓國國防部軍史編研究所影印的一本俄羅斯檔案專集，內容全部是關於蘇聯駐朝鮮軍事顧問團的報告、函電及相關文件（100多件），對於了解戰爭期間的中朝方面的軍事部署和作戰方針無疑是很有幫助的。
也許是機緣巧合，筆者在90年代初棄商求學，回到北京市從事蘇聯史和冷戰史的研究，恰好碰到俄國檔案解密和開放──這確是繁榮歷史學和推進研究的大好時機。作為中國（大陸）學術界的獨立學者，十余年來，筆者利用以前的經商所得，組織專業人員分赴俄國和美國，收集和整理了近15,000余件俄國檔案，并通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立項，建立了課題組，將其中8,000多件翻譯、編輯成冊，於2002年8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34卷36冊檔案專集《蘇聯歷史檔案選編》。但是，由於朝鮮戰爭問題在中國大陸一直是極為敏感的研究題目，所以，盡管該檔案專集是內部出版物（限正教授和司局級以上干部閱讀），仍禁止收入任何有關朝鮮戰爭內容的文件。筆者近年來一直從事有關朝鮮戰爭歷史的研究，對這批材料情有獨，因而進行了認真的整理、校對和編輯，只希望有一天這些珍貴的史料能為眾多以中文為主從事研究和寫作的學者所利用。
1996年，筆者呂振羽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史部合作，將當時收集到有關俄羅斯檔案（約270余件）翻譯和編輯成冊，供內部研究參考。後來又將其中涉及中蘇關系的文件（138件）加以注釋，發表在1997年《世界史年刊》上。然而，由於上述出版物發行量極其有限，能夠看到這些檔案文獻的不過百十人而已。況且，經過近幾年的努力，筆者收集和整理出來的有關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已有700余件，大大超過了目前散見於國外刊物的俄文、英文和韓語檔案文件。所以，筆者很想出版一套有關朝鮮戰爭的中文版俄國檔案專集。
2002年夏天，筆者應臺灣陸委會及“中央研究院”邀請，在臺北市進行了兩個月的學術訪問。期間，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任所長陳永發先生談起此事，不想一拍即合。近代史研究所決定正式出版這套文件集，而且就在朝鮮戰爭結束五十周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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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豆瓣讀書.2013-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