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野謙（平野 謙，Hirano Ken，1910年10月30日 - 1978年4月3日），原名平野朗（平野 朗，Hirano Akira），是日本的文學評論家和明治大學的長期文學教授。他是《現代文學》雜志的七位創始人之一。
平野謙于1910年10月30日在日本京都出生，原名平野朗。他的父親是一位佛教僧侶，業余時間寫文學評論。平野五歲時，他的家庭搬到了岐阜縣，他在那里長大。在青少年時期，平野拒絕了父親希望他繼承家業成為僧侶的愿望，而是選擇了進入名古屋市的第八高中，他的同學包括本田秀五和藤枝靜男。1930年，平野進入東京大學，但在1933年退學，1937年重新入學，并于1940年以文學學位畢業。在他的大學年代，平野參與了非法的馬克思主義組織以及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但隨著戰時國家壓迫的加劇，他與這些活動保持了距離。畢業后，平野在二戰期間在內閣信息局工作。
人物經歷
平野謙在1945年與本田秀五、羽仁田豊、新井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和山室靜一共同創辦了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他在雜志《新生活》上發表的文章《一個反論”引發了所謂的“政治與文學辯論》。此后，新日本文學會的無產階級作家與平野的《現代文學》團隊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1933年發表第一篇評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道路──讀唐木順三的〈現代日本文學序說〉》，提出客觀現實的變革者亦應提高自己的問題。后因日共發生“小特務事件”，開始對無產階級運動采取批判態度。在《關于〈斷層〉的性質》(1936)、《論高見順》(1937)等文章中，分析作家的轉向問題，提出知識分子自我道德完成這一主題進行探討。戰后初期，被選為新日本文學會中央委員。1946年與本多秋五等人創辦《近代文學》雜志，主張發展個性，形成“近代的自我”。
他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政治與文學辯論”以及1960年代初的“純文學辯論”中發揮了主要作用。
平野呼吁新日本文學會的無產階級作家對他們在戰時的責任進行更深入的自我反思。更重要的是，平野批評了他們文學中的“政治優先”，并呼吁更多元化的文學，尊重每位作者的個性。平野的立場得到了新井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等人的支持，但受到了中野重治、倉原惟人等與新日本文學會有關的人的強烈反對。
他所寫《一個反題》《基準的確立》《政治與文學》等評論，站在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立場，對戰前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和戰后民主主義文學堅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繼承戰前無產階級文學傳統等問題提出批評，并在對小林多喜二的評價和“政治與文學”關系問題上，同中野重治、巖上順一展開論爭。有關論文收在《戰后文藝評論》(1948)一書中。其中論及組織與個人關系等問題，對“戰后派”作家影響較大。他的文藝理論著作還有論述日本“私小說”的形成與停滯的《島崎藤村》(1947)、《藝術與現實生活》(1958)和《昭和學史》(1959)。1963年輯錄為報刊撰寫的評論成為《文藝時評》上、下兩卷出版。
1950年，平野接受了新成立的相模女子大學的文學教授職位。1957年，他轉到明治大學，直到他在1978年去世都在那里教書。
平野謙在1960年寫了一篇對之前不知名的作者倉橋由美子的短篇小說“派對”的好評，這是一篇尖銳地嘲笑日本共產黨官僚主義的諷刺作品，然后利用他的影響力讓這個故事在文學雜志《文學界》上重新發表。在文學雜志上，日本作家和評論家們辯論倉橋的故事是否有任何“文學價值”，以及平野推廣它的適當性，這成為了對共產黨在文學界影響力的不同觀點的代理戰爭。1961年9月，平野發表了一篇非常短的文章，其中他寫道，被高度贊揚的“純文學”只不過是“一個歷史概念”。這個評論的背景是類型小說，特別是松本清張和水上勉等作者的偵探小說的日益流行，以及日本文學界對于純文學，即“純粹”或“高雅”的文學，是有意為藝術而非為賺錢而寫的，正在被低俗的類型小說迅速取代的擔憂。對于這些恐懼，平野認為所謂的純文學并不是一個永恒和普遍的概念，而是一個特定地基于戰前和戰后時期的政治，并用來證明為什么某些書是可以接受的，而其他的書則不是。平野認為，某些高質量的類型小說值得被視為藝術作品。平野的立場引發了日本文學雜志對于類型小說（taishū bungaku，即“大眾文學”）是否有藝術價值的廣泛辯論。
在1980年代，文學評論家江藤淳嚴厲批評了平野在為內閣信息局工作期間寫的一些文章。江藤認為這些文章表明了平野對戰爭努力的支持，并使平野呼吁其他作家接受他們自己的戰時責任的呼聲顯得虛偽。
獲得榮譽
1959年，平野出版了一部影響力深遠的日本文學史，從1920年代到1950年代，《昭和文學史》。1977年，平野因其在文學評論領域的終身成就，被日本藝術學院授予了皇室獎。平野于1978年4月3日因蛛網膜下腔出血去世。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