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韓增友經劉振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在支部內負責宣傳工作。 1938年春，韓增友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參加了安吳青訓班革命舊址的學習。在抓武裝斗爭方面，韓增友和平朝工委一班人以原朝邑縣委在國民黨朝邑縣保警大隊和常備大隊中發展的共產黨員為基礎，繼續深入地開展工作。
韓增友
韓增友（1916——1985），別名葦堤，生于陜西省朝邑縣仁和鄉下魯坡村。
韓增友的父親名叫韓宏儒，以農為生，兼營釀酒作坊。平日為人豪爽，頗重江湖義氣，愛好扶困救危，在地方上小有名氣。當時，朝邑縣北部靠邊崖一帶土匪猖，拉人綁票之事常有發生，因其交結甚廣，出事之家多托他出面說情。韓增友的父親古道熱腸、有求必應，頗受四鄰八村鄉親們的稱道。
1932年，任朝邑縣長的宋秀峰剿匪無方。為了掩飾其丑，竟以“私通土匪”的罪名，將韓增友的父親押在獄中，多次嚴刑拷打，幾回死去活來，當堂問成死罪，家中已備棺木。后經多方說情，才以1200塊大洋贖回性命。時年近弱冠的韓增友正在大荔縣第一高等小學讀書，得知此事以后，心中激起對中國國民黨朝邑當局的無比憤恨。少年心性血氣方剛，口口聲聲定要為父報仇，并將自己的感慨寫在日記本里，被任班主任的青年教師劉振綱發現。劉振綱是一名共產黨員，他多次找韓增友談心，指出韓增友的想法和他父親的作為都是對的，應當去報仇雪恨，但不能以匹夫之勇去意氣用事，且單憑一個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夠的，必須團結眾友才可能辦到。韓增友聽了劉振綱的談話，頓時醒悟了不少。
第一高小所在的大荔縣城，是當時陜西省關中東府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城內的省立第二師范即建立有共產黨的特支。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后，城內各種抗日活動高漲。受到影響的第一高等小學成立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韓增友積極加入該組織，并被選為抗日救國會的執行委員。他不僅與同學們一起在學校內開會聲討日軍的侵華罪行，還走上街頭進行抗日宣傳，實施查禁日貨。為了支援抗日前線的軍隊，韓增友又與同學們步行十多里路，到羌白、許莊等集鎮鄉村進行募捐，此事在縣城各界和鄉間學校中影響頗大。
1932年11月，韓增友經劉振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在支部內負責宣傳工作。
那時的共產黨正受到“左”的思潮干擾。在一次總結學校開展的學潮情況會議上，上級黨組織派來的人員和支部內的一些黨員，竟錯誤地指責韓增友等雖然表現積極，但未能打死或打傷校當局的成員，造成較有影響的事件；沒有喊出帶明顯傾向的口號，讓當局知道是共產黨組織的活動；沒有充分利用同學們的情緒，使事件進一步擴大。這種不顧客觀實際而冒險蠻干的錯誤思想，必然會導致行動上的失敗。不幸的是大家當時未能看透其帶來的嚴重后果。在不久由黨支部組織的一次反對校當局限制學生行動自由和實行奴化教育的斗爭中，韓增友等學生便在上述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打傷了校長李端初和數名教師；破壞了學校的教學設施，高喊出“打倒中國國民黨”“擁護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等口號；甚至還發生了圍打灶房伙夫的事件。致使縣城戒嚴數日，軍警當局四處抓人，多名學生受傷，四名學生被逮捕押往西安市，兩名學生被迫害致死，斗爭失敗。韓增友雖然幸免被捕，但卻失去了繼續上學的資格。他后來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期間，深有感觸地在學習心得中寫到：“那次行動是‘左’傾冒險的產物，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是對的，但要有正確的策略，決不能不顧實際地亂斗一氣，結果是事與愿違。”
韓增友學上不成了，便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回到朝邑，與共產黨員孟子珍一起，在步昌、魯坡、南灣、伏坡和馬家莊一帶開展農民運動，建立起一個叫“貧農團”的組織。
1933年間，由于中共陜西省委和屬下的基層組織屢遭破壞，革命處于極其困難的時刻。這年10月，共產黨員樊振恒根據緊急召開的省黨團分子特別會議精神，來東府渭北各縣考察和恢復黨的基層組織后，決定成立中共大（荔）朝（邑）澄（城）三縣工作委員會。韓增友作為朝邑的代表出席了成立會議。會后，韓增友擔任朝邑與三縣工委單線聯系的負責人，組織領導貧農團成員利用夜晚走村串戶，宣傳“貧苦百姓只有組織起來，才能打倒土豪劣紳”的道理；在周圍各村中，開展反對重租子的運動；暗中組織貧農團成員搶收搶拾地主家種的谷物和棉花；利用集市組織學生演講，揭露日軍的侵華暴行，呼吁鄉親們抵制日貨。貧農團在這些活動中已發展到二三十人，李金德、李相成、范生茂等骨干分子被吸收為共產黨員。為了提高貧農團成員的素質，韓增友還秘密約請了三縣工委總負責樊振恒和中共大荔特支書記石懷璞來朝邑，給大家宣講中國工農紅軍和蘇維埃，講土地革命，講全國形勢。樊振恒在了解朝邑貧農團活動的情況后，曾贊揚說：“三縣工委成立以后，只有韓增友那里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運動搞得有聲有色。”
1934年春，韓增友和孟子珍利用安民鎮演戲之機，帶領貧農團成員張貼出“打倒縣長宋秀峰”、“鏟除貪官污吏”、“反對中國國民黨賣國求榮”等標語。國民黨朝邑縣黨部派人四處窺測偵探，孟子珍不幸被捕。韓增友知道后，立即在黃河灘下緊急召開貧農團成員會議，要大家提高警惕，夜晚離開村子以防不測。果然第二天一早，軍警便到魯坡村抓人，韓增友趁亂跳墻出走，直到孟子珍被放回以后，才回到家中繼續活動。
誰知狡猾的國民黨朝邑當局釋放孟子珍是一個“放線釣魚”的詭計。到了1936年1月，孟子珍又一次被押，韓增友也在第二天拂曉遭到國民黨便衣的逮捕。
國民黨朝邑縣黨部書記長伍步升見增友年齡不大，便企圖在人前露一手。他放出大話說：“一個剛20歲的娃娃，還用得著三審六問。讓我去辦，屎尿都給他倒出來。”誰知結果卻是一無所獲，碰了個不軟不硬的釘子。原來韓增友胸中早有主意，在當局開始審訊時，便裝做老老實實的樣子，承認自己參加過反帝大同盟和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并以懂事很少的口氣，問書記長參加這些組織算不算犯法。當問到一塊的同伙都有誰時，韓增友機智地供出了一個與當局很有淵源的同學張敬，搞得當局哭笑不得。惱羞成怒的伍步升豈肯善罷甘休，讓人對韓增友用鞭子打，杠子壓，用燒紅的烙鐵燙胸背。他雖被折磨得遍體鱗傷，卻始終咬緊牙關，既未承認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更未暴露組織和同志，回到獄中后還給大家講窮人如何與富人斗爭的故事，難友們直夸他骨頭硬。后韓增友的哥哥托朝邑商界名人霍潤生出面說情，抓不到任何證據的中國國民黨當局只好將他釋放。他出獄后仍然是一如既往，以韓星五開的肉架子和油坊為掩護，以拜把子結金蘭的方式，團結骨干聯系群眾，展開更加機密和隱蔽的活動。
1938年春，韓增友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參加了安吳青訓班革命舊址的學習。結業時，正逢國民黨第三十八軍十七師師長抗日名將趙壽山請求毛澤東主席給十七師選派一部分骨干力量，毛澤東指示中共陜西省委協辦此事，省委從青訓班和其他基層組織抽百余名人員，在三原縣組建了十七師教導大隊，韓增友便在1938年春按省委安排進入該教導大隊，一直到1944年5月的6年間，韓增友在中共三十八軍工委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活動，先后在團隊和軍部機關任排長、連長、教導大隊隊長、軍工委保衛隊副連長等職。在教導大隊期間，由韓增友等人組建的學生黨支部，僅在一年之中就培養發展黨員幾十名；在基層連隊時，為了粉碎中國國民黨反動派“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逆流，他和部分在三十八軍做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根據工委的安排，到國民黨漢中軍校去受訓，并在軍校集體加入國民黨，取得了按規定升任國民黨軍官的文憑資歷，完成了能繼續留在“國民黨軍隊中掌握軍權”的任務；在軍工委保衛隊期間，曾奉命秘密地處決了多名對黨組織有危害的國民黨軍官和共產黨的叛徒，保證了軍工委領導的安全，保障了軍工委與中共中央、陜西省委聯絡電臺的正常工作。
1944年2月，蔣介石為了排除異己，用調虎離山的詭計將趙壽山將軍強留在重慶市，另委派其親信張耀明接任第三十八軍軍長。軍工委根據情況的變化，決定把部分已受中國國民黨懷疑的共產黨員調離軍隊，他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離開軍隊，于5月份來到延安市，在中央黨校六部參加學習。通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韓增友思想上對過去的許多事情有了新的認識，覺悟亦有很大提高。在多年以后的回憶中，他仍滿懷深情地寫道：“延安中央黨校的學習，讓我受到一次十分深刻的教育，我雖然在1932年已經從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認識的許多地方還留在黨外，工作和行動中表現出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和庸俗的江湖行為習氣，對黨的很多基本觀點和基本原則是似懂非懂。通過這次學習，思想認識上終于有了新的飛躍。”
1945年秋，中共西北局根據黨中央關于抗日戰爭勝利后時局變化的指示精神，決定把原從國民黨三十八軍調到中央黨校學習的一批共產黨員，派往國民黨統治區開辟新的戰線。韓增友被派回家鄉朝邑，按照西北局制定的“以朝邑為中心，以黃河為跳板，在大荔縣、朝邑和平民三縣范圍內，聯絡從國民黨第三十八軍回到當地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開展廣泛武裝斗爭”的濱河區計劃進行活動。和韓增友一塊去朝邑的還有三十八軍教導大隊的淳化縣籍共產黨員羅曼中。根據黨組織決定，韓增友為這次行動的總負責，羅曼中配合做黨組織發展工作。
在從延安市回朝邑的路上，韓增友思潮滾滾不能平靜，耳邊不時響起行前西北局領導談話的聲音：“你們這次回朝邑去工作，是干指頭蘸鹽，是青石板上鍥”，“你們這次回去，要特別重視抓武裝工作”。回到朝邑縣下魯坡村以后，韓增友立即以原貧農團骨干韓星五開設的油坊為基地展開工作。為了解決活動經費問題，他設法與人合伙在黃河灘租地種西瓜；為了發展武裝，他設法購買武器裝備自己，又在當地的鄉保中物色工作對象或安插同志。就這樣，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不僅在本地立住了腳，且安全地接待了許多來往的同志，還發展了十多名共產黨員。國民黨平民縣保安大隊副大隊長王子敬三次過河打擊日軍歸來后，將在山西省收編的偽軍和地方武裝自編為“挺進軍第一支隊”。那時韓增友回朝邑后不久，為了更好地掩護身份，委托熟人在該支隊中掛了個“參議”頭銜。通過一段接觸，覺得王子敬為人正義豪爽，思想開明進步，便準備把王子敬爭取過來，在朝邑和平民兩縣境內建立起一支由共產黨掌握的武裝。雖然由于王子敬受地方個案牽連出事而未能達到目的，但卻為后來發展王子敬為共產黨員，進而掌握國民黨平民縣保警大隊，促成后來平民武裝起義的圓滿成功，創造了有利條件。為了粉碎蔣介石發動的全面進攻，中共陜西省委相繼派韓夏存和王仲甫到朝邑，對原根據組織安排進行“睡眠”隱蔽的中共朝邑縣委所屬黨組織及洛川特委、延屬分區、延安保安處等在朝邑發展的黨員進行了考察，決定“喚醒”這些黨員重新展開有組織的活動，并成立一個統一領導朝平地區所有黨員的組織中共平朝工作委員會。根據省委安排從朝邑趕到馬欄的韓增友聽到黨組織的決定后，心情非常激動。對朝邑共產黨的情況他原來是了解一點，但由于他回來之前上級規定了“不得橫向聯系”的嚴格紀律，所以一直未去觸動。他為這些同志能在國民黨統治區極其惡劣環境中堅持為黨為革命工作的奮斗精神感到敬佩。同時他也憑著多年的工作經驗，敏感地覺察到省委之所以采取這些行動，說明革命形勢發展迅速，苦難的家鄉離解放之日已為時不遠了。為了安全通過中國國民黨的封鎖線，韓增友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將朝平兩縣的共產黨員名單、地址等分為兩部分，與王仲甫一起默記心中。回到朝邑以后，秘密地與原中共朝邑縣委代理書記瑞庭及所屬基層組織負責人接通了關系，并在中共陜西省委派員蘇史青的主持下，于8月在下魯坡村成立了中共平朝工作委員會，韓增友被任命為工委書記。
經過艱苦的組織工作，截止朝邑武裝起義前的短短兩年中，以韓增友為書記的中共平朝工委屬下組織，除了原中共朝邑縣委和洛川特委等所建立的基層組織外，又在國民黨朝邑縣保警大隊、常備大隊內部以及合陽縣南村等處建立了共產黨的支部，共產黨員發展到429名。平朝工委的工作范圍不僅涉及到鐮山上下、北洛河南北，還與大荔縣、澄城縣、蒲城縣、潼關縣、耀州區、富平、華州區和華陰市等周邊各縣的共產黨員翟建華、董周溫、石懷璞、楊欽敏、薛永清、雷得時、范秉鈞、王夫杰、劉德懷、鄂衛華、史德、吳俊杰和張萬兆保持聯系配合工作。
朝邑縣向來紳權極重，地方紳士經常與上面派來的縣長發生摩擦。韓增友和同志們充分利用這個矛盾展開工作，不僅能直接讓當地的紳士為革命做事，而且在特殊的環境下，竟能驅使中國國民黨的縣長間接地給共產黨做工作。如1946年秋韓增友因處理“張鐵束事件”不幸被國民黨朝邑當局以土匪嫌疑逮捕關押縣城后，平朝工委不僅通過“內線”人員與韓增友串通口供，對他加以保護，且利用智謀鼓動國民黨朝邑縣黨部書記長劉映南，縣參議長李侃如、副議長李伯躬、民主人士穆云漢出面交涉，最終“迫使”縣長程如垣以“私帶槍支，實屬非法，槍支收沒，交保釋放”了事；韓增友出獄以后，仍受到國民黨兩宜、仁和兩個鄉鄉長肖誠、段仰賢二人的南北監視，他和羅曼中又利用共產黨員任俊臣與南灣村地主車鐵錨的二兒子關系密切的條件，住在車家的偏院，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1947年春，隱蔽于中國國民黨朝邑縣政府任軍事科長的共產黨員楊海潮被國民黨當局抽調為陜西保安二總隊第四大隊大隊長，率隊北上“進犯”陜甘寧邊區。楊海潮按黨組織的指示，給西野南下支隊和延河總隊傳送情報，巧計誘使保安二總隊中埋伏，捕殺其少將司令李俠，回來后受到八區專署的懷疑被關押。韓增友等分析情況后，仍然是利用內線關系，“動員”了縣參議長李侃如、國民黨朝邑縣黨部書記長劉映南、縣三青團干事張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中和鎮鎮長祁潤楚等各界人士，并通過這些人又邀請了縣長程如垣，一起前往大荔城內的專署中去探望楊海潮。并在專員薛慶衡面前為楊海潮開脫，最終將楊海潮保釋。楊海潮回朝邑以后，他又通過李侃如等出面，召開了有朝邑各界知名人士參加的接風宴會，反而大大的提高了楊海潮在朝邑的威望，為楊海潮后來擔任國民黨朝邑縣保警大隊的大隊長奠定了基礎。
中國國民黨當局為了武裝力量內部相互制約，規定縣保警大隊和常備大隊大隊長屬下的7個中隊長必須經縣長指派，但通過這兩個大隊的共產黨組織做工作以后，都能和擔任兩個大隊長的共產黨員楊海潮、劉鐘諧保持良好關系，自覺地給楊和劉說好話，甚至到了朝邑起義前夕，國民黨陜西省民政廳派來朝邑視察的大員在同各中隊長談話以后，所能得到的印象總是“朝邑是一個平穩的地帶，共產黨員活動很少”。
在抓武裝斗爭方面，韓增友和平朝工委一班人以原朝邑縣委在國民黨朝邑縣保警大隊和常備大隊中發展的共產黨員為基礎，繼續深入地開展工作。到朝邑起義前夕，兩個大隊中的共產黨員人數已達52名，其中兩個大隊長和兩個大隊附都是共產黨員；7個中隊長中有3個是共產黨員；21名分隊長中有17名是共產黨員；警備大隊特務班的13個人全是共產黨員。國民黨朝邑縣政府的軍事科長職務雖幾度易人，但始終都是由共產黨員擔任。全朝邑縣的11個鄉鎮中，10個鄉鎮的鄉鎮長或鄉隊附都是由共產黨員擔任的。到1947年8月，已被發展為共產黨員的王子敬，又奉命“出任”了中國國民黨平民縣保警大隊負實責的副大隊長，使得國民黨在平民縣的這支武裝也掌握在共產黨員手中。與此同時，他們通過努力，還在朝邑縣城以北鐮山上下和沿邊崖一線以及黃河灘中，建立了幾支共約200多人的游擊武裝。以上這些有利條件，為后來朝邑起義的圓滿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一舉摧毀國民黨胡宗南軍隊在澄城縣、合陽縣兩縣南部至大荔縣城組建的防御體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根據彭德懷司令員的安排，準備在1948年10月初發起荔北戰役。戰役前夕，平朝工委接到上級要他們去大荔縣城偵察敵情的任務。
當時中國國民黨的第十七、三十八兩個軍和三十六軍一部以及騎兵第四團等約數萬人麇集大荔北部，國民黨第五兵團司令裴昌會的指揮部和第三十六軍軍部就設在縣城以內。深知責任重大的韓增友決定親自去闖一闖軍警林立，戒備森嚴的大荔縣城。他設法弄到國民黨朝邑警備大隊的證明和著裝，托詞混進城內，找到隱蔽在城內的共產黨員石懷璞，經過三天的暗訪，終于弄清了國民黨第五兵團和第三十六軍各部的番號、位置和裝備等情況，還將駐軍位置畫成地圖巧妙地隱藏在自行車胎中帶出城外，受到西野參謀長閻要和三縱司令員許光達的贊揚。
正當他們緊鑼密鼓地為西野大軍將要展開的荔北戰役做準備時，化裝成中國國民黨常備隊員的西野三縱參謀田景山在偵察途中被捕叛變，供出國民黨朝邑縣常備大隊隊長劉鐘諧是共產黨員。情況的突變，直接威脅到隱蔽在國民黨政權內共產黨員的安全和黨的“濱河計劃”的完成。接到王子敬冒險送來的情報以后，韓增友立即安排劉鐘諧撤離，讓任常備大隊附的共產黨員張建勛帶好部隊，并把出事的一切責任都推給劉鐘諧。為了防止形勢進一步惡化，他又和羅曼中研究制定了應付緊急情況的兩套方案，讓劉鐘諧帶去向上級匯報。
情況反映到西野司令部后，彭德懷司令員考慮到朝平兩縣地域側敵側水，不宜于展開大兵團作戰；若行動過早，在中國國民黨大兵壓境的情況下又難以成功。為了能使起義正常進行和保障荔北戰役開始后西野大軍東側的安全，指示平朝工委按照第二套方案進行，于10月6日拂曉荔北戰役打響的同時，組織工委所掌握的國民黨武裝和共產黨游擊隊，舉行武裝起義。
10月5日午后，平朝工委接到上級下達起義的命令。韓增友立即根據原定方案，令羅南輝中趕赴縣城，協助楊海潮和王晏亭組織城內的起義工作，自己則留在城外，一方面指揮縣北部六個鄉鎮的起義行動，一方面等待奉彭總司令前來支援朝邑起義的范明和王俊率領的南進支隊的到來。多年的艱辛就要見成效了，誰的心情能不激動呢？但長期在地下工作嚴峻環境中戰斗的韓增友卻清醒的認識到，越是接近勝利的時刻，越是要保持冷靜的頭腦，任何欠考慮的不慎舉動，都可能讓迎面而來的勝利與我們失之交臂。城北六個鄉鎮雖然不是這次行動的主線，但卻是共產黨多年來在朝邑工作的重點地區，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這六個鄉鎮的群眾基礎較好，即使縣城內起義行動未能成功舉行，或是起義行動舉行后因中國國民黨派來重兵而不能在城內立足，但只要這里的起義成功了，城里的同志便有了退路，再加上派來的南進支隊共同依托地形控制住城北六個鄉鎮，照樣可以執行彭總交給的保障西野大軍東側安全的任務。于是，他不但按照平日掌握的情況，細心地為各個鄉鎮制定了具體的行動方案，還根據各個鄉鎮黨組織力量的強弱，在六個鄉鎮中相互調兵遣將。考慮到起義以后時局變化尚難預測，韓增友又布置讓一些隱蔽較深的共產黨員繼續堅持下去。等到去各鄉鎮傳達起義的具體命令和部署的同志出發以后，他又著手馬上安排得力人員，封鎖各條交通要道，嚴防走漏消息。
由于韓增友安排得周密細致，到夜里10點多鐘，縣北六個鄉鎮的起義行動在各地黨組織的努力下全部取得成功。這不僅為前來支援朝邑起義的西野南進支隊掃清了進軍道路上的障礙，而且對縣城以內的起義行動也是有力的支持與配合。午夜，范明和王俊率領著西野南進支隊，來到朝邑縣下魯坡村。剛聽完韓增友的匯報后，群眾便端來了熱氣騰騰的飯菜。范明和王俊等高興地贊揚說：“事前沒有想到朝邑黨組織的工作做得這樣好，基礎工作扎實，群眾熱情高，讓人覺得和解放區是一個樣。”當范明和王俊及西野南進支隊在韓增友等陪同下，于黎明趕到朝邑縣城外時，由楊海潮、王晏亭和羅曼中組織領導的朝邑起義城內行動，也已全部達到了預定的目的。大家立即投入布置警戒，審訊俘虜，構筑工事，警惕地監視南線和西線中國國民黨部隊的行動。
朝邑縣城內外的起義行動，在一槍未放的情形下取得圓滿成功，參加人員1300多名，攜帶槍械約1800件，彈藥10余萬發，被中共西北局贊譽為“我們在國民黨軍隊工作中一個成功的典型”，并將這次起義之所以能取得圓滿成功的經驗在全區推廣；彭德懷司令員還專門向平朝黨組織發來了嘉勉電，特別在電文中表彰了韓增友和楊海潮、王晏亭、羅南輝中四人。陜甘寧邊區《群眾日報》還就此事發消息予以褒揚。
當日下午，韓增友和范明、王俊及平民的代表研究了如何促成國民黨平民保警大隊起義的方案。后來，在平民起義因聯絡失誤未能成功的情況下，又特意布置王子敬繼續在中國國民黨政權內隱蔽以待再舉。為了掩護王子敬的行動，韓增友還專門派人提前將南進支隊和起義人員撤離平民縣城以及朝邑縣城的行動告訴王子敬，讓王子敬大張旗鼓地帶國民黨平民保警大隊“收復”了平民和朝邑兩座縣城。
在中共朝邑縣委和南進支隊、起義部隊因時局變化撤離朝平地區后，卷土重來的國民黨當局更加瘋狂地搜捕共產黨人，在縣內堅持斗爭的共產黨員高維岳、周一秋和周子棟等相繼被捕入獄，一些基本群眾也受到村中反動勢力的迫害，剛揚眉了數日的朝邑縣北部六鄉鎮又重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為了打擊中國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鼓勵人民群眾的斗志，新成立的中共朝邑縣委決定由韓增友帶領一支12人的武工隊重返朝邑。
朝邑起義成功以后，韓增友已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共朝邑縣委書記。撤到韓城市以后，組織又派王德明任縣委書記，韓增友改任副書記。他率領著精心挑選的武工隊成員，從充滿祥和氣息的韓城解放區重返環境艱險的朝邑國統區。他們白天隱蔽于縣北部的高明上，晚上摸黑奔波十多里甚至幾十里到塬下找共產黨員或革命群眾了解情況，宣傳政策；或是警告打擊那些進行反攻倒算的中國國民黨鄉保人員和農村反動勢力。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就使得國民黨朝邑縣當局的政令無法在縣北部行使，鄉村中反動勢力的氣焰也大為收斂。與此同時，12人的武工隊在斗爭中，發展成為一支百余人武裝游擊隊。
由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1949年春節攻勢的摧枯拉朽，國民黨胡宗南軍隊一面收縮防地，一面加緊撤退前的掠奪。一天，韓增友收到國民黨朝邑政權內統戰對象穆云漢送來的情報，說國民黨當局要強行運走安民糧倉內幾十萬公斤糧食。韓增友在游擊隊武裝一時無力阻擊的情況下，立即趕赴駐韓合地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野二軍軍長王震處。王震軍長聽后，馬上派部隊繞路前往截擊中國國民黨的運糧隊，并協調地方政府組織馱騾和車輛來朝邑運糧。為了配合二軍的這次運糧行動，韓增友不僅說服了被國民黨當局強迫而來運糧的車老板將已裝上糧食的車輛調頭北上，還從北部六鄉鎮中動員三、四十輛大車前來支援。在后來召開的軍民慶賀運糧任務勝利完成大會上，王震軍長特意將韓增友請上主席臺，坐在他和王恩茂政委的中間，并在講話中表揚說：“在這次運糧工作中，韓增友積極負責，機智勇敢的帶領游擊隊員們給部隊以有力的配合，我代表二軍黨委和全體指戰員對韓增友和朝邑游擊隊員表示感謝。”
1949年3月初，朝邑縣城迎來了第二次解放。3月4日天將拂曉，韓增友按照縣委事先安排，率領游擊隊悄悄繞過縣城，在城南約五公里北洛河北岸通往華陰市公路兩側埋伏下來，準備截擊從朝邑縣城潰退而來的敗兵。誰知由于多天來共產黨大軍壓境的形勢，中國國民黨朝邑縣縣長劉邦治、保安團正副團長白棟梅與程水潮等已成驚弓之鳥，在前半夜得知有共產黨部隊進攻大荔縣城的消息后，立即帶領著大部分走卒逃往南洛河以南。當大荔軍分區部隊于3月4日清晨向朝邑縣城發起攻擊時，留下的殘兵敗將剛聽見槍響就放棄抵抗，慌亂地擁出縣城南門向華陰一路逃跑，被韓增友帶領的游擊隊阻擊，在三人被擊傷四人被擊斃后，余部都乖乖地做了俘虜。
此后，朝邑又經過一次短暫的反復，全縣便轉入新生革命政權的建設工作。時與朝邑一水之隔的華陰市還處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下，逃亡于此的國民黨朝邑保安團和部分土匪武裝時刻夢想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韓增友又根據縣委的決定，帶領游擊隊員在渭河邊構筑工事，與之隔河對峙。敵人雖仍不時地隔河放槍，但卻始終未能越雷池一步，給朝邑的建政工作提供了一段難得的安定環境，直到這幫家伙后來全部投降。
1950年5月，平民縣并入朝邑縣，復任縣委書記的韓增友領導和團結全縣的干部和群眾使縣里的互助生產、籌糧借款、剿匪反霸、救災支前等工作及抗美援朝運動都走在全地區的前列。但在鎮反工作開始后的一件事，卻把韓增友推到兩難之中。原來，前中國國民黨朝邑縣黨部書記長劉映南曾在護救共產黨員時出過力，在朝邑起義被俘后人民政權不計前嫌，將其教育后釋放，誰知劉映南不思悔改，不僅在國民黨軍隊重占朝邑后復任舊職，還積極派人到各鄉鎮搜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縣人民政府因其民憤極大將其收押。這劉映南是韓增友堂妹靜玉的丈夫，其岳母韓三娘還是韓增友的養母。靜玉母女倆多次一把鼻涕一把淚向增友苦苦哀求的情景令他心中不忍，但增友深知這是不容混淆的公私問題，他一次次耐心地做工作，說劉映南曾救過自己，怎能不知恩當報。上次共產黨已寬大為懷，讓其悔過自新。不料他卻死心塌地地為中國國民黨反動派賣命，殘害共產黨員和群眾。他走到今天這一步也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最后仍堅持上級決定將劉依法處決。韓增友這種公私分明大義滅親的精神，受到全縣上下的交口稱贊，都說他立場堅定，不徇私情。
1952年，韓增友調任中共渭南縣委書記。雖然已是經濟恢復的最后一個年頭，而群眾的生活仍較困難，期盼著利用冬季農閑之時抓好副業生產。為來年的發展積累資金。韓增友向黨組織提議：“一定要抓好冬季副業生產工作，把群眾從瑣碎的會議、事務中解放出來，以便為來年的生產打好基礎。只有解決實際問題，才能真正讓人民翻身。”中共渭南地委曾在1952年11月26日的通報中贊揚說：“增友同志這種親自下鄉檢查工作，發現問題，并及時向地委寫來報告的領導與工作方法是好的，是值得稱道的。”
解放初期形勢變化迅速，在干部的配備工作中，便出現了或因干部短缺影響工作，或在配備提拔干部中忽視政治條件。韓增友指示組織部門積極培養和提拔，以補充全縣區、鄉干部所短缺的部分，還特別強調了要注意干部的社會主義和道德品質。他在向地委起草的報告中旗幟鮮明地提出：“選拔干部時不注意政治，是一個十分嚴重的錯誤，若如此下去，組織不純的問題將是難以克服的……”
1957年，韓增友由中共渭南地委宣傳部長調任為陜西省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主持工作）兼黨委書記。這件事對增友來說是很高興的，他早在延安中央黨校上學期間，就是學員中的體育活動積極分子。到任以后，他除了積極建設體育設施和努力提高專業人員的水平外，還按照毛澤東主席提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號召和農村中只顧生產不抓體育的具體情況，在省二屆三次人代會的發言中提出：“要更好地加強農村的體育工作，為農業和生產服好務。重要的是要強調普及與提高……”他又到各地檢查督促，終于使陜西的體育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專業配合得以普及，從機關走到民間。
在那場黑白顛倒的全國大動亂中，已因病退居二線的韓增友卻被打成了“走資派”和“牛鬼蛇神”而受到批判與關押，家屬及子女俱受到株連，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的問題才被徹底平反。
1985年11月6日，韓增友因患腦出血與世長辭，終年6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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