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嵐子監獄舊址在北京市西城區草嵐子胡同19號。1931年9月國民黨政府為關押北平市、天津市兩地被捕的共產黨人，把這里作為臨時看守所，1932年3月改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俗稱草嵐子監獄。
監獄坐南朝北，西邊有一座灰色二層小樓，是當年監獄當局辦公的地方。樓的后院有幢長筒狀的房是牢房，牢房分為南監和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各有24間牢房。為西城區重點保護文物。
元代此地屬積慶坊四鋪，明清時屬皇城西苑范圍，多是為宮廷服務的設施和倉儲之地，均不見有"草嵐子"地名。但此地原有酒醋局、羊房(后訛為養蜂)夾道、御馬倉草欄等地名，"草嵐"似由"草欄"諧音而來，成名于民國初年。
不屈的斗爭
上世紀30年代，殷鑒、楊獻珍、薄一波、安子文等一批共產黨人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他們迅速著手成立獄中黨支部和紅色黨校，決心“扛著紅旗出獄”。1933年何應欽統治北平市后，加強了對政治犯的審查，放風次數少了，時間短了，不許看書看報，時常搞突擊檢查。為此，獄中黨支部再一次對全體黨、團員進行了嚴格的教育，堅定了大家的革命信心。
1933年敵人開始了第一次反省大審查，這次是談話式的，提出家庭關系、個人前途、政治立場等問題讓大家回答，借機威脅利誘，大家早有準備，都以“我們抗日有理，愛國無罪，我們無過可悔，無省可反！”鏗鏘應答。第二次大審查是政治犯挨個被叫去回答兩個法官的輪番提問，政治犯沒被問著，倒把法官們呲了一鼻子灰。第三次大審查是嚇唬式的，敵人把政治犯叫到飯堂里訓話，語重心長地說再不轉變就統統槍斃，這豈能把同志們嚇倒，第三次審查也只好草草收場。
審查不成，敵人轉而變著法地從生活上折磨共產黨人了，1934年的冬天，北平市奇冷酷寒，大家凍得直打哆嗦，敵人就是不給生爐子。獄中的伙食也比以前更糟了，新病號不斷增加，老病號病情一天天沉重，獄中黨支部發動大家進行集體絕食斗爭。7天7夜后，敵人沉不住氣了，答應了同志們提出的一些條件，允許大家看書看報，給病號和身體不好的人下銬，增加幾個窯爐，改善伙食等等，絕食斗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薄一波是大名鼎鼎的才子。在草嵐子監獄，華北地區的中國國民黨當局凡碰到內政外交不好解決的問題，就來問這個高級顧問。這一點，在國共雙方的檔案中都有記錄。薄一波總是來個下回分解，話說到關鍵的時候，總是話鋒一轉，給不給你們支招，得請示我們黨。國民黨沒辦法，只好代他去找組織。這樣一來，薄一波跟中共華北局取得了穩定的聯系，時不時有限度地給國民黨出出主意，想想辦法，也最大限度地爭取到了一些政治條件。中共瓦窯堡會議的文件，同志們就是在監獄里看到的。
草嵐子監獄里關押著的同志們的情況牽動著黨組織的心。1931年，中共唐山軍委書記孔祥禎不幸被捕，關進了草嵐子監獄。一年多后，孔祥禎因病保釋出獄。1936年的一天，孔祥禎在黨的北方局工作的徐冰同志家中接受了一項任務：黨迫切地需要一大批干部出來工作，黨中央已做出了決定，給草嵐子監獄里的同志指示，讓他們用假自首和登報啟事的辦法出獄。
怎么能和草嵐子監獄聯系上呢？一次上街，孔祥禎偶然遇到了幾年未見的獄友魏文伯。魏文伯提出自己的侄兒魏茂林跟監獄有些聯系，可以往監獄傳送東西。很快，第一封由孔祥禎給獄中黨支部書記殷鑒的密信到了殷鑒的手中。殷鑒又傳給當時的支書薄一波同志等人看。大家覺得來信可疑，擔心是敵人設下的圈套，更不相信是黨中央的指示。第一封密信就這樣擱下來了。緊接著孔祥禎又寫了第二封信，說明了局勢，明確地代表組織做出了出獄指示，并向大家做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保證。獄中同志見到這封信后共同商議，由楊獻珍用外文執筆向北方局和黨中央匯報了他們“不同意登報出獄”的意見。
對于“假自首”營救獄中同志集體出獄的模式，薄一波開始時一聽就不干，他認為這樣以后就講不清楚，清白也不清白了，他寧愿把牢底坐穿，也不想這樣出去。最后經中央批準把“假自首”記檔，他才勉強同意。
外面的同志焦急萬分，不久第三封信又傳了進來，這次是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等人寫的，隨信附來了北方局向黨中央建議中主要內容的抄件。信中充分證實了這些信件是黨中央的指示，讓同志們打消了顧慮。這么多人同時要求出獄，敵人也沒見過這種陣勢，難辨真假，更不敢貿然批準，一個月過去了還沒有消息。就此，獄中支部認真分析研究后決定，分批出獄。
1936年8月底，第一批獲釋的薄一波、周仲英、楊獻珍等9位同志出獄了。黨組織根據獄中同志的聯絡暗號，送去了一只雞，表示的確是組織上指示出獄的。就這樣，又經過三三兩兩前后的8次出獄，53名同志全部獲釋。為了減少敵人的注意力，大家出獄后分散活動，在街上行走彼此裝作不認識，后來逐漸和黨組織接上了關系，并接受了黨的工作分配。
出獄以后，任弼時同志專門和薄一波一行談話，安定他們有關假自首的心結和情緒。一次，柯慶施對薄一波開玩笑說：你們出來時還拿架子，三請諸葛亮。
61人的出獄，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條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1943年，薄一波還向毛澤東匯報他們被營救出獄的經過，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同時，還對他們在獄中的斗爭給予了肯定和贊揚。
但是，這事到了“文革”，被康生等人利用，大做文章，并借此整倒一大批當年曾在草嵐子監獄里的同志，最后一舉拿下劉少奇。直到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于“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的通知》，正式為“六十一人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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