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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合村并居，亦稱合村并點，有的地方稱之為合村并鎮或合村并城，是一種通過整合鄉鎮臨近自然村土地并安排農民合并居住至新社區的方式，也是一種實現土地集約化利用、農民統一化管理，以及農村社區化發展的模式。

中國的合村并居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上世紀80年代末鄉鎮企業發展推動的合村并居、21世紀初期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推動的合村并居、2005年農業稅減免和新農村建設共同推動的合村并居。合村并居于21世紀后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就實施結果而言，合村并居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城市工業化的用地需求，推動了現代農業的發展，提高了農民的福祉水平，推動了系列產業發展。但是，個別地區在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強制搬遷、模糊標準等情況，以及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一刀切”等問題，引起了當地一些群眾質疑。如2020年，山東省在全省范圍內推行的合村并居遭到嚴重質疑，有消息稱山東某些地區合村并居工作的開展，存在強制、威逼和利誘等不合規行為，同時懷疑個別地方利用政策增加地方財政收入。

產生背景

社會背景

長期以來，中國農村地區普遍存在“三高兩難”等問題，如村莊數量多、規模小導致村級組織運轉成本過高，基層負擔過重；空心村比例過高導致土地嚴重浪費；基礎設施建設成本高導致公共服務水平低；群眾也因村級管理水平較低無法在其帶領下增收致富。以上種種持續制約著農村的發展，傳統農村治理結構也成為打破城鄉二元分割、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最大阻礙。此外，諸多地方政府連年面臨債務危機，城市發展已無法為集體建設用地讓位，合村并居成為釋放集體建設用地的有效方式，也成為化解地方債務危機的有效途徑。通過合村并居改革落后的農村結構和管理體制，改善群眾的生產生活環境，更好的集約土地發展經濟。截至2017年10月，山東省農村居民點人均用地238平方米，遠遠超出國家規定的人均150平方米的高限標準。

產生原因

合村并居這一模式的出現可以幫助中國農村地區解決在行政管理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存在許多的問題。首先，中國部分地區的行政村人口規模較小、居住分散，而且城鎮化導致許多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所以村內常住人口數量少于戶籍人口數量，且處于持續減少狀態。這導致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居高不下。合村并居后，新型農村社區的居住人口和地域面積都會實現合理范圍內的增長，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公共資源利用不高效的問題。其次，中國農村宅基地制度以“一戶一宅、無償取得、無期限使用”為主要特征。制度規定下，部分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農民不愿退出宅基地，導致農村宅基地閑置。而其他符合分戶條件、具有宅基地申請條件的農民卻因此無法以合法合規的形式獲得宅基地。合村并居將起到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的作用。最后，合村并居模式之所以得到政府的大力倡導，主要是因為該模式可以有效解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建設用地不足的問題。通過合村并居節約出的土地資源，可用于城市建設和發展，解決城市人口的居住、生活、就業等問題。

除上述原因外。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近年債臺高筑，在去債務杠桿的基調下，在城市已經拆不動的情況下，擬通過合村并居，拆掉小村莊攢成大社區，釋放出大量集體建設用地，再將這些建設用地指標賣給發達地區以化解債務危機；另一方面，部分省份農村人口多，村莊規模小、密度大，管理成本高，擬通過合村并居集中管理，并盤活鄉村發展。同時將農民趕上樓，“提升”其生活水平。

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

中國第一階段的合村并居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終于90年代末。當時的農村改革推動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城市資本和技術下鄉與農村勞動力和土地過剩共同催生出許多鄉鎮企業。隨著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建設用地短缺問題越來越突出，該階段的合村并居就在鄉村內生發展動力的驅動下開始。但是，第一階段的合村并居影響范圍僅限于沿海發達鄉村，且隨著鄉鎮企業急劇衰落而喪失內生動力。

第二階段

中國第二階段的合村并居受21世紀初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的推動，不僅變得越來越普遍，甚至成為部分地區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該政策通過土地資源整治釋放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再將建設用地指標轉移至城市，以滿足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用地需求。但是，該階段合村并居的主要目的并非推動新農村建設，而是保障城市的工業化發展。

第三階段

2005年左右，合村并居進入以新農村建設為目標的第三階段，該階段伴隨著全面免除農業稅費帶來的一系列契機和問題。首先，農業稅費的減免導致基層政府財政緊缺。對此，中西部地區普遍實施合村并居，以節約行政開支。其次，新農村建設的形式主義也推動了合村并居的進程。

模式影響

積極影響

合村并居通過農村土地資源的集約化整理，實現了城市與農村、農村生產與生活的共同發展。對于城市而言，合村并居將分布零星、閑置廢棄的農村住房建設為立體化樓房，不僅實現了土地集約利用，更為城市工業化用地提供了大量的建設用地指標。同時，合村并居過程中的建設需求還帶動了水泥、裝修、家具等一系列產業的發展。對于農村而言，合村并居的積極作用更為明顯。首先，合村并居作為一種重要的鄉村振興政策，在提升村民村務參與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該模式推動了現代農業的發展，在集中土地資源的同時，集中了分散的人才、金融和資產，進而實現種植面積的集約化、農業生產的標準化以及先進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其次，顯著提升農民整體福祉水平，具體表現為人均建筑面積的增加、生活設施的改善等。第三，新農村社區建設催生出物業管理、家政、社區服務等新業態，既解決了農民的就業問題，還為社區住民提供了配套服務。

負面效應

合村并居作為探索式的新農村建設模式也存在諸多問題。比如，在未清晰說明新社區建設地點和時間的時候，就開始拆遷動員；在補償標準的問題上，不考慮農村意愿、不允許質疑和拒絕；新建的農村社區嚴重脫離農村實際，無視鄉村農家群落規劃，忽視農戶家庭支出能力等。一些農民房屋被拆后，住在臨時搭建的板房里；一些農民雖然上了樓，但干的還是地里的活，在田邊搭窩棚；一些原本各有所居的農民被安置在一套房里，婆媳矛盾、翁婿矛盾激化，個別地區因在推進落實合村并居過程中的不合理行為，由于拆遷工作推得急，后續政策跟不上，以及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問題，“齊步走”“一刀切”式合村并居是否適合當地發展階段、經濟基礎、社會文化傳統等問題，遭到群眾和輿論的質疑。

爭議事件

中國最早在2000年開始出臺有關合村并居方面的文件，2001年，山東省就曾針對農村“合村并居”出臺相關文件，2004年開始實施，后于2008年在德州試點，隨后山東省在全省范圍內推行“合村并居”。但2020年，山東省在全省范圍內推行的合村并居遭到了社會輿論、專家學者的質疑。相關報道稱，山東省內某些地區合村并居工作的開展，存在強制、威逼和利誘等不合規行為，同時懷疑山東個別地方利用土地增減掛鉤政策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此外，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研究員呂德文等學者也紛紛撰文，公開質疑山東省部分地區的合村并居，不顧農民利益，損害農民權利。

2020年5月12日，賀雪峰發表了《合村并居，何必拆農民房子？》一文，以德州市為典型案例，揭示了山東省推行合村并居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亂象。他在文章中介紹，德州市2014年規劃將8000個自然村全部拆掉，建1000個左右的大型社區。由于財政緊張，不得不靠貸款建社區，向農民收取建設成本，以及降低建設質量標準。結果是農民搬到社區生活質量下降了，生產生活更加不方便了，還將原來計劃到城市買房的積蓄用于買了社區質量很差的住房。

對此，山東省政府于2020年6月17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山東省自然資源廳黨組書記、廳長李琥在發布會上回應推進合村并居過程中出現的相關輿論。首先，否認“一刀切”，否認下達指標任務、大規模大拆大建以及運用土地增減掛鉤政策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質疑。其次，承認在農村社區建設具體實施過程中，存在個別項目論證不充分、政策宣講不到位、工作作風不細致、方式方法簡單等問題。

同年6月23日，呂德文發表的《山東“合村并居”的真實情況》一文，再次讓山東合村并居成為輿論焦點。對此，山東省領導班子迅速回應。6月26日，中國共產黨山東省委員會副書記、代省長李干杰強調，農村社區建設要綜合考量考察，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堅持依法依規推進。次日，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在山東省美麗宜居鄉村建設視頻會議上提出，暫停正在實施但群眾意見較大的、正在研究準備實施的以及已經研究尚未實施的新農村建設工作，進行重新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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