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寶鈞（1893年12月25日－1971年11月1日），字子衡，號古頤、適齋，河南省南陽市人，中國著名考古學家。1922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他在河南省立南陽中學任教后，轉至省教育廳工作，并多次參與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新中國成立后，郭寶鈞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并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兼任考古專業教授，為中國史學會首屆理事。
人物經歷
1922年郭寶鈞從大學卒業后，返回故鄉，邀約友人創辦了南陽中學。數年后，他被調至開封河南省政府教育廳任職。1928年他以河南省教育廳代表身份，協助摯友董作賓先生首次的殷墟宮殿宗廟遺址考古發掘。1931年春殷墟第四次發掘時，他和梁思永同時加入史語所考古組，當時殷墟領導李濟對他們非常器重，曾表示梁思永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訓練的考古家，對考古組的組成和方法上均有極重要的貢獻；郭寶鈞是同仁中最不怕困難，最能想辦法的人。是年秋天，他又參加殷墟第五次發掘，他吸取了山東歷城區龍山鎮城子崖發掘城墻的經驗，并且結合文獻，肯定了殷墟「文化層內的聚凹紋」及是版筑遺跡，推翻了“水波浪遺痕”的殷墟水淹說。此外，他提出殷人居住的兩種形式，即地下的居穴及地面上的宮室，認為殷代末期是由居穴到修建宮室的過渡期。他又探討了“覆穴竇窖”和“黃土堂基”的問題，這對殷虛建筑基址的研究提供了具啟發性見解。
郭寶鈞分別主持了殷墟宮殿宗廟遺址第八次及第十三次的發掘，在第十三次發掘中，他采用大面積翻的方法，這不僅可研究遺址的層位關系，還可研究各種遺址的平面分布情況，由于方法的改進，發掘收獲遠超以往諸次發掘。這種方法是考古工作者結合殷墟的實際情況逐漸摸索出來，而非接西方考古學中直接搬過來的。1950年春郭寶鈞以年過半百之齡，重返河南安陽發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及其附近的排葬坑，在曾多次遭盜的遺址中發現了不少遺跡和珍貴的文化遺物，包括可證明當時是處奴隸社會的被殉殺者人骨，及中國現存上古石磬中最精致的虎形大石。
郭寶鈞先后兩次參加了史語所在東城縣龍山鎮城子崖的發掘，并與梁思永等人合編《城子崖》，在報告中首次命名為“龍山文化”。他重于古器物考證，是命名龍山文化中常見之陶(規)(鬲)之第一人。
1932至1933年，郭寶鈞主持了浚縣辛村的四次發掘，清理了從西周公國早期至春秋初年的墓葬82座。浚縣辛村的發掘不僅給研究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也擴展了史語所考古組的發掘范圍，而且在時代上由殷延續到西周，開創了周朝考古。他在《山彪鎮與琉璃閣》報告中，首次提出“列鼎”問題，并對衛國及魏國墓地作詳細的考證，而且還對其隨葬銅器的年代作出具體的分期。
七七事變，郭寶鈞在輝縣琉璃閣的第二次發掘被迫停工。1954年春郭寶鈞主持洛陽市西郊的發掘，雖然他已過花甲之年，但依然每天到工地去指揮工作。他結合了文獻，在考古上首創了對洛陽“王城”的位置進行探索。
貢獻
郭寶鈞在青銅研究領域也做出了顯著貢獻。他的《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在郭沫若的青銅分期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青銅器的分期研究。他還獨創性地將鑄銅技術的進展作為研究青銅器分期的標準，并對殷周車制進行了深入研究，推動了該領域的發展。
郭寶鈞未隨史語所遷臺，而是留在了中國大陸，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務。1971年11月1日，郭寶鈞在北京逝世。
作品
郭寶鈞主要作品有：《B區發掘記之一》《B區發掘 記之二》(1928年)、《城子崖》《磁縣磁業調查記》(1931年)、 《濬縣辛村古殘墓之清理》(1936 年)《古器釋名》《戈戟余論》《中國古器物學大綱一銅器篇》 (1941年)、《薛氏款識齊候鐘銘 讀法考》《由銅器研究所見到之 古代藝術》《古玉新詮》《宮圍燕居圖彩素描》《記殷周殉人之史實》(《中國奴隸制與封建 制分期問題論文選集》)、《1950年春殷墟發掘報告》(1951年, 《考古學報》第5冊)、《輝縣發掘中的歷史參考資料》(1954年, 《新建設》3期)、《洛陽古城勘察簡報》(1955年,《考古通訊》1期)、《1952年秋季洛陽東郊發掘報告》(與林壽晉合著,《考古學報》第9期)、《洛陽西郊漢代居住遺址》(1956年,《考古通訊》 1期)、《1954年春洛陽西郊發掘報告》 (1956年《同上》2期)、 《殷周的青銅武器》 ( 1961年，《考古》2期)、《中國青銅時代》 (1963年，三聯書店出版)及專著《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
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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