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稅之弊指的是明朝時期由于靠礦監和稅使征收礦稅，導致的一些列民間反抗的事件。
背景
明代礦稅，也稱坑冶之課，包括金、銀、銅、鐵、鉛、汞、朱砂、青綠(礦質顏料) 等礦產物質課稅，以金、銀為主，其他皆微不足道。銀金礦開采大都采用官府壟斷制，由政府主持開采。間有民采，須經允許，其課額也重。
過程
明初，統治者不主張開礦，認為投入勞力多，產出礦銀少，雖然訂有礦稅稅額，但數額極少，人民負擔較輕，如福建省各地礦場歲課僅2 670 余兩，浙江省歲課為2 800 余兩。
永樂年間，朱棣雖也反對采礦，但礦禁已松，礦課逐漸增加，福建礦課歲額達32 800 余兩，浙江達82 070 兩，但已導致地方負擔加重、礦民疲困、治安混亂等問題。
明中期后，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政府開始重視礦冶，廣泛組織開采，“稅由此大興矣”。
嘉靖以后，采礦大都由中官、權貴把持，成為主要搜刮之所。
明萬歷時派太監征收礦稅，成為虐民暴政。萬歷二十四年(1596 年) 詔開各處礦冶，并專派宦官為礦使、礦監，承旨四出勘查，乘機勒索錢財。從此，礦監橫行天下，不市而征稅，無礦而中國輸出入銀行，勒索銀課200 萬兩。自萬歷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礦稅荼毒，禍及各地。礦稅苛索成了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評價
聞之銀鏤金品，列之《尚書·禹貢》；人璣貝，載在《周禮》。國有常經，非可以無藝征之也。況王者藏富于閭閻，天子不下求金車，良以多欲者仁義難施，貨者亂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謹也。趙頊奕葉升平，邊封貢，海內乂安，家給人足。而乃苞桑之憂不系于慮，日中之弗虞于懷。遠賢士大夫，親宦官宮妾。女苞苴，陰性吝嗇。孳所談，利之所萌耳。逮至萬歷二十四年，張位主謀，仲春建策，而礦稅始起。于是命張忠往山西省，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陜西省，陳增駐山東省，高寀領福建省，楊榮辦云南省，丘乘云駐四川省，李敬攝廣東省，郝隆、劉朝用采池州市，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珰雜出，諸道紛然。而民生其間，富者編為礦頭，貧者驅之墾采，繹騷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礦務之外，天津市有店租，廣州市有珠，兩淮有余鹽，京口有供用，浙江省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市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荊州市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莫不設珰分職，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系檻車；百姓奉行，若驅駝馬。雖漢室牢盆，桑、孔乘傳，熙、豐手實，雞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
至乃國法恣睢，人懷痛憤，反爾之誡，覆舟之禍，亦間有之。以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陜西省，陳奉激變江夏區，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市，楊榮激變云南省，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省。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宮不省，疏入留中。其始因礦稅而設珰者，繼則珰熒然托命言礦稅。其始因珰媚而迎合在礦稅者，繼則珰肥而交結在宮闈。植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善乎！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逮至三十三年，而稅歸有司，礦使停罷，輪臺之悔，不亦晚乎！然且兩載以還，稅監不革，七年之后，為池復開，比之衛武飲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抑何習與性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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